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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化视野下的陕西旅游英语翻译论文

时间:2023-04-11 07:46:35 其他范文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了论全球化视野下的陕西旅游英语翻译论文,本文共7篇,供大家阅读参考。

论全球化视野下的陕西旅游英语翻译论文

篇1:论全球化视野下的陕西旅游英语翻译论文

论全球化视野下的陕西旅游英语翻译论文

全球化时代,人力物力的流动更加便利,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也愈加激烈。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多彩,旅游资源丰富,是国内外游客心中比较向往的目的地之一。旅游英语翻译是全球化思想文化交往的重要媒介工具,更是推动陕西旅游产业实现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辅助,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一、陕西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陕西地处我国内陆腹地,处于黄河中游、汉江中上游,位于地理版图中心区,是连接东部、西北、西南地区的桥梁和枢纽,纵贯南北、连通东西,区位优势显着,战略地位突出。地理上,陕西从北到南地跨陕北黄土高原、关中渭河平原、陕南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丰富,自然景观分布多样,地形地貌独特优美。现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个,国家级森林公园3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29个,省级森林公园45个。

陕西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省份,自周开始先后有秦、汉、隋、唐等13个朝代在此建都,时间长达一千一百多年。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古称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闻名世界的四大古都之一。陕西境内历史遗迹丰富,分布广,历史久,数量多。有各类文物点3.58万处、各类博物馆151座,仅古代帝王陵墓就有72座。

陕西是我国较早发展旅游业的省区之一,起初主要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发展旅游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旅游产业对陕西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以“人文陕西・山水秦岭”为整体形象品牌,陕西旅游立足国内旅游,大力发展入境旅游,不断加大国际国内促销力度。陕西旅游业实现旅游总收入1713亿元,累计接待境内外游客2.32亿人次。其中,接待境外游客335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16亿美元。接待国内游客2.29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609亿元。陕西省20全年累计旅游投入达221.6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60.7亿元,旅游景区投入109.1亿元,旅游饭店投入34.1亿元,其他旅游设施投入17.7亿元。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轰轰烈烈展开,《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的出台,陕西旅游业的发展将迎来更大的机遇。

二、全球化视野下陕西旅游英语翻译的新特点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旅游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空间大大扩展,文化交流的功能逐渐凸显。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经济地位显着提升,全球化旅游更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新兴增长点。旅游英语翻译是为旅游活动、旅游专业和行业所进行的专业英语翻译活动。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助力剂,旅游英语翻译如何面对全球化这一趋势及其所衍生的问题。

语言是人们进行文化交流沟通的重要媒介,更是将陕西文化介绍给国际游客的重要桥梁。英语作为一个国际通用的语言,是我们实现陕西旅游产业国际化的重要语言工具。由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文化趋同性和存异性越来越明显,不论个人主观意志的喜好与否,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旅游英语翻译也难逃全球化的影响。在全球化潮流下,陕西旅游英语翻译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陕西旅游英语翻译将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文化差异的影响。入境旅游人数的不断增加,必然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的频繁。国家间、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成为旅游英语翻译必须去深入考量的重要因素。如何使国际游客了解深厚独特的陕西文化,弥合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成为陕西旅游英语译者的重要难题。

第二,网络资讯的传播。互联网络不断普及,资讯流通空前便捷,国际间文化交流逐步深入。在陕西旅游产业的发展与推广中,必须考量利用社交网络、微博等新媒体,以英语发布陕西特色景点、人文风情、美食等,扩大陕西旅游的知名度。

第三,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平衡。全球化的不断扩散导致了全球文化的趋同化,主流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此时,更应该关注当地的本土文化。全球化时代,陕西旅游也在与时俱进,大量西方文化入侵。如何将原汁原味的陕西旅游文化传承保留,并且与其他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

第四,译者知识储备的提升。任何工作良好的开展完成都离不开从业者的努力与付出。全球化时代,陕西旅游业将迎来大量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国际游客,这对译者本人对于全球化及中西文化的了解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谙熟各国文化差异,精通陕西本土文化脉络,专业知识扎实的译者,在旅游英语翻译中才能做到得心应手。

三、全球化视野下陕西旅游英语的翻译策略选择

旅游英语翻译由于受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以及陕西本土文化的限制,如何能准确的表达展示陕西博大精深的旅游文化资源成为一大难题。在遵循功能对等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选择科学的翻译策略尤为重要。

1、规范性音译

陕西旅游资源丰富,历史遗迹众多,各个景点多有与之相随的一些传奇故事。景点名称的翻译上更是存在着很大的难度。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些具有丰富历史背景意义的景点,在翻译时应该采用音译的方式。这样可以提高景点的可辨识度,也可以传播陕西文化。但是在采取音译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域内译法的统一性。政府应该召集相关学者、专家,对于陕西的著名景点和重要人文地理风情的翻译进行深入研究,制定标准,确定规范固定的译法,实现旅游景区英文翻译标准化管理。同时旅游从业者、译者也要主动使用这些固定的、规范性的英文名称。规范性名称的使用和推广将消除翻译混乱,极大的提升陕西旅游资源、风土人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例如,Xi’an BEilin Museum(西安碑林博物馆),Dayan Pagoda(大雁塔)。

2、策略性意译

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直译并不能完全实现将陕西文化介绍给世界的目的。一些陕西特有的食物如羊肉泡馍、凉皮、肉夹馍、灌汤包子等,如果不采用意译的方式,更会使国际游客一头雾水。为了能使国外游客更加直观、准确的了解陕西饮食文化,我们必须大量采用意译的方法。如Crispy Pastry Baked on Hot Cobbles(石子馍)。策略性意译对译者的文化知识水平要求较高。策略性意译应该以注释法和类比法为主。注释法主要是在音译的基础上辅之以必要的注释,以便于更好的理解。如Shaanxi Sandwich: Stuff Chinese bread with cooked pork(肉夹馍)。

3、增减结合

陕西旅游景点历史悠久,加之汉语表达习惯的唯美婉转,在旅游英语翻译时应该根据情况做到适时地增加与删减。增加与注释不同,增加是对被译内容相关资料的扩展延伸,以便于游客能更好的理解被译的源内容。在介绍与神话传说有关的景点时,应该增加神话传说故事内容的翻译,从而真正传达出景点的历史文化内涵。如介绍华山时,就必须增加对与华山有关的宝莲灯传说、金庸小说等的解释。对于一些过于冗杂的内容,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便可予以删减。同时,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信息交流的便捷与频繁,一些基础性、常识性的内容也可以删减,从而做到简洁明了,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篇2:全球化视野下的电视节目策划论文

全球化视野下的电视节目策划论文

摘 要:从《超级女声》真人选秀节目火遍大江南北,到如今《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极限挑战》等一系列一线明星真人秀节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真人秀节目无疑为中国电视市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成为目前电视市场不可缺少的标杆内容。自1958年开始,中国电视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加上引进内容与新媒体内容的竞争,“注意力”资源的争夺决定着电视节目内容和策划的重要性,本文旨在基于全球化的视野,通过产业视角进行分析,结合目前发展现状,寻求中国原创电视节目走出国门的可能性。

关键词:全球化电视;电视节目策划;真人秀;传媒产业

自1958年5月1日至今,中国电视已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在这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电视不断调整模式,创新内容,为中国观众不断带来经典与惊喜,然而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信息爆炸和信息过剩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时代背景,国内内容、国外内容、传统媒体内容、新媒

体内容,不同形式的内容糅杂在一起,将电视节目市场转移成完全竞争的买方市场、“注意力”资源的争夺。

电视节目市场目前的竞争是充分和综合的竞争,不仅有台与台之间、频道与频道之间、节目与节目之间的竞争,还必须面对同样在寻求创新的纸媒、广播等其他传统媒体的竞争,而在这些传统媒体内部竞争之外,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新媒体的强大竞争对整个传统媒体都是巨大的冲击,现如今,观众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时间碎片化,二是选择多样化,时间的碎片化导致传统媒体无法完美匹配观众的“消费时间”,内容好但却无法消费,选择的多样化则导致对内容和制作的要求及其严苛,甚至在策划阶段,内容的粘性就被提上首位,形成“追看”是目前电视节目最期望的局面,然而面对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整个产业链从策划到制作,再到宣发都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局面。

