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抗诉案的审理引起的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时间：2023-08-22 09:06:54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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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从一起抗诉案的审理引起的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从一起抗诉案的审理引起的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简要案情及裁判：原审原告李某曾于2月向法院起诉与吴某离婚，后被法院判决不准离婚。198月，吴某向法院诉讼要求与李某离婚，后又撤诉。1月，李某第二次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吴某离婚。经法院审理认为，双方长期分居，互不履行义务，其夫妻感情确已破裂，196月25日，法院作出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双方所生一子由李某抚养，家庭财产按李某提供的财产清单依法进行分割。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8月，吴某以原审判决关于家庭财产分割严重不公，原审时自己提出的相关财产请求未被原审法院采纳。同时认为导致与李某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李某有第三者，要求李某赔偿相应损失5万元为由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202月，检察机关以该案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判决有误为由向法院提出抗诉。检察机关随抗诉书一并移送至法院的相关材料包括：申诉人吴某提出的尚未分割的轻摩一辆，空调一台的票据，检察机关调查相关证人的调查笔录，李某因经营在税务部门纳税的谈话记录，税务检察报告，因漏税在税务部门的处理决定书及李某在离婚后在某储汇中心存款10余万元的查询记录等证据。再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被告吴某提出的均是原审判决中未出现过的新的证据，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按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也应当再审。但民诉法没有现定检察机关可以以当事人提供的新的证据及检察机关依职权调查的新证据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故再审法院以裁定形式从程序上驳回检察机关的抗诉。评析这是一起检察机关抗诉引起的普通再审案件，在案件的处理上曾有过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检察机关依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既然已经再审，就应当在再审中对当事人提出的及抗诉机关调查取得的原审中未出现的新的证据进行审查，经过再审审理，确定争议事实的真实性，如果经查实，确有部分财产未予分割，应重新作出再审判决，对尚未分割的财产进行分割，体现再审的救济原则。另一种意见认为，抗诉机关以原判决事实不清，判决有误为由向法院提出抗诉，虽然是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且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但从当事人提供给抗诉机关的证据及抗诉机关调查取得的相关证据来看，均是原审判决中未出现过的新的证据。法律没有规定抗诉机关可以以新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相反，对当事人来说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就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也应当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9条规定，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的，如涉及到原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因而认为抗诉机关的抗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从严肃执法角度，应驳回其抗诉。再审的结果是裁定驳回抗诉。笔者同意第二种处理意见。但这起普通的抗诉案件，所涉及的以下问题笔者认为值得探究。一、关于抗诉案件的审查立案问题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下级法院由于自身裁判错误，被上级法院发现并指令再审予以纠正，必须立案进行再审。但如果是由于抗诉机关的抗诉。上级法院书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对下级法院来说，是否进行必要的立案审查，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确定，实践中，对下级法院（笔者在这里主要指基层法院）来说，往往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而无须进行立案审查，从前述案件不难看出，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抗诉是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履行民事监督的独特方式，目的是启动法院再审程序对错案予以纠正。但法律规定抗诉必须在法院生效裁判出现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情形的情况下才能提起，且是向同级人民法院（上级法院）提起抗诉，由于不同于上诉，上级法院在不了解下级法院原裁判过程的情况下，很难发现抗诉机关的抗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也不会去审查抗诉机关抗诉内容，而是书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下级法院将本应立案时的审查转移到再审时的“审查”（实际是一种审理过程），人为地增加了法院人力、物力的开支，甚至浪费有限的审判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不合规定的抗诉，动摇了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有时甚至加剧公众对司法不公的错误认识，因而笔者认为对基层法院而言，上级法院在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时一并指令予以必要的立案审查，避免出现上述的几种情况。