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给大家分享市场国际化与中国市场结构战略论文，本文共14篇，欢迎阅读!
篇1：市场国际化与中国市场结构战略论文
市场国际化与中国市场结构战略论文
市场国际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从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看，将中国市场结构置于国际市场大环境中加以研究，通过分析市场国际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和中国市场结构现状与市场国际化的不适应性，探讨在市场国际化条件下优化中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战略，这是本文论述的主题。
一、市场国际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开放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其结果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逐渐融为一体。因此，对外开放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市场国际化过程。而市场国际化对决定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这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国际化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潜力。规模经济要求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单位产品成本下降，收益增加。假如企业只在国内市场上追求规模经济，就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1．国内资源可供量的限制。因为一国的资源往往存在相当程度的稀缺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有可能因获取资源的代价太高反而使产品的边际成本上升，甚至有可能根本无法获得所需的大量资源。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就能以较低的价格得到所需的资源，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例如，目前上海“宝钢”所需的铁矿石9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等国，其规模经济的实现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大。
2．国内市场需求量的限制。在特定时期内，一国对任何产品的'需求都是有限的，企业若一味追求扩大生产规模，往往会造成产品严重供过于求，迫使企业又不得不缩小其生产规模。而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上，产品的需求量就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突破了产品需求的制约。
3．国内技术水平的限制。生产能力的扩大通常是以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时总是要采用效率更高的新技术。而一国的技术水平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在那些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中，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就会受到生产技术的限制。这对技术总体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突出。企业通过国际市场引进高效率的新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就能较充分地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总之，市场国际化突破了国内市场的种种限制，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市场的进入壁垒具有多层次的特点。目前，世界上已存在许多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并大有继续发展之势，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将进入区域一体化、集团化新阶段。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93年1月就宣布建立在12个成员国之间的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并设想在21世纪中期，把欧洲经济区扩展到东欧和南欧的周边国家，把欧洲建成“全欧洲经济联盟”；1992年12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美加墨自由贸易协议》，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89年11月，亚太地区12个国家的部长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首次会议，组成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2年1月，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达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于“东盟”成员国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因此，两者是处于不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此外，还有不少新的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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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市场流动性与市场微观结构
市场流动性与市场微观结构有关
结论与政策建议
恰当的涨跌幅限制不仅限制了异常波动,而且增加了流动性；不恰当的涨跌幅限制不仅增加了波动性,反而约束了流动性。通过本课题研究,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目前市场条件下,继续实行10%涨跌幅限制,对股市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我国证券市场仍处在发展初期,随着市场投资者构成的变化,机构投资者的逐步增多,投资者素质的提高,以及整个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国有股减持的顺利完成,完全可以放宽涨跌幅限制
由于市场的过分波动是由于投资者的偏好、炒作、信息非对称性和过度反应等因素造成的,因此需要增强产生异常交易股票的透明度。这样既能限制股票非正常波动,又不推迟价格发现过程
在有条件有必要的情况下,对小盘股、绩差股、信誉低的上市公司继续实行涨跌幅10%的限制,而对大盘股,绩优股,高市值股和信誉高的上市公司取消涨跌幅限制