一、电视节目策划发展

所谓电视节目策划的概念无须赘述,如前文所述,整个电视节目策划如今更是一个大概念,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节目的定位和选题、整体风格、特定内容、效果评估,更是涉及到执行层面的执行特点、宣发阶段的概念提炼等全系内容,同时在节目制作甚至播出的过程中也需要策划团队紧跟节目发展,时时调整节目内容和细节,因此如果说节目本身是电视产业的产品,那幺电视节目策划就是每个电视节目产品的不能或缺的魂。

从建国之初到如今,近六十年来国内电视节目市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制作人主导到制片人主导再到策划人主导,在对观众注意力不断的竞争中,市场也越来越由“卖方”转向“买方”,观众的需求成为电视节目策划最重要的出发点。同时根据近几年电视节目市场的发展,引进节目所占比重越来越多,策划和开发一个全新的节目内容无疑是具有挑战难度和试错风险的,国外已成功电视节目的模式无疑相对风险更低,同时由于网络的开放和内容的互通,国外成熟的电视节目模式在国内也都具有一定的种子受众,但当越来越多通过版权引进国内再制作而被搬上荧幕的`电视节目充斥市场时,对国内原创的动力和打击都是巨大的,我们更应从策划的角度关注国外成熟节目的成功原因,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寻求再创新,甚至根治本土市场和本土文化,寻求原创节目的成功并且基于版权交易越来越成熟的市场,将自身的原创节目带到国门之外。

二、电视节目类型

如同为产品做广告时需要先了解清楚产品所属的行业和品类,做电视节目的策划,同样需要先了解电视节目的类型划分和每个电视节目类型所对应的模式及特点,内容是可创新原创的,基于特定的节目类型,创新不同的节目内容,了解清楚节目的分类和特点有助于节目内容的策划创新,当然,电视节目类型本身也是可创新和动态发展的,符合时代规律的电视节目类型得以发展和创新,而另外一些节目类型有可能整体都会被时代所淘汰。

美国是较早的对电视节目的类型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国家,所以我国在研究电视节目的过程中,对电视节目类型的研究主要借鉴美国的电视节目类型理论,国内对电视节目基本上按照:电视新闻资讯节目、电视谈话节目、电视文艺节目、电视娱乐节目、电视纪录片、电视剧、电视电影和电视特别节目这八种类型进行划分。

真人秀节目是电视娱乐节目的次类型,也是目前国内市场上最流行和最受欢迎的类型,由于篇幅有限,本文笔者主要以真人秀节目为研究对象。

三、真人秀节目的本土化发展

真人秀节目是一种在一定的活动规则之内,参与者完成活动并且所有行动过程中被记录下来并制作成节目展示给电视观众的节目形式,参与者所参与的活动有一定目的,同时参与者要在规定的情境中按照既定的规则进行,具有故事化、情节化的特征。

真人秀节目起源于欧洲,公认最早的真人秀节目是荷兰电视节目《老大哥》,最初真人秀节目大多是以户外求生类为主,在比较危急、原始的环境中,参与者与其他选手发生强烈的竞争,求得生存与自保,节目内容通过表现选手之间的竞争展现人性。

真人秀节目进入中国已有十余年历史,我国第一个真人秀节目是6月广东电视台的《生存大挑战》节目,之后央视及湖南卫视等各大地方频道纷纷开办真人秀节目。是真人秀节目在国内发展最快速的一年。其中,“表演选秀类”成为最大赢家,这种节目以“海选”、“全民娱乐”、“民间造星”为主要特征,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选秀类真人秀作为高潮开端,真人秀节目在国内红遍大江南北,尽显此节目类型的魅力。

现如今,电视真人秀节目已成为国内电视市场的中流砥柱,遍地开花,处处结果,然而,同质化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各大频道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创作提供自家内容,尤其是引进节目,电视台通过高价收购国外电视节目版权,再在本土化过程中寻求创新。

篇3: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金融法发展路径研究论文

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金融法发展路径研究论文

国际金融法源自于国际经济生活,而且能够对国际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当前,金融全球化趋势已成为国际经济生活中的一大显著特征,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生活等产生了十分广泛、深刻的影响。在当前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国际金融法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势头,并在有关各领域取得了很多实质性进展。当前,在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影响之下,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必须寻求新的发展路径。笔者就此对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提出了国际金融法在金融全球化体系下的发展新动向。当然,这一种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压力或是一种需求。把握好这种压力或者需求,就能更好地把握国际金融法的发展脉搏。

一、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法的关系

当前,国际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动向与鲜明特征,突出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已全面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以商品、服务、技术与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再加上各类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与重组为主要特征。经济全球化作为经济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全面延伸与必然要求,可以说是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依存度在逐渐加强、加深。经济全球化在内容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部分:一是生产全球化,二是贸易全球化,三是投资全球化,四是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与高级发展层次,是由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大特点——经济领域中的金融化所引发的。经济金融化,主要是指实物经济已经被金融经济所代替,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在逐渐加深,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日益深入地表现在国际金融关系上,比如,国际债权与债务关系、国际股权及股利关系及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在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十分突出地表现出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所谓国际金融法,是指国际金融关系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应当说,不同时期的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金融因为其自身更加适合数字化与终极市场,因而已经成为经济生活当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与战略性的重要因素,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与影响在不断加强。伴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逐渐加深。经济全球化十分突出地表现为金融领域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就是指各个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及金融政策、金融法律等方面跨越了国界,从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逐步出现了融合的趋向,主要可表现为货币体系、资金流动、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等各个要素的全球化及金融政策、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等。金融全球化不仅是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而且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及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合理要求与必然结果,并且和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及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发生作用,并交互影响。与此同时,金融全球化又因为金融的特殊属性与发展状况,因此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与运行规律。

在经济全球下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国的经济与金融的国际化进程已显著加快,在国际金融法律制度上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加。同时,随着国际金融竞争的日趋激烈,全球性和地区性的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当前的国际金融体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以上这一切,自然将对国际金融法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从而推动国际金融法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对于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环境的改变,国际社会与各国的立法当局也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回应,由此,将进一步推进国际金融法律体系的快速发展。

二、金融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金融法发展途径

(一)不断完善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

要在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继续整合资源,查漏补缺,使之更为完善。应当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全球最为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核心,全面利用与发展其各自的资源优势,并促进各大资源之间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相互之间的金融信息、金融技术的交流和合作,来促进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统一化进程,建立起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等在内的,具有相当大约束力的国际性金融安全机制。比如,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权威性与其下属成员的普遍性、基金协定所具有的约束性、组织机制所具有的健全性、金融分析所具有的全局性、金融监管信息所具有的易得性、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所具有的便利性等。巴塞尔委员会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资源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所具有的灵活性、发达国家银行监管信息所具有的易得性、银行监管规则修订所具有的便利性、金融监管标准所具有的市场亲善性等等。假如着重从宏观的角度来关注国际金融形式稳定,为避免再次发生重大金融危机而忧虑的国际性基金组织,和重在从微观角度来关注各国银行日常监管的有效性,为避免发生银行业金融危机而十分忙碌的巴塞尔委员会,如果能够进行携手合作,以共同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机,那么,其效果自然是十分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治理中的实践当中,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利用资源与整合资源的重要意义,开始将成员国银行业所具有的有效监管纳入到金融监督的安排之中,因而提出了介入银行业监管所需要的若干任务及原则。巴塞尔委员会自身也期望借助于货币基金组织之权威地位,以推行其有效的银行监管标准,所以在实践中,十分积极地与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配合。

(二)围绕当代全球金融危机之特点进行制度设计

根据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所具有的复合性特点,应当着重加强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协调性建设,主要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建设、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建设、国际证券监管法制建设等国际金融法制内部的相互协调,并与国际贸易法律制度、国际投资法律制度、国际刑事法律制度等开展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联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形成正向的叠加效应,而不是反向的抵消效应。根据当代金融危机的区域性特点,要建立与发展区域性的金融监管与协调机制,不断探索与逐步推进区域危机联防的法律合作,比如货币互换和汇率协调;各国监管当局与国际组织之间相互借鉴和交流经验;建立起反应灵敏的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及应急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建设具有危机救援特点的绿色通道;针对当代金融危机所具有的系统性,应当开发与利用国际金融法制所具有的救济功能,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金融危机的救助职能,并赋予其相应的制裁能力,根据权利与义务一致原则,建立起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与危机救助当中的责任制度,通过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与程序,研究与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及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各项危机处理制度,从而有效地避免金融危机的蔓延与升级。