再说法律没有规定因抗诉机关的抗诉而放弃对抗诉案件的立案审查。二、关于对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理解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检察机关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也是检察机关能够提出抗诉的理由之一。为了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正确与否进行准确的审查和判断，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条款中“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进行分析和再认识。我们知道，如果据以认定某一事实存在的证据足以能够证明该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并能反驳它事实的，那么该证据就是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尽管由于在对某一事实证据的论证上由于证据的多重性而表现出在审判实践中对相关证据理解和把握上的不确定性，不难看出，既然是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就是直接证据，而直接证据不存在足与不足的问题。因而，首先对该条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主要证据”应推定由于它不是直接证据，需要我们在判决、裁定前对它作出是否与法律规定的要件事实有逻辑上联系的推断，作出正确的采信与不采信的判断。而由于目前法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对证据的采信上极易出现偏差，这亦是出现法律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的原因之一。其次，抗诉机关如何以此条款进行抗诉，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年5月10日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理程序试行规则》第十一、十二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对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理解。该条规定检察机关不仅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要进行全面地审查，同时对当事人要求补充证据，或者要求进行勘验、鉴定的，应审查是否属于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新的证据，只有在不属于新的证据的情况下，才能接受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来证明法院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有学者认为，由于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监督对象的不当性，决定了其监督方式的唯一性和监督时机的事后性，使得检察机关只能在裁判生效后进行监督①，为了监督的成功，利用职权帮助申诉人来收集相关证据（有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申诉人的代理人的角色），前述案件正是如此。有一时期则追求抗诉的数量，而忽视监督的质量，使抗诉这种监督的唯一方式显得极其随意。因而必须明确检察机关依据审判监督程序，只能就原审中提出的证据及认定的事实和裁判进行审查，当事人只能以其在原审中提供的而法院无正当理由没有认定的证据，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不能通过提出新的证据向检察机关进行申诉，检察机关亦不应依职权进行调查以获取新的证据，更不应以新的证据来证明法院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而向法院提出抗诉。三、关于基层法院裁定驳回抗诉问题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讼认为不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可依照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而对于不符合抗诉规定的抗诉案件，法院能否裁定驳回抗诉？有人认为，抗诉启动法院的再审程序，从理论上来说也是一种诉权，抗诉机关既可以撤回抗诉，法院亦可以裁定驳回抗诉。当抗诉经审查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情形，且是在抗诉机关不同意撤回抗诉的情况下，可裁定驳回抗诉：一是原判决、裁定不存在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能引起抗诉的四种情形；二是申诉人本应依据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再审，而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据此提出抗诉的；三是检察机关依据申诉人的申诉，以职权调查收集新的证据而向法院提出抗诉的（笔者认为不应包括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的规定），笔者基本同意这种观点。虽然有一时期，检察机关追求抗诉的数量，忽视对抗诉的质量要求，出现法院裁定驳回抗诉的情况也属正常，但笔者认为裁定驳回抗诉应由立案庭在对抗诉进行立案形式审查时作出，而不宜由再审法庭作出，对基层法院而言，还应向上级法院报告备案。首先，由于法律规定，抗诉是由上极检察机关向同级法院提起，然后由上级法院指令作出原裁判的下级法院进行再审，下级法院再审是在指令的情况下针对上级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因而对抗诉的处理结果必须报上级法院备查。其次，虽然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对抗诉案件必须再审，但必须是符合抗诉形式要件的抗诉案件，法院在对抗诉的审查过程中，不能因为检察机关有对法院生效裁判进行监督的权力而随意地使已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处于待定状态，对不符合抗诉条件的抗诉案件，由立案庭经审查后告知检察机关并建议撤回抗诉，否则，可作出裁定从程序上驳回抗诉。但是，经立案再审的抗诉案件，再审合议庭必须再审。在再审中，依据检察机关的抗诉，对原裁判进行是否存在抗诉所反映的问题的实质审查，此时，要对抗诉的内容作出实质评判，如果原裁判存在抗诉所反映的问题，则须予以纠正，由再审合议庭作出新的再审判决。有一种情况，如果抗诉虽能反映出原裁判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不足以动摇原裁判的（不完全是实体判决结果的）则不能用裁定的方式驳回抗诉，而应是以再审判决方式维持原裁判在再审判决中对抗诉不予支持的理由作充分地阐述，一方面反映出法院接受检察监督的态度，同时作为抗诉机关也较能够予以接受。

