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生死观及其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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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儒家生死观及其现代价值

篇1：论先秦儒家生死观及其现代价值

论先秦儒家生死观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儒家生死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珍视生命,重视现世;乐生恶死;生死相关,关注死亡;生与死相互贯通,创造久存于世的人生价值;不苟且偷生,承认死亡的`意义.先秦儒家生死观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是建立现代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肯定其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

作者：陈汇作者单位：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上海,37 刊名：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ZHO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8(3) 分类号：B222.05 关键词：先秦儒家生死观价值

篇2：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论文摘要：孝道被先秦儒家视为“诸德之首”，是先秦儒家人文伦理的基石。本文首先阐述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接着又对孝道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孝是一个优弊共存的“杂糅体”，即有其适应时代发展的合理性因素，又有其阻碍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最后指出弘扬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开创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构建的孝道观，则是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儒家人文理论的基石。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是中国人个人道德的根源。它不但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众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一、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在《论语 ·学而》中，“孝”被作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认为“孝”不仅体现在父母生前，最难的是保持到最终。“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孟子对孝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和发挥，认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懒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亦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 ·离娄下》)。战国后期的墨家认为：以爱亲利亲为己任，就是孝，孝不必图回报。此外，《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专篇论“孝”，战国时还产生了《孝经》，这些文献表明孝道的框架在先秦已经完成。《孝经》把孝与治理国家的政治手段相结合，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孝的道德观念也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有影响、最富特色的规范之一。

二、对先秦儒家“孝道”的辩证分析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有其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它已经成为指导我国人民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先秦儒家孝道有其合理性因素也有其不合理性因素，对此我们应作辩证分析。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赡养父母。赡养父母的规定表明在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状况下，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是人类种族繁衍的需要，也是人生自然规律发展的要求。当子女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时，父母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当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则应尽赡养扶助的义务。传统孝道中赡养双亲的这一规定符合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人生从小到老的自然规律性，是积极合理的内容，应该继承弘扬。

2.爱亲、敬亲。每个人生下来都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在这种养育的亲密关系中，必会自然地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尊敬之情，但这种感情害怕时间一长，由于受到多种干扰而被丢弃，因而儒家提倡孝这一文化道德规范，以维护人类的这种美好感情。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很难想像一个人连给予自己的生命的父母或者养育自己的人都不爱不敬，他怎么能生发对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的爱呢?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结构和良好品质呢?因此，爱敬父母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永恒价值。

3.尊老敬老。儒家把孝不仅仅限于父子关系，而且要求尊重家族中的一切老者尊者。根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他们由尊养家庭老者再扩大到尊养社会上所有长者和老人，要求人们不但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尊老的确是中华民族的独特传统，它已经以言语、警句的形式，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之中，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孝道又有其不合理因素，先秦儒家把“孝”作为仁之本，把“孝”看成“诸德之首”，使“孝”这一伦理范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强化，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其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

1.“无违”之孝道。使家庭伦理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父子之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产生了权威人格倾向传统孝道讲究“父慈子孝”，但一向讲“子孝”的场合多，讲“父慈”地方少。“子孝”要求儿子对父母尽义务，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无条件地绝对顺从父母，父亲死后还要尽三年之丧，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这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社会家长制的意识，父子之间人格上具有明显的隶属关系。这“无违”之孝道，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服从的基础上，这样的孝道，对维护家庭制度是有功的，却不容易培养出独立的人格。

2.“忠孝合一”的观念，使孝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道德力量。“孝亲”本是家庭中的道德规范，最初与忠君并无直接关系。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以宗法式家庭形式组织社会，建立了以皇帝绝对权威为基础的封建家天下。在这种封建等级制社会里，父亲是一家之长，皇帝是一国之尊。对封建家长的绝对尽孝，扩大到国家就是对君主的绝对尽忠。这样，孝亲与忠君便密切联系起来。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也大力宣扬“忠孝合一，移孝忠君”的思想，还提出：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为了忠，必须讲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要求人们“舍孝尽忠”。在当代民主社会，封建皇权统治已不复存在，但对孝具有服务于专制统治特性与历史应保持清晰的理智，防止其流毒影响。还有一些观点，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这些封建性糟粕，不管当时还是其后，都应予批判与否定。