本课题首先对沪深证券市场涨跌幅限制制度安排的历史沿革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分别给出指令驱动机制下的股票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计算方法,并运用这些度量方法,从不同角度实证研究了涨跌幅限制对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恰当的涨跌幅限制不仅限制了异常波动,而且增加了流动性；相反地,不恰当的涨跌幅限制不仅增加了波动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也约束了流动性。因此,我们认为,在增加市场交易透明度的基础上,放宽或取消涨跌幅限制,既不延迟价格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又能限制股票剧烈波动。
一、流动性度量方法与波动性度量方法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随着机构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微观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日益重视对证券市场流动性的研究,许多研究表明证券市场流动性与市场微观结构有关。纵观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建立流动性好的市场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因此研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及其度量方法,加强对市场流动性评估,适时运用市场手段增强市场流动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传统流动性度量方法
传统度量股票流动性方法比较多,其中广为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交易股数、交易笔数、交易金额、换手率和流通速度。成交股数和成交笔数在流通股数相近的情况下使用比较有效,成交金额在流通市值相近的情况下比较有效,换手率和流通速度分别是交易股数和交易金额的进一步发展,在流通股数和流通市值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也能进行比较,具有可比性。但是,这些方法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当波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时,都不能真正反映市场的流动性,这是因为即使当这些指标较大时,若波动性更大,也不能说市场流动性就好。
在报价驱动系统中还可以用宽度、深度、弹性和影响力四个指标度量证券市场流动性。宽度是指做市商报价价差,一般认为宽度越小,交易成本就越低,流动性就越好,反之流动性越差。深度是价格每变化一个单位需要的交易量,也可以认为深度是保持价格不变的最大交易量。显然,深度越大流动性越好。弹性是指由于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消失的速度,弹性越大流动性越好,同时也说明市场的效率越高。市场影响力是指当交易发生以后,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市场吸收交易信息的能力,也反映了当一笔交易发生以后买卖价差扩大的程度,影响力越大市场流动性越差。
2、流动性度量的新方法
在指令驱动机制下,为了克服上述计算流动性的局限性,这一部分给出股票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计算方法。
(1)股票流动性计算
本文通过定义股票流动性是换手率与波动幅度之比来考察它的流动性。股票流动性是换手率的增函数,是波动幅度的减函数。当在某期间(日、周、月、年和其它时间周期)最高价与最低价相等这一极端情况发生时,波动幅度为0,流动性为无穷大,这是不合理的,因此,这时我们取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差为最小价格变动单位0.01元。
(2)市场流动性计算
市场流动性就是流通速度与波动幅度之比。市场流动性是流通速度的增函数,是波动幅度的减函数。
3、波动性度量方法
波动性度量方法有许多种,其中使用较多的有方差、半方差和极差等,但考虑到日周效应,在这里,我们用Schw?ert于1990年提出的方法来度量收益率的波动率。
二、涨跌幅限制对流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对上海证券市场指数在1992年5月25日至12月13日和1912月16日至12月29日两个区间的流动性进行了比较,并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方法(以下简称K-W检验)。在两个证券市场随机共选取6只股票,分别是深发展、上海石化、广船国际、中华企业、青海三普和宏盛科技(原良华实业),对它们在1992年5月25日至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月29日两个区间的流动性进行了比较。随机选取3只ST股票,分别为粤富华、金帝建设和南京熊猫。这三只股票的共同特点是:从正常的10%限制到5%限制再到正常的10%限制三个阶段。
本课题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CSMAR数据库。该数据库对上市公司的红利、配股和拆细等因素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里比较两个或多个样本总体的`平均值就采用K-W非参数检验。
2、涨跌幅限制对上海股票市场流动性影响分析
这里分别计算上海证券市场在1992年5月21日至1996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12月29日两段时间的流动性,同时为了寻找日周效应又分别计算了周一至周五的流动性,并进行了多值K-W检验,结果表明,上海证券市场有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显著大于无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这说明涨跌限制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
另外,我们还分别以1日、2日、3日和5日为单位计算了年度流动性指标,计算和检验结果表明,上海证券市场有涨跌幅限制的至20的流动性高于无涨跌幅限制的1993年到1996年,K-W检验的P值远远小于0.05。
3、涨跌幅限制对个股流动性影响的分析
这里分别计算了深发展、上海石化、广船国际、中华企业、青海三普和宏盛科技6只股票在1992年5月21日至1996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年12月29日两个时间段的流动性,同时也检验了日周效应,并进行了K-W检验。计算结果表明,深发展、上海石化、中华企业和青海三普四只股票无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时期的流动性,广船国际的K-W检验的P值为0.163＞0.05,不显著,而宏盛科技却反过来,有涨跌幅限制时期流动性(1.028＞0.5066)显著大于无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这可能与宏盛科技流动盘极小容易控盘操纵有关,2000年上半年的走势可以说明这一点。