篇2：从一起盗窃案引发的刑事公诉风险问题的思考

从一起盗窃案引发的刑事公诉风险问题的思考

一般来说，由于民事诉讼调整平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容易引起关注，特别是涉及诉讼标的额较大时，相应的诉讼费用更为突出。而刑事公诉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来履行职责，这之前侦查机关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因此，公诉机关的刑事诉讼风险很容易不被重视。但是，随着法院审判中心主义的兴起，法院进行刑事庭审判决时担任居中裁判的角色越为彰显，检察机关的公诉风险研究也就显得较为重……

一、一个刑事公诉风险的典型案例

郑某某盗窃一案中，被告人郑某某幼年父母双亡，由其姑妈王某抚养成人。王某有一子王甲、一女王乙。年郑某某随王某来京做小生意，和王某、王甲、王乙一起生活，并受雇于王某，由王某每月发给其工资。后来王某欠郑某某工资1000余元没发放，郑某某便偷偷将王乙床铺下的存折拿出去到银行取出1万元人民币，被王乙告发归案。公安机关侦查完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根据王某某、王甲、王甲妻子等的证人证言和存折以及被害人王乙的陈述，认定盗窃事实成立，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中“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规定的情形，因此依法提起公诉。在法院审判时，王甲、王甲妻子的证言发生变化，王乙作为案件被害人也请求检察机关不要追究郑某某的刑事责任。这样，案件的发展将检察机关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原本事实清楚的案件却因证人翻证导致指控无力，最后法院宣判被告人郑某某无罪。

二、案件反映的公诉风险原因

一般来说，公诉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证据的变化风险和指控罪名不准确的风险，这种风险对每一个刑事案件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对有些类型的刑事案件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本案所涉及的亲属之间的轻微刑事案件。

1、犯罪事实主要依靠亲属间证人证言建构的证据体系，在案件当中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出现较大的变化。郑某某盗窃一案中，虽然王乙等都不是其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但是他们生活在一起且又有血缘关系，王乙到公安机关报案时可能也是出于一时的激愤，这样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其本人往往事情一过就后悔，或者在亲属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放弃原来要追究郑某某刑事责任的念头。因此，证人证言的变化和无罪判决的做出也就在所难免。

2、检察机关执法观念的问题。违法必究是沿袭已久的一个执法理念，检察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往往集中反映在追诉效率上。在这种执法观念的指导下，从侦查人员到检察官往往更为关注有罪的证据，而忽视了无罪证据的搜集与固定。事实上，郑某某盗窃一案的公诉风险从一开始就存在，这种亲属之间的盗窃行为，事发现场一般只有亲属在，而亲属之间的有罪证言很不稳定，往往会掺杂一些主观情感，有罪证言向无罪证言转化的倾向总是存在。国家的公权力介入这种亲属关系之间去追究轻微的刑事犯罪往往出力不讨好。正是由于该案的证人证言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利于被告人的证言趋势总是存在的。这样，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如果没有对这种证言趋势的发展概率做出正确的评价，简单地处理为有罪追诉的模式无疑会加大案件的追诉风险。

三、此类案件公诉风险的应对

此类案件的公诉风险问题相对比较集中，研究其应对策略有益于为解决一般案件的公诉风险探索出一个积极的.处理模式。

1、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谨慎起诉。司法的最终价值在于对社会关系的维护。这至少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司法来建构尚未建立的社会关系；二是通过司法来修复被破损的社会关系。毫无疑问，案例中郑某某的行为已经对与其生存相关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完全不是只有通过司法机关才能修复。事实上，通过相关关系人的调解，被害人王乙也已经出现了欲放弃诉讼的念头，这时检察机关的追诉就应当谨慎，要提前做好证人翻证的防范性工作，避免陷入“两头冷中间热”的尴尬境地。比如，对被害人的心态要正确把握，对与此相关的关系人的证言要确实固定好，细化案件的各种证据，切断证言变化的可能。

2、建议被害人自诉或者作不诉处理。根据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案，及时消化各种有可能引发的矛盾。比如，在案件的受理阶段，应当建议被害人自诉，这样给被害人以充分的自由处分权，避免检察机关生硬介入后的种种弊端。如果案件已经到了审查起诉阶段，经过调解使得被告人认识了行为的错误，同时被害人也愿意接受被告人的弥补措施，对这类犯罪危害不大的案件应当采取不诉处理。