(三)明确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所具有的独立性

国外学者在对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长期存在的高通胀现象开展了大量的计量分析,有以下两点发现。一是发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指数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二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指数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则不存在相关的关系。这就说明了一个趋向,即一旦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小,那么该国的通货膨胀率就会越高。与此相反,一旦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大,那么该国的通货膨胀率也就越低。但是,不管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大小,其对于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并不存在明确的影响。所以,为实现物价与宏观经济的稳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运营的独立性十分重要,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显得尤为突出。从当前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就连一部分以往最为保守的,其中央银行独立性最差的发达国家或东亚国家,比如英国、日本、韩国等,在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之后,都纷纷加大了金融改革的力度,这些国家在金融改革当中一致将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放在首位来抓。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往一直相对比较小,实际上是置身于其大藏省的严格管控之下。但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那次泡沫经济所带来的惨痛教训,以及随后出现的大量银行呆坏账困扰,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政府不得不推行了大规模、全方位的金融体制改革及相关的行政体制的改革,其率先推出的,并取得重要进展的举措,就是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确要求日本银行的独立性不应当低于国际水平。

(四)不断拓宽国际金融法研究的范围

经济与金融的全球化,造成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国际金融等跨国经济活动的相互联系变得日益频繁,对国际金融法律的协调性要求也就变得越来越高,这就为国际金融法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更大的空间。当前,国际贸易组织的管辖与控制范围,已经从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全面扩展到国际技术贸易、国际投资及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之中。由此而来,国际金融法当中的一些课题,不但可以与国际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体制、国际贸易法问题及国际投资法问题开始连通,而且也在国际贸易组织的制度框架内实现形成、解决与发展。国际金融法和其他各类国际经济法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与协调关系,在法学研究领域也有反映,比如,我国学者提出的将国际金融法分解为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与国际投资金融法三个组成部分,这样就能建立起不仅能反映学科之间内在发展规律,而且又能解决当前国际资金融通中的复杂问题的全新国际金融法学体系。还有学者对传统的国际惯例理论提出了新的质疑,并在进行不断地突破。以上诸如此类的众多学术创新,不仅来源于金融学者们对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对国际金融法领域的实际影响与作用所作出的深刻洞察与分析,而且也反映了学者们在金融全球化视野下,对国际金融法之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所作出的反向影响与作用的认识及评价。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形式的变化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应当给予密切的关注。题,比如,国内金融业的开放和安全问题、如果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问题、国内金融立法如何向国际接轨等问题。在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新兴国家代表的中国,应当全力以赴,积极参加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相关规则的制定中,从而在推动国际金融法律实现可持续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1]阮翠霞.浅析金融全球化成因.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

[2]何焰.国际金融法晚近发展的若干特点.法学.2005(4).

[3]刘丰.论金融创新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5).

[4]李仁真.当代国际金融法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走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篇4:论自然主义视野下的审美知觉研究论文

论自然主义视野下的审美知觉研究论文

摘要:在自然主义的视野中,审美知觉首先被经验主义美学家视为一种与“外知觉”相对立的“内知觉”,夏夫兹伯里与哈奇生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们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内知觉的特征。但内知觉究竟所指为何,两人既未能提出明确的界定,也难以提供确切的生理学、心理学上的证据。不过,他们对知觉的重视,使知觉成为心理学的重要课题,无论是费希纳的实验美学,还是立普斯的移情美学,以及阿恩海姆的格式塔美学,都以具体的审美经验为基础展开对审美知觉的分析,这种分析,既是对“内知觉”研究的一个修正,也是一个补充。

关键词:审美知觉;自然主义;内知觉;外知觉

“自然主义”是胡塞尔对传统哲学的称谓,它首先承认物质是外在于精神的实体存在,而精神则是另外一种现实存在,传统哲学于是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客观主义(物理主义)和主观主义(心理主义)。由于前者直接建基于“物理世界”,后者则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心理的“自然化”上,因此这互相排斥的双方实际上都是“自然主义”。美学诞生于传统哲学语境之中,在传统哲学未遭现象学批判之前,人们对美学诸问题的探讨也都几乎不可避免地采用自然主义的态度,即主客二分的方法。在这种视野下,审美知觉被认为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一种特殊活动或能力。而关于“美是什么”这一本质性问题的解答,也因此被奠基其中。

一、审美知觉作为内知觉的提出

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首先将外知觉与内知觉这一对概念引人哲学,为审美知觉的分析奠定了基础。一般认为外知觉中视觉、听觉是审美的感官,而否认触觉、味觉和嗅觉。但是,审美显然并非简单地感官感受。柏拉图早就发现,虽然“(尘世的)美(的东西)就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但“美(本身)是难的”,并不是普通感官就能发现的,只有主体(灵魂)在“迷狂”状态中才能“回忆”美的理念,因而获得对“美本身”的观照。普罗提诺也认为,“至于最高的美就不是感官所能感觉到的”,而是要靠(心灵的)“内在的眼睛”才能见出的。他们都不满足于将美作为外知觉的对象。开始将审美知觉的注意转移到内知觉上来。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是夏夫兹伯里和哈奇生。

夏夫兹伯里认为:“眼睛一看到形状,耳朵一听到声音,就立刻认识到美,秀雅与和谐。行动一经察觉,人类的感动和情欲一经辨认出(它们大半是一经感觉到就可辨认出),也就由一种内在的眼睛分辨出什么是美好端正的,可爱可赏的,什么是丑陋恶劣的,可恶可鄙的。”在他看来,对美的辨识只是“内在的眼睛”(内知觉)的职责。外知觉动物也具有,但动物显然不能认识和欣赏美,因为“它们所喜欢的并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后面的实物”。因此,“人也不能用这种感官或动物性的部分去体会美或欣赏美,他欣赏美,要通过一种较高尚的途径,要借助于最高尚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心和他的理性”。在对外知觉同内知觉的区分中,夏夫兹伯里指出了内知觉作为审美知觉的一些特征。其一,它关注的是形式而非形式背后的实物,它“与任何事物的私人利益无关,也和任何利己心和私人方式的利益无关”,所以审美知觉是无关利害的。其二,它无关利害,而要借助最高尚的理性,亦即审美知觉必须有理性的参与。其三,它虽然要借助理性,但并不需经过思考和推理,而是一经感觉立刻就能辨认出,亦即审美知觉具有直觉性。其四,内知觉作为审美知觉是“自然的,而且只能来自自然”。亦即审美知觉作为主体对美的辨识能力是天生的。

哈奇生是夏夫兹伯里的学生,他在老师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内知觉与外知觉的区别和联系。

他认为:一,内知觉即“优雅的天才或趣味”,是“接受美的观念的能力”。是“较强的接受愉快观念的能力”,外知觉则或是对乐曲、绘画、建筑、自然风景绝不感到愉快,或是这种愉快是微乎其微的。而且,“美的快感和见到利益时由自私心所产生的那种快感是迥不相同的”,内知觉不像外知觉一样可以被利害关系抵消。所以,“人可以有视觉听觉而没有美与协调的知觉”,比如,“在音乐方面,我们似乎普遍承认有一种不同于外听觉的特殊感官知觉,称之为知音之耳或音乐感”。由此,哈奇生认为只有内知觉才能感受到美,美不在客体本身,“美,是指‘在我们心中唤起的观念’”。

二,外知觉有时十分敏锐,比如野兽的感觉,但它在程度上远远劣于内知觉,内知觉是“高级知觉能力”,在一般外知觉彼此相同的场合,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情况,获得不同的美感享受。