篇3：论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论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注重人和、力倡道德;强调修身,刚健有为;德法并用,尊贤善听;崇高理想、天人协调等等.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标记所在.今天,批判地继承儒家的管理思想,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现代社会的'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李钟麟作者单位：零陵学院,政治系,湖南,永州,425006 刊名：零陵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NGLING UNIVERSITY 年，卷(期)： 24(6) 分类号：B222 关键词：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现代价值*

篇4：道德形而上学的价值主体--先秦儒家仁义论

道德形而上学的价值主体--先秦儒家仁义论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始终是先秦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性话题之一.孔孟认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当从人之“行”(实践)的内在特性来理解,而“仁义”就是人类实践的内在特性.“仁义”的命意涵潜在人的生命活动的'自身肯定性中,其实质在于:人是依据本己的应然尺度而自我规定、自我支配的,所以,人原本就是自我立法的价值主体.然而,一个能够自我立法的价值主体,其必然具有不可析解、不可还原的自身完备性,而对价值主体的自身完备性的证明构成了儒家“人学本体论”的核心思想.

作者：李孺义作者单位：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15 刊名：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3 5(2) 分类号：B82 关键词：仁义实践的内在特性自我立法应然尺度价值主体人学本体论

篇5：先秦儒家性情论及其相关理念的现代抉发

先秦儒家性情论及其相关理念的现代抉发

郭店楚简先儒文献<性自命出>等篇出土以来,儒家尚情思想受到关注.围绕着这一点,先秦儒家的性情论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进入了人们的学术视野.抉发先秦儒家性情论之人文关怀精神以及相关的导欲、尚诚思想的现代价值,并探讨其实现“创造性的转化”的`可能途径,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论题.

作者：马育良作者单位：皖西学院,社科所,安徽,六安,237012 刊名：皖西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WANXI UNIVERSITY 年，卷(期)： 18(1) 分类号：B222.05 关键词：性情论情欲诚价值

篇6：论先秦儒家性情学说的逻辑发展及其历史价值

论先秦儒家性情学说的逻辑发展及其历史价值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神本向人本的演进过程中,先秦儒家性情学说大体经历了由孔子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及《中庸》、《孟子》、《荀子》、《大学》等有关理论的逻辑发展过程.其历史价值突出表现在对人文精神的.关怀上.

作者：胡tS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兰州,730070 刊名：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UZHO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9(6) 分类号：B22 关键词：先秦儒家性情论人文精神

篇7：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论文

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论文

[论文关键词]忧患意识先秦儒家现代转化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体现在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中。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滥觞于西周，成熟于孔孟。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强调人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其思维基础是古代的辩证法。针对不同的问题，先秦儒家具有应对忧患的不同方法和思想体系，但都有伦理性、道德性和主观性的特点。在当代社会，应该积极吸收先秦儒家忧患意识的积极因素，同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忧患意识是孟子的忧患意识

孟子是战国时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战国乱世，对政治最有影响力的道家、法家、墨家大多采取一种消极顺应时势或者功利的态度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们的主张对于建功立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无助于世道人心的提升。孟子在诸子基于功利权衡或消极否定的一片嘈杂声中清音独起，“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浩然之气贯彻儒家信念，定要以道德的理想主义来引导社会归诸正途。

尽管孟子也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统治阶层尤其是君王的振作，但是他的忧患意识并非像孑l子那样主要关注上层阶级，而是将视角转向政治的另一方，即“民”、天下的百姓。他提出