3、如果被害人坚决要求起诉，应当协调法院建立快诉快审的司法渠道。对待这种证人证言极易发生反复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和法院进行协调，采取快诉快审的简易审方式，快速判决、快速结案；同时建议刑罚时采取社区矫正的方式，一方面有利于证人证言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社会摩擦的加剧。

4、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思想指导下，树立案件的诉讼风险意识，节约司法成本。检察机关要适应新的形势，树立起诉讼风险意识，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监督的效果，真正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郑某某盗窃一案，从公安机关大量的侦查取证工作，到检察院的审查起诉，最后法院判决无罪又引起检法两部门检委会、审委会的大量司法性工作，司法成本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消耗非常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用如此大的司法成本，必须计算相应的诉讼风险，尤其是要充分注意具体案件的刑事追诉目的。如果仅仅因为诸如亲属之间的轻微刑事犯罪，就过于奢侈地消费有限的法律资源，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类案件的刑事审前程序完全可以实现比刑事追诉更为有效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审查起诉部门必须适应检察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树立刑事公诉的诉讼风险意识，从而有效节约司法成本，实现司法资源的最优化。

篇3：从一起房屋买卖纠纷案看合同效力问题

从一起房屋买卖纠纷案看合同效力问题

6月8日，永同昌公司（后改为永发行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永发行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林建益签订了一份《厦门永同昌星洲广场商场买卖意向书》（下称意向书），约定：甲方将其开发建设的厦门永同昌星洲广场（后改名为锦绣广场）的沿街商业店面约4000平方米出售给乙方。该产业的首层层高为6米，买卖成交价格为每平方米11500元；二层层高为3米，买卖成交价为每平方米4000元，总价款约为3100万元。乙方应于签约当日预付定金50万元，并于196月30日之前再付250万元，以后按照工程进程分期付款。乙方签订合同后，可以转卖，甲方应当予以积极配合。甲方保证该房产在9月31日前具备交付客户进入商场装修大条件。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乙方交付定金后生效。但是，该合同签订时，永发行公司并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是在197月20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该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又签订了一系列补充性协议。4月，由于双方在地下一层的使用性质发生纠纷。

林建益诉讼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林建益与永同昌公司、永发行公司签订的商品房意向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有效。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二审福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意向书”，虽然名为“意向书”，但已经具备合同特征，应认为是合同。但是，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以及符合一系列条件，而林建益与永同昌公司签订该买卖合同时，双方明知永同昌公司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的事实的情况下，签订意向书，应认定为故意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当时生效的经济合同法及现行的合同法有关规定，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相关协议也认定为无效。因此，判决撤销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判决合同无效，令双方当事人返还财产。

本案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而且非常普遍的问题：即合同法实施前，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订立的售房合同是否有效？

民商法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平认为：合同法实施之前，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的销售许可，但是，并没有规定不取得许可证明的买卖合同就无效。因此，没有办理许可证的合同仅仅是没有生效，但不能认为是无效，只要在合理的期间内办理许可证，合同还是可以生效的`。

合同法颁布后，特别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实施后，这一问题得到进一步明确。该解释第九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合同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从这一条规定看，如果合同需要批准的，只要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办理了批准登记手续的，合同就应当有效。在本案中，商品房的出售者在一审终结前早已办理了登记许可，合同当然应当是有效的。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3月24日）非常明确地提出：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与买受人订阅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可以认定为有效。这就进一步明确了许可证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民商法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家福认为：从诚实信用原则看，该案如确认合同无效将违反诚信原则。在本案中，出售方明明知道自己在没有销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出售商品房，过后虽然也取得合法许可证，但却基于其他合同以外的原因，主张买卖合同无效。如果法院支持这种主张，则与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合同无效制度的立法目的不合。

民商法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利明认为：法律规定这种预售许可的目的，主要在于控制和防止欺诈，保护买受人。如果事后当事人补办，表明当事人将欠缺的瑕疵已经补正。自觉的补正应当认定有效。在本案中，既然买受人的利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认定这种合同无效，不符合合同无效的立法精神。