三,内知觉具有联想的能力,比如,从树林的阴凉与遮蔽,容易使人把这种地方作为虚构的神灵出现的所在,哥特式建筑物的暗淡的光线,使人联想到一种十分疏远的观念,诗人们把它形容为“一种朦胧的宗教光辉”。所以,在外知觉相同的场合,由于联想的不同会产生美感的分歧。四,内知觉与外知觉仍然有类似之处。两者都是自然的知觉能力或心理定性,“所得的快感并不起于对有关对象的原则、原因或效用的知识,而是立刻就在我们心中唤起美的观念,”并不需要首先假定一个天赋观念或知识原理,当然也无需通过思考与推理,而是直接产生。另外,哈奇生虽然也像夏夫兹伯里一样认为内知觉作为审美知觉能力是天生的,是先于习惯、教育或榜样而存在的,但是,哈奇生又强调后天的作用,“教育和习惯可能影响我们先已具有的内知觉,扩大我们心灵的能力”,如果经常面对最美的事物,“我们便逐渐认识一种更高级的美感”。相比老师而言,哈奇生的探讨比较辨证。

二、审美内知觉分析存在的缺陷

由于内知觉“在近代心理学和生理学里都找不到证据”,面对物理学、生理学向人文科学领域的侵袭,“内知觉”说虽然影响甚大,但也很难令人完全信服。博克就反对使用这一概念,对“内知觉”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博克之后,“内知觉”在哲学、美学领域很少使用。康德美学受夏夫兹伯里、哈奇生的影响很深,但他也放弃了“内知觉”这个概念,他集中论述的是趣味(鉴赏)判断。“趣味(鉴赏)是判断美的一种能力,”夏夫兹伯里、哈奇生所论及的内知觉的特点因而也都“转移到”趣味(鉴赏)判断的名下。实际上,康德是以趣味概念取代了内知觉概念。以趣味作为对美的知觉能力,这种看法在当时并不少见。夏夫兹伯里本人也曾“把趣味(鉴赏力)提高到美的感官的地位:它是秩序和比例的感官,这个感官以它的‘先天的感觉’或‘表象’、理性的追忆,和先天的道德感是一致的”。休谟也曾说,美不可下定义。而只能靠趣味(鉴赏力)来辨别。所以,虽然康德没有使用“审美知觉”这个词,但“实际上这些由各种不同的名词来命名的心理机能的作用是同样的。”杜夫海纳曾直接称审美知觉为“构成审美经验的趣味(鉴赏)判断”。据此,法国批评家称其“趣味批判”为“知觉说”美学,也颇有道理。其趣味批判与审美知觉分析是等价的,他严谨的分析使审美活动与其他知觉活动清晰地区别开来,这是他的重要贡献,夏夫兹伯里与哈奇生的对审美知觉所作的前期探讨同样功不可没。斯托尔尼兹认为,是夏夫兹伯里第一个注意到“无利害性”这个概念,并将它和对美的解释联系到一起。其重要性在于,“除非我们能理解‘无利害性’这个概念,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美学理论。假如有一种信念是现代思想的共同特质,它也就是:某种注意方式对美的事物的特殊知觉方式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的确,引入“无利害性”,美学才第一次进入它自己的领域,审美知觉不再和道德或宗教的美德混在一起。康德将它作为审美判断的第一契机,原因也正在于此。在20世纪,西方美学家由于对审美知觉特殊性的解释上存在着困难,又有人借“内知觉”的说法,如休・布兰恩(Hugh Blain)说:“审美趣味……最终将在一种关于美的内部感官中被发现。这种内部感官的存在是自然的。”可见夏夫兹伯里和哈奇生影响深远。   夏夫兹伯里、哈奇生等经验主义美学家不探讨美的抽象本质,而是在自己的经验思维方式指导下回答“美是什么”的问题。在美的根源上,他们基本上是主观论者,共同的倾向是认为美是人的一种主观的“观念”或“情感”。由此加强了对审美主体心理活动的认识,突出了主体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对审美知觉的探讨极为丰富。另一方面,在认识论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影响下,经验美学家也非常重视对审美客体的属性的探讨。博克、雷诺兹、霍姆、荷加斯甚至夏夫兹伯里和哈奇生都认识到美在客体身上的一些感性特征,如比例、对称、多样性的统一,秀雅、小巧、光滑等等,当然,他们仍然认为美不在客体本身而在主体,这些纯粹的物质自然形式都是客体向主体的一种呈现,主体因而产生审美知觉经验,经验美学家也由此转向对主体的研究,这正是所谓经验科学的思维方式。经验主义者虽然未能认识到认识论的局限,不能解决主客体之间的矛盾,而将美单方面归于主体,固然是其不足,但他们并没有忽视对客体属性的探讨,可以说是对主体与客体双方面的考察,也不失全面。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主体的作用虽然得到了强调,但是主体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太机械太僵化,毫无内在的生机。比如哈奇生认为,“美,是指‘在我们心中唤起的观念’”,知觉只是被动地接受,主体的能动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所谓的主观主义不过是物理主义在心理上的体现而已,也正是因此,主观主义被称为自然主义。因此,主观论与客观论一样,都无法解释美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等一系列二元之间的生成。

三、审美知觉经验分析的补充与修正

费希纳开展的实验心理学研究真正从经验领域来探究美学问题。这个经验就是审美知觉经验。实验美学家想出了很多方法来检测审美知觉经验,比如用“表现法”,实验者或测量受实验人的.脉搏和呼吸,或观察其模仿和手势动作的现象,或观察其四肢的运动及其初发的运动,以观察受实验人知觉时物理和生理上的反应;再如用“印象法”,要求受实验人对审美对象作出判断或进行描写:或从大量对象中选出其喜爱的对象,或描写出对某一对象的感受。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费希纳总结出了13条原则。如“审美阈”(aesthetic threshold)原则,即审美对象对知觉的刺激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及其他如“审美加强”(aesthetic reinforcement)、“审美对比”(aesthetic contrast)、“审美联想”(aesthetic association)、“审美顺序”(aesthetic sequence)、“审美调和”(aesthetic reconciliation)等原则,使我们对审美知觉获得了新的认识。审美知觉在此显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生有赖于对象对知觉主体的刺激,不同的刺激、刺激程度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审美结果。它既表现在知觉主体物理和生理的反应上,如呼吸加速,也表现在知觉主体的精神反应上,如喜爱。正如托马斯・门罗所说,“实验心理学对知觉、认识和记忆都作了十分成功的说明,而这正是一些与审美经验有着直接的和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心理现象”。固然,费希纳的研究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将复杂而微妙的审美现象简单化的倾向,但是,将实验引进美学领域,实现了真正的科学研究,费希纳的贡献仍是不可忽略的,时至今日,从事这种研究的仍然大有人在。而且,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代替了以往占统治地位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演绎方法,这是一个转折点,其后的美学家对审美经验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此。

费希纳身后的一些心理学家看出了实验科学对于精神现象的“无能为力”,转而从内省的方法对审美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理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立普斯等人提出的“移情说”。立普斯认为,“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而并不是一种涉及对象的感觉。”美显然不在对象,即美的事物的感性形状,这不过是材料而已。美“处在审美欣赏对象和欣赏本身的中途上”。因为移情作用“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里面去”,所以,真正的“审美对象”是“对象化”的“自我”。美处在“中途”实际上表明了美与客体及主体之间的“距离”(不即不离)。审美移情虽然在想象中发生和完成,但必然附着于对对象的知觉,与通常的知觉不同的是,后者情感的波动发生在自我方面而不是在外面的事物,因此,李斯托威尔称之为“真正的审美知觉”。立普斯的理论强调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生发机制。否弃了实验心理学那种刺激-反应模式;更重要的是,移情作用使“自我和对象的对立消失了,或者说,并不曾存在”,这又是对自然主义主客二分的一种反对。