经典实用主义真理观与中国先秦哲学家的真理观之比较分析

实用主义发轫于1871―1874年间在美国哈佛大学建立的“形而上学俱乐部”。俱乐部的主持人就是后来被认为是实用主义创始人的皮尔士。到19世纪末世纪初，通过詹姆士以及实用主义的另一个最大的代表人物杜威等人的活动，实用主义在美国土壤上发展成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在美国哲学中成为“最时髦的东西”。自实用主义形成后，几十年来它在美国哲学中一直占居主导地位，甚至成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其实用主义真理观在实用主义理论中有非比寻常的位置。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实际上也可看到实用主义真理观的魔影显现，而在中国先秦哲学思想的真理观中，也可看到在其中与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一些异同，讨论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发掘传统哲学与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可资利用成份，避免其劣处，对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追求真理的立足点

追求实际功效是实用主义真理的基本精神，把立足于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独特风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实用主义首先要把哲学从对抽象和经验的抽象思辩和传统形而上学中解脱出来。皮尔士就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传统的神学与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要求在经验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寻求真理，要依据经验来判断一切命题，经验和科学手段是验证一种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真正有意义的方法。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要把真理、对真理的追求生活化。人们求索真理要与日用生活结合起来，而不是总是高高在世的生活，那讨论某崇高的理想还有什么意义呢？由资本控制的社会的不可靠性反映在哲学中就是只把握现实的一切。目前，中国社会理想的现实化，日常生活化也是有实用主义色彩的。

中国先秦哲学中，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也是强调功效的，但它有自身不同于实用主义的特点。先秦时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矛盾异常复杂的时代，社会发展处在新旧杂陈，方生末死之中，死的.要拖住活的，新的要突破旧的，历史发展的这一特点，使哲学论战双方突出研究的是社会运动的辩证法，哲学斗争与政治斗争与紧密结合，很少有远离政治的纯哲学议论。认识中的每一个话题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尤其政治生活的问题而提出，所谓“圣哲”，都力求“明于治乱之道”“审于是非之实。”这个时期出现的儒、墨、道各家等派，都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以其哲学理论来为其政治主张作证，即使是以“隐者”自居的老子，其“道法自然”的抽象哲学命题，也是为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作论证。正如荀况所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争论的是古今关系与天人关系问题，而且总是把天国的批判拉回尘世，把神的问题变为人的问题，把面向自然变为面向社会，把历史的问题变为现实的问题。与实用主义不同的是中国哲学家在对真理的追求过程中，并不晦言其形而上的思想，而且非常善于把形而上的抽象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结合起来，通过人的自省和修养，在日常生活中一步步检验，一步步证实，一步步发展自己的认识。

二、追求真理的方法

实用主义强调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利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特别强调积极行动、实践的意义。他认为要有效地行动必须以确定坚定的信念为前提，信念是一切行动的必要准备。在皮尔士看来，哲学必须引起一定的实效，而要有实效，首先必须要能直接引起行动。建立信念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皮尔士认为这是科学家们才善于使用的最可靠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既排除主观偏见，又反对盲目崇拜权威，而只依据不受个人意识影响的“某种外部的永恒性”，来确定信念。皮尔士的态度开始是矛盾的，而最终仍会到他的有实效的经验那里去寻求帮助。其矛盾就在于他一方面强调经验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不忘其作为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求实态度，既突出主观的作用，又好象把客观性放在第一位。然而，他对实在“客观性”的解释依赖于人的主观感觉，还是回到了实用主义的根本立场上去了。杜威也特别看重主体、经验的能动性，把它视为人不可缺乏的一种能力，人有了经验、能动性，就有勇气对自然采取攻势，就可以利用环境，征服和支配环境，向环境索取真知。杜威从实践活动发生的角度，把经验看作是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实践就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行为、行动。但杜威更凸显人类改变环境的独特能力，认为人是有创造性的智慧的，人可以通过试验和探索来能动地改造和改变环境，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人又是在经验范围内，通过实践、行动创造环境，改造自然，从而得到有意义的结果。现代科技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的哲学思想，而科技力量雄厚的美国产生的实用主义当然也不例外。对经验事实的强调，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份自信其实源于人类依靠科技力量对外界的征服和生产的丰厚的物质财富，这一切都使得他们过多地依赖于人为的力量，处处都要去占领，处处都要去征服，缺乏对自然的尊重，在能够控制的时候，就有主观主义的气焰，在感觉不能把握的时候又会陷入深深的绝望，这就是实用主义的归宿。