另外,进一步分别以1日和2日为单位计算年度平均流动性指标,从计算和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深发展和上海石化、青海三普最大的流动发生在1996年,广船国际和中华企业最大的流动性发生在有涨跌幅限制的2000年,而宏盛科技以1日为单位计算流动性最大的年份是2000年,以2日为单位则是,这一现象还无法解释。
4、涨跌幅现象对ST股票流动性影响的分析
首先,把ST股票粤富华、金帝建设和南京熊猫按照涨跌幅限制的范围分为三个区间,然后计算流动性,并进行K-W检验。从计算结果和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只ST股票在进行特别处理期间,涨跌幅限制为5%时流动性显著好于在此之前涨跌幅限制为10%时的流动性,而粤富华和金帝建设两只股票在涨跌幅限制为5%时的流动性却不显著好于在此之后的涨跌幅限制为10%时的流动性。南京熊猫在涨跌幅限制为5%时的流动性却好于在此之前和之后涨跌幅限制为10%时的流动性,这说明涨跌幅限制减少没有限制流动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有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大于无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涨跌幅限制小时期的流动性大于涨跌幅限制大时期的流动性,这说明过小的涨跌幅限制存在流动性干扰和过度反应现象。这与大的投资机构炒作ST股票有关。这不足以说明涨跌幅限制的减少增加了流动性。
三、涨跌幅限制对波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与上一部分完全相同。
2、涨跌幅限制对上海证券市场波动性影响分析
首先,从总体和日周效应上分析,并分别计算上海证券市场在1992年5月21日至1996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29日两段时期的波动性,并运用K-W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无涨跌幅限制的波动性显著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时的波动性,涨跌幅限制确实限制了波动性。进一步,我们分别以1日、2日、3日和5日为单位计算年均波动幅度。同样表明,无涨跌幅限制的1993年到1996年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涨跌幅限制的为10%的19至2000年期间的波动性,更进一步说明涨跌幅限制约束了波动性。
3、涨跌幅限制对个股波动性影响的分析
这里分别计算深发展、上海石化、广船国际、中华企业、青海三普和宏盛科技在1992年5月21日至1996年12月13日和1996年12月16日至2000年12月29日两段时期的波动性,并进行了K-W检验。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除中华企业和青海三普两只股票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余4只股票无涨跌幅限制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的波动性,从日周效应上来看没有明显的规律,但6只股票周2的K-W检验P值却比较大,波动性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分别以1日和2日为单位计算年均波动性,并运用多期K-W检验,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的年至2000年最大波动值和最小波动值显著小于无涨跌幅限制期间的1993年至1996年,这从个股的研究中进一步说明涨跌幅限制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波动性。
4、涨跌幅限制对ST股票波动性影响的分析
我们特别选取了在被特别处理(涨跌幅限制为5%),而在2000年恢复正常交易(涨跌幅限制为10%)的三只股票粤富华、金帝建设和南京熊猫、并计算了三只股票在特别处理期间和其前后的波动性,同样计算K-W检验P值。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粤富华在涨跌幅限制为5%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其前后涨跌幅限制为10%的波动性,南京熊猫在涨跌幅限制为5%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其后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的波动性,而金帝建设的检验结果不显著,从日周效应上看也无显著规律。进一步以1日和2日为单位计算的年均波动幅度,结果表明,除金帝建设外,无涨跌幅限制和涨跌幅限制为5%两个期间的波动性显著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的波动性,这说明涨跌幅限制为10%时,约束了波动性,而涨跌幅限制为5%时反而增大了波动性,这个结果与前面的结果不完全相同,却与Kim在年的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无涨跌幅限制和涨跌幅限制为5%情况下的波动性大于涨跌幅限制为10%情况下的波动性,但限于样本和时间,
还很难有很强的推断。
最后,为了探讨波动性和流动性的变化是否与涨跌幅限制以外的其它因素有关,我们计算了在1996年12月16日实行涨跌幅限制之前上市的所有公司股票在实行涨跌幅限制时期的流动性和波动性,并对计算结果进行排序。从排序结果中可以发现,排在流动性最小的前20位的股票大多数是大盘股,排在流动性最大前20位的股票大多数是小盘股和超级小盘股,而排在波动性最小的前20位的股票大多数也是大盘股,排在波动性最大的前20位的股票大多数也是小盘股。这可能与机构投资者热衷于炒作小盘股有关。
由此可见,市场的过分波动可能是由于投资者的偏好、炒作、信息非对称性和过度反应等因素造成的,而这些原因是很难由涨跌幅限制得到解决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增加市场交易透明度的基础上,放宽或取消涨跌幅限制,既不延迟价格发现,又能限制股票剧烈波动。另外,如果推出股票市场统一指数和指数期货,需要进一步研究涨跌幅限制对指数的影响,以防止操纵市场的行为。
沪深证券交易所涨跌幅限制沿革
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1990年12月28开始涨跌幅限制为1%。199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放开延中实业、飞乐股份两只股票的涨跌幅限制。3月27日进一步放开二纺机、兴业房产等6只股票的涨跌幅限制,形成了罕见的股票交易“一市三制”:双限制,既限涨跌幅又限量；单限制,即只限涨跌幅不限量；不限制,即不受1%涨跌停板限制,又不受30%的流通量限制。直至5月21日,沪市才全面放开股价。1996年12月,由于当时的股指连续上扬,投机气氛浓厚,12月16日起沪深股市开始实行10%的日涨跌幅限制并持续至今。
深圳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日正式成立,深圳证券市场开始规定涨、跌幅度均为10%,随后改为5%,接着又先后变更为涨停板1%,跌停板5%；涨停板0.5%,跌停板6%；涨停板、跌停板均为0.5%；1991年6月8日首先放开“深万科”股票的涨跌幅限制,从1991年8月17日,全面放开股价限制。1996年12月16日起开始实行10%的日涨跌幅限制直到现在。
194月22日沪深证券交易所开始对“特别股票”进行特别处理,特别处理的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为5%。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来源：《上海证券报》