继续这种反对的是格式塔美学。格式塔美学的代表人物阿恩海姆主要从视知觉展开论述,从他的一部书的题名《视觉思维》就可看出他所持的观点,即对主客二分传统的否弃。他认为知觉也有理解力,它会积极地探索、选择、简化、抽象、分析、综合、补足、纠正、比较、在某种背景或上下文关系之中作出识别等等,没有理由不认为知觉中发生的事情就是思维。知觉通过选择、抽象、“补足”(完形)、简化等等活动,最终能够创造出“格式塔”结构。它是最令人满意、令人愉快的一个简约的结构。由于知觉有这种“格式塔需要”,即对格式塔结构的追求,在对形式的把握中就产生了各种复杂的心理感受,如紧张、松弛、舒服、憋闷、顺畅、愉悦等等。比如一个简约的格式塔呈现于眼前,知觉活动不会受阻,就会感到舒服;如一个残缺的图形呈现在前,就会引起紧张和憋闷,直到在知觉中建构起格式塔结构,才会归于松弛与顺畅。基于此,要追求复杂的心理感受,就要想办法使形式复杂,有意使知觉受阻,从中感受到更多的刺激性。阿恩海姆以此来解释视觉艺术的欣赏及艺术形式的历史发展,结论令人耳目一新,备受称赞。他强调结构的重要性。对艺术而言,作品的结构本身就具有意义,就具有表现性,而不是对其他东西的象征,因为象征的意义需要我们的理性和知识(经验)去理解,如果不具备相关的知识,就不能获得对作品的理解。所以,伟大的作品总是通过直接的知觉形式(结构)将意义传达出来,而不需象征。由此,阿恩海姆批评了立普斯的移情说。他举例说,“一棵垂柳之所以看上去是悲哀的,并不是因为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悲哀的人,而是因为垂柳枝条的形状、方向和柔软性本身就传递了一种被动下垂的表现性。”对象的结构本身之所以具有表现性、意义,他认为,“造成表现性的基础是一种力的结构”,像上升和下降、软弱和坚强等等实际上是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存在形式,对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具有意义。阿恩海姆还用这种物理学意义上的“力的结构”来探讨运动知觉、图形与基底关系(深度知觉)等知觉问题,都作出了一些新的较为合理的解释。但是,“力”到底是什么,阿恩海姆也解释不清。其情形也许正如恩格斯所说:“因为我们还弄不清这些现象的‘相当复杂的条件’,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时找‘力’这个字做避难所。”这当然是格式塔美学留下的一个遗憾。但格式塔美学的贡献也是非常显著的,一提起知觉研究,首先想起的就是格式塔心理学了。有人评价说:“我们感谢格式塔主义,它用对感知的有条理的反思,对各种形式的起源及其效果的实验分析,取代了对艺术模糊的或在理论上假设性的思考,它照亮了艺术作品,使之在被创造和感知的一系列形式中显现为单个的事件,虽然是比其他事物更为成功的条件。”联系起经验主义美学家将审美知觉分析奠基于“内知觉”这个毫无生理学、心理学依据的概念,就可发现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也能够明白格式塔美学对审美知觉研究的重要贡献。

阿恩海姆克服主客分裂的努力与现象学的工作是相通的。在现象学家如梅洛-庞蒂、杜夫海纳等人甚至胡塞尔晚年的著作中也常常能够见到对格式塔学说的引述。他们之间对知觉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格式塔仅仅强调知觉的思维特征,并没有因此而全面检查传统逻辑学与哲学的客观思维以重建知性,对主客分裂的批判显然没有达到现象学的高度,梅洛-庞蒂甚至认为,“作为心理学的格式塔理论从来没有与自然主义决裂”,虽嫌太过,但也还比较符合事实。

篇5:语文教学论文:课程论视野下的语文知识教学思考

语文教学论文:课程论视野下的语文知识教学思考

语文教学论文:课程论视野下的语文知识教学思考

作者/方红康

(浙江省东阳中学,浙江东阳322100)

语文教育的现状,历来为人所诟病。如今的语文教育在评论者的笔下,近乎到了严重侵害下一代身心健康的程度,这不禁令处在语文教学一线的教师们汗颜不止。汗颜过后是深深的思考,我们的语文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该如何寻求突破?

应该说上个世纪的语文教育病得不轻,但更严重的是身在其中的语文教师们却毫不知情,还自我感觉良好地以为“寡人无疾”,因为这场论争是由语文教育界的外围发起的。至于问题的症结,笔者以为并不在语文教学技术层面的落后,因为其他学科诸如数理化政史地等,它们同样是采取一成不变的教学方式但并没有遭受发难,何况我们语文教师已经在尝试各种花样翻新的教学形式的突破。如果把教学行为理解成是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有机组合的话,我们并没在教学形式上出大问题(所谓“训诲型”“传授型”“对话型”,笔者以为这只是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而非根本上解决语文教育弊端的症结所在,因为内容决定形式),那么问题只能是出在教学内容上了。

语文的教学内容出了什么问题?笔者为此特意将语文和其他学科进行了一番比较后发现,从课程论角度来打量语文的话,语文其实不符合课程论的理论界定。因为其他学科都有其明确的知识内容指向,其教材中的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堂课都可以找到学习内容的具体落实,而语文则不然。文学语言的模糊性似乎也导致了我们对语文教学内容指向的模棱两可。我们一直习惯性地以为语文教学就是教教材,教教材就是教教育部门指定的语文课本,而教语文课本当然就是教一篇篇的选文。于是,教语文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置换为教选文。逻辑推导似乎无懈可击,但问题是:选文就等于教师要教、学生要学的语文知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一、关于语文知识的几个重要概念

皮连生把知识定义为“个人通过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后获得的学习及其组织。被储存于个人内,即为个人知识。通过书本或其他媒介储存于个人外,即为人类知识。广义的知识观已将(狭义的)知识、技能与策略融为一体了”。在前人的基础上,王荣生在其论文中,把语文知识的主体界定为“听说读写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并且结合阿普尔的说法,将纳入语文科课程与教学的知识,称为学校语文知识,或者“(狭义)语文知识”,即所谓的“语文基础知识”。韩雪屏在《审视语文课程的知识基础》一文中,曾将知识分为三类: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其中,陈述性知识主要反映事物的状态、内容及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说明事物“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它主要用来描述一个事实或陈述一种观点,因此又称为描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主要反映活动的具体过程和操作步骤,用来说明学习者“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它实质上是一套关于办事的操作步骤和过程,主要用于对办事的实际操作,因此也称为操作性知识、步骤性知识或过程性知识。而策略性知识是指获得知识的方法和策略,也就是关于认知的认知(元认知)。这种从性质角度来划分知识的方法,将为本文论述时所采用。

二、语文知识的现状

我们现在传授给学生的语文知识,基本都是陈述性知识,即陈述一些客观事实,然后让学生去记忆、背诵,这样的语文课堂难免就会变成“一言堂”之下的“满堂灌”了。通过对语文知识现状的分析与总结,我们发现现在的学校语文知识呈现以下特征。

(一)知识内容的无序与泛化

1.语文知识如语音、词汇、修辞等,从小学讲到初中,从初中讲到高中,翻来覆去地折腾,美其名日“螺旋式上升”。其实,就是无意义、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而字词句篇的知识积累一直是处于杂乱无序状态,小学、初中、高中没有明确的梯级分工,尤其缺乏量的积累和质的规定性。

2.没有将语法和修辞等课程知识教学化,只是直接照搬现代汉语知识。

3.新课程标准中没有将知识点细化和具体化,这意味着经验、体验、方法、态度、过程、能力等都可以是知识,这其实是对学校语文知识概念的'模糊不清所致,都是知识其实就是没知识。

(二)知识类型的有限与虚化

1.将语文知识等同于语文基础知识,而语文基础知识基本上只是“字词句篇语修逻常”知识的堆砌,而这些知识主要是静态的封闭的陈述性知识。

2.课程大纲中的语文知识是为课程教材服务的,如“了解课本涉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知识”,课本是否能涉及所有应该掌握和识记的经典名家名作?