先秦诸子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也突出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孔子认为学习、探讨真理时的心态非常重要，一生中常常不得志的他却告诉人们，“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p255）在追寻真理的进程中自得其乐，他喟叹“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p282）“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p275）他觉得在探索直理的过程中，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1］（275）这才是为文之道。而且还得有吃苦精神，“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1］（p271）以后的“人定胜天”的思想看来是源于孔子这一观点，只要用尽人力，就可把握真精神，他“不耻下问”的态度贯彻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p283）他强调积累经验的重要性。“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p310）孔子特别推崇对待各种经验的学习，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p319）也就是说，诗可以使人得到鼓舞，可以使人学会观察，可以使人学会怎样和群众相处，可以使人们学会怎样运用讽刺，从近处说，可以学会怎样侍奉父母，从远处说，可以学会怎么侍奉君主，还可以知道许多鸟兽草木的名称。如果说孔子主要求人们积极学习古代和以往的间接经验的话，墨家先驱墨翟则坚持人们的真知来源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他说：“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请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见莫闻，则必以为无。”［1］（p383）就是说，判断有与无的方法，必须以众人的闻见感觉为依据。大家的耳目所感知到的就存在，反之，就不存在。这种认识方法，很明确地标榜了人的认识能力。与实用主义不同的是，孔墨都同时也注重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孔子提倡学思并重，尤其重视理性自觉，认为懂得一件事，可以由推演而知道十件事，学习一些基本的知识，再由此而领会高深的道理。又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p310）要人们在概括和分析已有认识时，发挥能动性。墨翟也不完全是一个狭隘经验论者，他在认识方法上提出了“谋“的概念。他提出：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谋”是思考。“以往知来”，“以见知隐”是进行积极的理性推理。孔子后学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在认识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观点，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所有的理性思考，所有理性思考的结果，都源于人的心，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道德标准，实践目的都可以达到。在认识方法上，老子“静观”“玄览”的方法是显现了中国特色的获取真理的方法，有人说它神秘。不错，它就是后来禅宗中的悟，它也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日益受到重视的直觉，它是人的思维中的“混沌”和“突现”。漫长的几千年之后，西方人开始把这一在真理的认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方法，同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结合起来，更为有意思的是，把它运用于一向为中国人所擅长的人格修养之中，著名的格式塔疗法就提醒人们多去感觉，提倡直觉思维。（实用主义对直觉的重视初见端倪，把本能列入经验范围，以个人意见来确定事物的存在）。

篇8：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

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

那么，什么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呢？为了使问题更加明晰和易于集中讨论，本文在此把讨论的范围确定在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特别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荀子把德治进一步发展为礼治：“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以礼治国是荀子的治国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学那里，礼是德的外在表现，所以，礼治的实质仍是德治。

为什么要把德治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手段呢？从基本的'方面说，孔、孟、荀心目中西周时期特别是周公时期成功的德治实践、农耕社会的经济特点、血缘宗法的家庭关系等等，都是他们提倡德治的重要原因。而从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角度说，孔、孟、荀之所以提倡德治，主要基于这样两条理由：一是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捷径，二是依靠其他手段无法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关于第一条理由，孔、孟、荀的论述如出一辙，即只要最高统治者愿意实行德治，并以身作则，德治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高离上》）：“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关于第二条理由，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充分关注，因为在这条理由中，孔、孟、荀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理想的道德社会只能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德手段去建立，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刑罚去建立。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提出“道德手段”的概念，是相对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而言的，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教化和约束，并具有非强制的特点。

首先来看看孔子对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接着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是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在《议兵》中对孔、孟的上述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子，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上述言论充分说明，孔、孟、荀之所以推崇德治，是因为他们认为非道德手段如刑罚、赏庆、势诈等充其量只能获取民财、民力，而无法获取民心，当然也就无法靠它们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了。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儒家虽然认为不能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刑法等在治国时的作用。如孔子就曾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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