另外，从实际履行与保护第三人利益角度看，本案也不应认定合同无效。在本案中，在办理了预售许可证后，双方当事人已经按照有效合同进行了履行行为，再宣告其无效，使双方有效行为被推翻。更为重要的是，本案涉及第三人利益，如果认定合同无效，将涉及从林建益手中购房的第三人利益。因此，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民商法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永军认为：合同无效的目的主要在于制裁或者惩罚合同当事人的违法性。如果一个合同在订立当时违法的（行政法规），而在处理时其违法性已经不存在了，则制裁的目的不存在了，制裁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年12月19日）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时，则适用合同法。”在本案中，合同签订时，预售许可证没有办理下来，具有一定的违反行政法规的特征，但之后已经办理，最多应当给予出售方以行政处罚，而不应当影响买卖合同的民事效力。另外，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判例看，也应认定这种合同有效。

篇4：从一起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引发的对供用电设施产权及其分界点问题的思考论文

从一起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引发的对供用电设施产权及其分界点问题的思考论文

一、案情简要

1994年，贵州省万山特区下溪乡官田村芷冲村民组的8户村民，经万山特区供电局的下属单位下溪乡供电所的同意，自筹物资架设了一条低压照明裸输电线路。此输电线从供电所所属、位于离村民杨厚明责任田不远处的一根水泥电杆（从杨厚明责任田处视线可见该水泥电杆）上接线，在杨厚明责任田旁立有一根用树干做成的简易电杆支撑该输电线。此输电线路在当初架设后，8户村民共同使用一安装于前述水泥电杆上的电表，供电所按该电表向8户村民统一收费。从上半年起，万山特区逐步实施农村电网改造，供电部门对一些尚未改造到的输电线路也统一将电表安装到用电户门口。在触电事故发生前一个月左右，乡供电所拆除了前述水泥电杆上的.电表，在8户村民房屋外分别给每户安装了电表，对8户村民按各户电表分别收取电费。

杨厚明责任田旁的简易木质电杆，由于年久失修而向一旁倾斜，使得被其支撑的输电线低垂悬于田坎上方。205月22日傍晚，下溪乡官田村官田村民组村民杨顺主之子杨天恩（17岁），放牛途经杨厚明责任田的田坎，触及此低垂的输电线，触电死亡。

事故发生后，下溪乡供电所的上级单位万山特区供电局支付补偿费1000元给死者家属。后死者之父杨顺主向法院起诉，要求特区供电局赔偿致杨天恩触电死亡的死亡赔偿金、死者生前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3项共计4元。

二、分歧意见及处理结果

对本案供电局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供电局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虽然受害人杨天恩触电死亡的事实成立，但是发生触电事故的输电线路的产权属于芷冲村民组8户村民，而供电所为农户分别安装电表并不表示该线路的产权随之转移。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属于用户共用性质的供电设施，由拥有产权的用户共同运行维护管理。如用户共同运行维护管理确有困难，可与供电企业协商，就委托供电企业代为运行维护管理有关事项签订协议”，而本案8户村民并未委托供电所对该输电线路代为管理维护。因而，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对发生触电事故的供电设施，万山特区供电局既不是产权人，也不是受委托的管理人，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供电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虽然发生触电事故的输电线路原为官田村芷冲村民组8户村民架设，但是在事故发生前，乡供电所已将电表分别安装到该8户村民，且由8户村民分别向乡供电所交纳电费，根据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六条“用电计量装置，应当安装在供电设施与受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的规定，乡供电所为8户村民分别安装电表并收取电费，即应视为乡供电所管理使用村民电表以外的输电线路，乡供电所对该线路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和维护责任。由于该输电线路管理使用人乡供电所以及线路所有权人芷冲村民组8户村民，均疏于履行对输电线路的管理维护责任，共同导致触电事故发生，乡供电所从属的万山特区供电局和芷冲村民组8户村民均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本案的处理，第一种意见为多数人意见，即本案处理结果为：万山特区供电局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笔者意见及法理分析

在以上两种处理意见中，毫无疑问第一种意见符合有关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及规章对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由产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规范的字面规定。但是，笔者同意其中第二种意见的处理结果，即认为万山特区供电局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损害赔偿案件，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是损害赔偿的归责问题。本案是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当适用处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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