3.语文知识如“语修逻常”等都只是统领在文法之下,为读文和作文服务,而能够帮助欣赏文章的最新的文学理论知识和如何作文、如何修改的策略性知识一直没有很好地进入语文课程。

4.听说读写的策略性知识缺乏。

三、语文知识的建构

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那么如何突破重围?我的回答是在课程论基础上加快对语文知识进行科学而合理的建构。

1.课程内容的建设,首先要有科学的课程目标作为指引,“课程目标不应模糊和笼统,而应具有具体化和标准化的特性。课程目标是课程开发的基本依据。”这需要教育部门能够在多元视野下,在对别**语知识教学的规律总结下,制订出适合汉语语言规律与特点的课程目标。

2.语文知识的附着载体可以尝试打破当前单一的选文模式,让选文统属于语文知识,选文无非只是个例子,只要发挥其对语文知识的体现功能即可,让教师从海量的选文中真正得以解放出来。

3.将课程内容教材化、教材内容课程化。课程内容,课程论研究中一般称为“课程要素”,指特定形态的课程中学生需要学习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故而所设计的语文知识应该包括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三者不可偏废。

4.语文教育要全面发展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已经得到大家的共识,先贤们建构的涵括语言学的语法知识、修辞知识、文字学知识;文学的文学史知识、文学理论知识;文章学中的各种体裁的知识;文艺学知识和美学知识等都有助于语文能力的培养。故而,语文知识的构建需要多个学科的共同努力与默契配合。要把文学或者语言学等学界最新的理论与知识,及时转化为学校语文知识。

四、结语

毋庸讳言,当今的语文课堂上,许多教师还在严格遵循着语文教学的八字宪法“字词句篇,语修逻常”,亦步亦趋地充当肢解课文的凶手。所谓的语文知识,不外乎是修辞知识,文体知识,以及已经被淡化处理的语法知识,这些东西我们从小学讲到初中,又从初中讲到高中,以不变应万变,学生能不厌烦吗?而数理化的知识学习难度会随着学年的递增而明显递增,从而不断挑战学生接受、理解和消化知识的能力极限,在挑战过程中学生可以获得智力优越感和智慧充实感。借用马克思的话,他们在解题的过程中,使得自身的本质力量得到了对应物的确证。而这种确证后所带来的成功感,语文课堂却不能给予。因为没有系统的学理性的语文知识可以传授,所以,语文教师只好扮演着政治教师或者历史教师的角色:因为没有明确的知识内容传授,所以只好在教学技术层面开动脑筋,形式花样层出不穷,要么借助炫目的课件,要么把影视作品引进课堂刺激学生视听感官,要么把讲台当舞台超男超女式地一展自己动人的歌喉,但我们折腾了这么久,收获依然甚微,学生对我们乏善可陈的语文课依然没有多少好感,他们的语文素养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高。

“‘语文教师太难当’,这是不少教师的呼声。难在哪里?一是无‘抓手’。低年级还好,因为有识字教学、写字教学,到高年级尤其是现代文阅读和作文,就大多数教师而言,除作者介绍、写作背景、名词解释、段落划分、归纳大意、写作方法之外,几乎无从下手,抱着一本《教参》打天下”。这里的“抓手”说的就是语文知识,对它的建构过程必然是艰辛的,它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和教学实践者做大量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建构的同时,其实也就是语文教师专业化的发展与成熟的过程。让我们每个人都做语文知识建构的实践者,因为这是历史赐给我们这代人的一个重大机遇。

篇6:试析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正义论―论克拉克论文

试析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正义论―论克拉克论文

论文摘要:克拉克在探究高等教育系统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与高等教育正义有关的许多内容,同时他将知识和权力分析始终贯穿在高等教育系统状态的描述之中,另外他的观点阐释和研究框架也比较独到。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讨高等教育正义论,主要包括知识是高等教育正义的逻辑起点,正义是高等教育的最高价值追求,权力是高等教育正义的内在理路,程序性高等教育正义、功能性高等教育正义、实质性高等教育正义等内容。

论文关键词:知识社会学 高等教育正义 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发展,有关高等教育公平和公正的问题也成为理论界的热点话题,然而在与此问题的相关研究中,从高等教育正义方面的考查却不多见。“正义”是一个有多重意思和不同用法的重要范畴,英语中“正义”和“公正”是同一个词“justice"。关于“正义”的古典定义和现代理解很多,当代有代表性的正义观点包括:功利主义者认为正义是效用,罗尔斯认为正义是公平,诺齐克认为正义是个人权利,麦金太尔认为正义是美德。本文将“高等教育正义”理解为与高等教育制度有关的价值追求、内在信念和操作规范等。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一书中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与高等教育正义有关的许多内容,同时他将知识和权力分析始终贯穿在高等教育系统状态的描述之中,另外他的观点阐释和研究框架也比较独到。这些对我们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探索高等教育正义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颇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知识是高等教育正义的逻辑起点

无论从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还是从高等教育的社会作用出发,知识都处于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地带。“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因此,知识对于高等教育正义具有第一要义。苏格拉底曾说“知识就是美德”,这句话不仅揭示了人的知性和德性之间的必然联系,同时也说明了人类是可以通过知识来领悟宇宙和自然的真谛,使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符合一种善的正义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继承和发扬了苏格拉底的知性正义思想,他们将知识、伦理、节制和正义与国家的统治、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心灵世界统一起来,企图创造一种美的和谐的秩序正义。由此不难看出,知识和正义之间的联系具有悠久的历史。

“中世纪的大学历史加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要使智力活动的契机不被消散,那么在取得学术成就之后,必须迅速作出制度上的反应。缺乏固定的组织,在开始时也许为自由探究提供了机会,但是经久不息和有控制的发展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构架才能得到。拭因此,大学从一开始就在知识的名义下来争取自治和自由,它的这种正义策略不但有力地阻止了来自教权和王权的干扰,而且也将正义的种子深埋进大学的土壤。高等教育的主要活动和制度安排一方面受制于高深知识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必须拓展高深知识的探索空间,高等教育正义的实现和社会的知识状况密切相关。20世纪初,马克思・韦伯指出在老的通才与新的专才之间所存在的高度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了教育中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知识的分化和自主性的增强使它的正义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大学凭借知识正义的内在张力,也开始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

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绝对地处于知识生产的中心地位,它作为整个社会一个重要的部门日益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其目的、目标、作用、功能和运转情况也以公开的方式衍生出众多的正义话题。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里,社会利益和正义的聚焦点开始全面地与知识接轨和融合,高等教育已变为社会“知识剧目”的总导演。因此,正义成为高等教育不能回避的时代主题。以知识的方式在知识的背景下对知识的创造者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是困难的,因为正义话语的风向标摇摆于关于知识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之间。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克拉克断言:个人和群体都为知识行动,教育群体组成和受控的方式决定了知识组合的方式;教育机构事实上是一种知识理论,因为它们有助于确定什么在目前可以作为知识。所以,他总结说,任何描述高等教育目的和正义的结果都是自然模糊的。

二、正义是高等教育的最高价值追求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肩负着传承知识和创新知识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使人类社会中的真与善能够得到保存和延续,使人类的伦理精神与价值诉求能够得到呵护和伸张。虽然关于高等教育的目的与目标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就正义价值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讲,却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和否认的。布鲁贝克认为有两种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二是政治论意义上的。就其实质来讲,这是两种关于高等教育的不同价值判断,前者是知识正义,它是高等教育正义的内在组成部分,后者是国家正义,它是高等教育正义的外在组成部分。张楚廷先生认为还应该有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生成论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正义。生成论高等教育正义具有建构的色彩,它整合了认识论高等教育正义和政治论高等教育正义,消解了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从而达成了一种更具建设性的三元论高等教育正义。

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的价值体系包括正义、能力、自由和忠诚四个基本的价值观念。虽然他在利益原则下指出了各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但如果在正义原则下,它们又是可以整合的。“现代高等教育系统承担着一项任务,即实现社会正义―让每个人都受到公正的待遇。社会正义被界定为一系列如何体现平等和公平精神的问题,这首先涉及到学生,然后牵涉到教职员工、单位和部门。因此,正义居于高等教育价值体系的首要地位,它统领和调和着高等教育的各种价值观念。正义作为人类最高的价值理念和夙愿,虽然隐含于我们的日常活动和事务之中,但却并未驻足于我们身边,它源于生活,又超越于生活。所以,正义对于世界的观照,不仅体现在结果的意义上,它更是在过程中来实现的。

正义理论和正义话语在现实社会中经常是以批判者的角色出现的,它们是以证伪的方式来描述事物的。正义的标准既非纯粹质的审核,也非完全量的指标,它是质和量的完美结合。因此,正义是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和最高价值追求。那么,正义价值在高等教育中又是如何来保障和实施的呢?克拉克认为是作为中介缓冲器的信念在象征的意义上保证了不同价值观念之间彼此的协调和一致。他说:“正是学术系统的性质,决定了创造思维模式和精确定义正确的行为过程的日益多样化。但是,个性寓于共性之中,系统既沿着文化的路线前进,又根据行政的程序行事。信念既在高等教育内部确保了知识正义的潜在意识,又可以对外部的正义呼吁和要求作出积极的调整与反馈,从而使高等教育的正义价值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行动的共识。

三、权力是高等教育正义的内在理路

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但“power”在英文中不仅有“力量”的意思,它还有“权力”的意思。当代知识社会学和后现代的有关理论都揭示出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知识并不能充当为自己辩护的唯一元标准,知识的本质和特征在其行动当中被识别得更加清晰可见。因此,“知识就是权力”和“知识就是力量”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克拉克不但引用莫迪的话来说明在大学里面知识和权力拥有程度很高的必然的正相关性,而且他在分析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要素和结构特点时也充分注意到了知识和权力间的相互关联和作用。“权力不同分布的后果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它影响系统作为系统的活动、所发生的变革的类型、所贯彻的价值观念。在一定意义上讲,克拉克正是采用了知识/权力的分析方法来描述高等教育独特的正义状态―“无序的合理化”。高等教育正义在内部依托于知识素材,知识分化导致权力效应在微观层面上的出现,外部的正义要求和运作通过权力路径进行渗透,与内部的知识生产和分配达成一种契合。所以,高等教育正义的存在方式是与一定的权力结构对应的,高等教育正义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在静态性的对稀缺权力资源的配置上,而且也表现于动态性的权力技术的不断转移和柔性创新中。

在克拉克那里,高等教育正义是在以知识为潜在背景和依据的权力纷争和运动中来进行的,权力的分工与效应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凸显出来。从微观角度看,高等教育正义是以权力信念和实在的方式表现的,学科的知识范式和价值倾向是由个体性的权力所主导的。从中观角度着眼,高等教育正义是在权力的规训和监控过程中来运转的,院校一级的知识主张、管理和评价是被群体性的契约权力所占有的。从宏观角度人手,高等教育正义是由权力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所构建的,国家范围内的知识维护、传承、生产和交换是被社会性的权力所布置的。权力观念的引人使高等教育正义的形象更为立体和丰满,同时它也打破了由知识所塑造的高等教育正义的神秘色彩。因此,权力的运行轨迹就成为高等教育正义的一种复合函数式表达。

四、程序性高等教育正义

克拉克在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他在事实上对高等教育所作的是一种问题化的形式性处理和叙事。“本书的论点面临有关学术系统的五个一般性问题。工作如何安排?信念如何维护?权力如何分配?各种系统如何整合?变革如何发生?高等教育正义的实现首先有赖于能够以形式化的制度语言来加以规范和描述。操作主义认为事物意义的呈现是由形式赋予的,它凭借的是事实判断,它坚持的是客观行为的逻辑实证主义解释。

因此,高等教育各种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出台,只要它们的前提条件和理由以正义的名义足够详实和充分,那么它们就足以保证高等教育正义最大程度地实现。当高等教育正义蕴涵于能力和智力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绝对差异时,那么高等教育正义的程序设计倾向于层级化的金字塔状。当高等教育正义发端于能力和智力的发生学视野的相对差异时,那么高等教育正义的程序设计倚重于椭圆形的扁平状。当高等教育正义开启于能力和智力的社会学维度的生存平等时,那么高等教育正义的程序设计通达于线性的平行状。程序性高等教育正义是由康德式的先天综合判断揭示出来的,它的起点是“物自体”,它的合理性存在于“人为自然界立法”的自然法学动机。 程序正义崇奉的是分析思维,它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的自由价值观。因此,程序性的高等教育正义主张高等教育整合的市场化模式,它避免与国家权力模式和学术权威模式的全面合作。克拉克指出这三种模式在协调高等教育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时是一种三角关系状,它们之间通过彼此的博弈达成动态的平衡,从而使程序性高等教育正义的设计不断趋向合理与精致。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不同的制度安排实现的是不同程度的程序性高等教育正义。程序性高等教育正义坚持证实原则,它追求的是高等教育制度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制度统筹的最优化,制度创造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所以,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程序性高等教育正义,高等教育的制度建构应借鉴罗尔斯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简单地说即自由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克拉克也充分注意到了这两个正义原则的存在,他将“自由”和“能力”明确列为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观念,“自由”是高等教育的古典传统,“能力”是高等教育的现代特征。在克拉克对高等教育系统的解读中,我们深刻感受到“自由”和“能力”在程序性高等教育正义表达中的强烈对立,“自由”的平等要求和“能力”的等级呼唤构成了程序性高等教育正义发展的永恒主题。

五、功能性高等教育正义

现代大学一般有教学、科研和服务三项职能,这些职能发挥得如何,不但影响到大学的社会形象、知识产出和长远发展,而且也关乎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认识和评价。所以说大学的职能和高等教育正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克拉克从要素、结构和功能等方面深刻阐释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微观组织特点和运行模式,虽然在探讨高等教育系统时着重从其内部来揭示高等教育的功能,但他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外部社会功能也有着全面的把握和评析。

功能是在过程中显现和调适的,它离不开环境的支持和限度。因此,从功能来看高等教育正义便具有过程性和情境性,采用的也是一种功能判断。功能判断具有证伪性和批判性,它不同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分析判断重在演绎,综合判断立于归纳,两者都涉及因果问题。所以功能性高等教育正义不但注重绩效原则,它更加强调高等教育自身形象和意义的显现。诺齐克与罗尔斯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事务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个人权利自由的保障问题,而并非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权利的正义分配问题。功能性高等教育正义主张的是大学传统如何维护和更新,高等教育资源怎样在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因此,罗尔斯式的功能性高等教育正义的焦点在于高等教育社会权益在整体社会结构内的宏观机制表达,诺齐克式的功能性高等教育正义分散在微观性的社会个体高等教育权利资格的获得与维护方面。

科学家在描述物理系统演化的有序度时使用“嫡”这个概念,“嫡增”或“嫡减”因系统要素在整体结构和功能上的发挥而有所差异。一个要素发生微小的变化,就可能导致系统结构的较大调整,从而促使系统在功能上表现出巨大的不同。高等教育系统在实质上是一个人工性自组织系统,它的功能性正义不但取决于其是否与外部环境进行有效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而且密切相关于其内部系统要素分化和整合后的“正义嫡”。这也正像克拉克所描述的那样,“作为一个整体,高等教育系统需要补充一种能直接运用于它的理论,即强调并赞扬无序状态的理论。

高等教育系统的最大需求莫过于这样一种看似混乱的局面:个人和团体都各显神通,彼此间的`矛盾都通过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渠道来协商解决。这种方法往往能够取得用严密的组织控制的方式所无法取得的效果”。因此,在克拉克看来,功能性高等教育正义是在无序的合理状态中进行的,这有些像光的本质上的“波粒二象性”一样。对于功能性高等教育正义的无序合理性的认识也应放到大学的历史内涵和使命中来把握。大学在纷繁的社会系统分工中实现着自己的各种功能性的正义承诺,当这种承诺与时代的生命气息真正结合在一起时,大学看似成了一种矛盾性的载体,但却成就了对“象牙塔”的重塑和回归。

六、实质性高等教育正义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理念的永恒追求,而且也是高等教育正义的本源性依据。正义是一种最高的价值信仰,它与大学理念和精神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大学理念是大学知识品性的完美体现,高等教育正义的内在根据是知识价值秉赋的自反性,外在根据是知识分布的价值合理性。因此,实质性高等教育正义传达的是一种归纳基础上的价值描述和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不光是指外部社会对大学的监督和评价,它亦包括大学对自身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实质性高等教育正义虽然大范围出现在与大学效益相关的量化指标体系当中,但是它同时也在质的规范方面不断挑战着现存的大学理念和精神。如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大学和产业之间到底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与实质性高等教育正义紧密相连的课题。克拉克说:“按照大学的标准来评价企业公司不会有太大的意义,按照高等教育系统的标准来评价经济系统也不会有很大的意义。同理,用评价经济系统的标准来评价高等教育系统并不可取。

“正因为高等教育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深学科及其自体生殖和自治的倾向,高等教育才变得独一无二―不从它本身的规律去探索就无法了解它。”所以在克拉克眼中,实质性高等教育正义的落脚点应该集中在高等教育的特殊性诉求方面,要尽量避免用同质化的要求来衡量和改造大学。大学纯粹的“知识身份”决定了高等教育的正义情结是一种理想模型,虽然这种理想模型在现实中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这样的实质性正义观再造、指导和预言着高等教育的未来。

如果从正义的众多类型来看的话,实质正义是首要的正义形态,它是注重形式和内容相互统一的最高价值理性。实质性高等教育正义是以程序性高等教育正义和功能性高等教育正义为两个基本构件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强调角色和行动者对社会结构的被动适应,实现系统的规范秩序和价值要求。帕氏的“规范―内化模式”对于揭示高等教育系统的外在宏观实质性正义特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在解读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微观实质性正义特征显然不太适合,因为这种模式很可能使高等教育一味地去适应外界的操控和需求,最终导致大学创新力的丧失。克拉克对实质性高等教育正义的阐释既有帕氏理论的“内化规范”印痕,又克服了社会系统理论中机构和功能的二元对立,他将高等教育系统看成是一个由不同行为主体围绕共同主题的结构和功能的共生过程。这使得克拉克对高等教育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分析思路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有相似之处,实质性高等教育正义既被理解为行动的结果,也被看作行动的中介,高等教育的整合和变革既维持着它的实质性正义,也改变着它的实质性正义。

克拉克的高等教育正义论思想是以一种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在他的《高等教育系统》一书的整个内容当中,比如大学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在管理标准上的冲突、在招生制度上的冲突、在知识和权力上的冲突等等。冲突与正义本身并不对立―正义是一个无限目标性的不断发展的动态性的过程,而冲突是某种共时性的展现。因此,它们是形式与内容、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正义好似信仰性的高等教育的最高价值理念,它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起着指示灯的作用,高等教育的现实相对于高等教育正义的要求将会长久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高等教育正义不仅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本质追求,同时它也是知识秉性与人类理性最完美的结合。

篇7:低碳经济视野下旅游经济发展对策管理学论文

低碳经济视野下旅游经济发展对策管理学论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 旅游经济 人文关怀 以人为本

【摘要】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对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人们对旅游经济有了新的认识,使得旅游经济更加具有可持续性。低碳经济必将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将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向着更加环保、更少碳排放以及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为了防止因人口或环境的破坏而引发人类的生存危机,世界各国纷纷引入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即“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是以“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为基本特征的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又一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发展理念的重大更新。低碳经济,不仅对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的选择有重要影响,而且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对不同产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就是对以“无烟工业”著称的旅游经济也有着很大影响。尽管旅游经济曾经一度被誉为环保产业,但是事实证明旅游经济的过快发展也会对自然和社会环境产生许多破坏性的影响。由此,将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引入旅游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也是十分必要的。

低碳经济的内涵

最早提出“低碳经济”概念的是英国。作为一个资源并不丰富的海岛国家,英国对国家的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是十分关注的,这都与其国家的未来生存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及至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就提出了以“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低碳经济”。这既是人类对之前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又是人们面临全球资源日益短缺和气候日益恶化所做出的必然选择。目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共识性理念,低碳发展、低碳生活已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成为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

所谓低碳经济,就是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通过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方式的创新,在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类生存环境的良性互动的可持续的发展状态。低碳经济就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终目标,以“三低”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具体包括低碳技术、低碳产业和低碳能源三个方面。

低碳经济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低碳经济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观念认为,旅游产业是“无烟工业”,属于“朝阳产业”。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旅游产业和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人们发现一度被认为是“绿色、环保”的旅游经济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一般而言,某一地方的旅游经济的承载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不是可以无限发展的。一旦旅游经济的发展超出了当地旅游环境所能够承载的底线,就会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一旦某地旅游经济超出其承载能力,不仅会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和破坏,而且还会使得人们对旅游环境的综合体验的质量大幅度下降,进而对当地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低碳经济更加注重旅游经济发展的人文关怀。旅游产业作为一项人们发展性的消费需求,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人文关怀的含义在里面。人们游览名山大川和各地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遗产,都会让人们的精神受到震撼和洗礼。低碳经济以人与环境的和谐为旨归,强调的就是让人们在良好的环境中实现全面的发展,并使得这种发展更加具有可持续性。传统的旅游观念在于放松人们的心情,陶冶人们的情操。这种发展旅游经济的观念只是关注人们对于旅游活动的一时的享受,并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旅游经济的发展,以及旅游经济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具有人文关怀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对人们在旅游活动中的人文关怀贯穿了整个旅游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不仅注重人们在旅游过程中的精神享受,而且更加注重旅游产业本身对人们的全面发展和生活理念的积极影响,从而使得低碳经济视野下的旅游经济具有了公益性的教育意义。由此可见,低碳经济视野下的旅游经济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产业经济的范畴,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和人文关怀的终极价值。

低碳经济视野下旅游经济发展的创新之路倡导和推广“绿色、低碳”的旅游理念。旅游经济不仅是一项经济产业,更是人类精神文明得以继承和发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精神活动。低碳经济下的旅游观念的转变、普及和推广,并进一步深入人心,才能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动,才能使得低碳旅游成为现实。这既是低碳经济视野下发展旅游经济的基本目标,也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最终旨归。开展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共同参与的“绿色、低碳”的旅游观念的推广活动,使得这一观念日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付诸实践,是发展我国低碳旅游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国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低碳的旅游环境。良好的环境本来就是发展旅游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一些对环境有破坏和污染性的产业的发展,给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威胁,并影响到了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边治理边污染的发展理念已经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也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同时,与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也是相矛盾和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仅要保护旅游地的自然环境,而且还要使得旅游经济的承载能力与其自然和人文环境相适应。唯有如此,才符合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和思想,才能保证旅游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地发展。具体来讲,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对当地的旅游环境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规划、设计合理的旅游环境不仅能够充分发挥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游客的精神享受,而且能够保证旅游环境得到科学、合理地开发和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根据旅游环境的承载能力,科学设置旅游设施,合理安排旅游路线。不仅能够使游客安全、顺利地进行游览、观光,而且使得游客数量与旅游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另一方面,运用和推广新型环保技术。广泛应用新能源和绿色材料,努力改善旅游环境。将低碳、环保的理念贯穿到整个旅游经济的全过程。比如,运用环保技术处理旅游垃圾;在景区使用绿色、环保的电动车;鼓励游客骑自行车或步行等。通过上述活动进一步减少碳排放和碳污染,在发展旅游经济过程中努力实践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

第二,制定低碳旅游环境的标准及其评估、认证制度。低碳经济在我国刚刚兴起,还是新事物,发展还不完善,许多相关法律和制度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关于旅游经济发展的低碳标准就更是一个制度空白区。为了更好地落实低碳经济发展理念,为了实现我国旅游经济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低碳标准。只有建立旅游经济发展的低碳评价体系、等级认证制度和监测系统,才能保证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得到真正的落实,才能实现我国旅游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职能,并调动各方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性,共同参与旅游经济的低碳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为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可靠的保证。

社会各方共同合作,不断开创低碳经济视野下旅游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传统的发展理念只是把旅游经济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加以认识和研究,而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则认为,旅游经济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活动或人们发展性的消费活动,更是一项人类文明和发展理念的文化传承活动。也就是说,旅游经济不仅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还涉及到社会领域并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发展低碳旅游经济就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低碳、环保和可持续”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作为国家公权力机构,应在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资金、税收、宣传引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引导社会各方树立低碳发展理念,努力使得低碳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发展旅游经济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行业组织的中介服务功能,使得二者相互合作,共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实施。以经济利益引导人们践行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同时辅以公益性的行业组织所开展的低碳实践活动,在社会范围内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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