篇3：乡村市场结构与产权制度
乡村市场结构与产权制度
摘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当下的中国，究竟是个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从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到三层缺陷的集体产权，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分析框架。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不能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普遍残缺不全的产权，难以顺应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造成村治的内在冲突。今后的改革应在这两个方面加强努力。
关键词：“三农问题”；市场结构；产权制度；村治。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
三、徒有虚名的集体，残缺不全的产权，内在冲突的村治
四、结束语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从理论上讲，当且仅当市场失灵之时，乃有政府介入的必要。西方经济学所主张政府干预农业的最基本理由――如果有理由的话――在我看来只能最终归结为：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而供给方的生产周期较长[ ]，两者都取决于自然的特性，那么从简单的蛛网模型就可以推断，其价格波动将趋于发散，因而不太适宜纯粹的市场调节[ ]。但是，诸如期货市场等制度安排，已经可望在较大程度上矫正这种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用武之地实在是有限的.。
在我国，“市场失灵”的论调常常成为行政干预师出有名的依据，在农业问题上尤其如此。然而干预解决了多少问题，还是带来了更多问题，是大可疑问的。近些年来，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的“三令五申”不绝于耳，“加强”、“重视”亦可谓不遗余力，“三农”问题仍然日益突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个普通乡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领导信中的这句话[ ]，早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但这些现象究竟是市场失灵或者说市场的过度作用所致，还是干预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严重发育不足，值得深思。具体来看，是支持、保护性的干预居多，还是限制、束缚性的干预为主，也有待分辨。
某些学者经常把本质上属于“前现代”的阴魂不散附庸成“后现代”的潮流所向，譬如把鞍钢宪法认作经济民主的先声，把乡镇企业视为西方工业化道路的超越，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目瞪口呆。我们要避免这种食洋不化的误区，不如仿照“后现代”、“前现代”的格式，提出一个“前市场”的概念，以免混淆于“市场失灵”。本文的基本看法是，尽管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分散的小农仍然可能偏处弱势，但我们现实的情况还要等而下之，这就不能归咎于市场了。
如所周知，“三农问题”直观上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过低、增长缓慢，而农民收入较多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价格则被普遍认为是个市场信号。人们习惯于争论怎样的农产品价格水准才是“公平合理”的，在我看来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等价交换”的说法也要修正，当然不是主张“不等价交换”，而是说“价”（也即交换比例）本质上是一个事后的概念，是交换过程的产物，因而“等价交换”无异于同义反复。归根结底，无所谓公平合理的价格，只有尽可能公平合理的价格形成过程；前者纵使有之也难以辨别，后者则易于观察和比较。简言之，价格形成的公平合理，有赖于市场的充分竞争[ ]。竞争的充分性，取决于市场结构即买卖各方的关系格局。那么，农村的农民，其在农业活动中，所遭遇的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确切地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结构呢？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
发展经济学大师舒尔茨有句名言：只要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农民能把沙土变成黄金。“三自一包”，仅仅引入了少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就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早期改革的能量释放殆尽、无以为继，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陷于徘徊不前的局面，此后积重难返，已是不争的事实。价格信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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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乡村市场结构与产权制度论文
乡村市场结构与产权制度论文
摘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当下的中国，究竟是个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从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到三层缺陷的集体产权，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分析框架。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不能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普遍残缺不全的产权，难以顺应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造成村治的内在冲突。今后的改革应在这两个方面加强努力。
关键词：“三农问题”；市场结构；产权制度；村治。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
三、徒有虚名的集体，残缺不全的产权，内在冲突的村治
四、结束语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从理论上讲，当且仅当市场失灵之时，乃有政府介入的必要。西方经济学所主张政府干预农业的最基本理由――如果有理由的话――在我看来只能最终归结为：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而供给方的生产周期较长[ ]，两者都取决于自然的特性，那么从简单的蛛网模型就可以推断，其价格波动将趋于发散，因而不太适宜纯粹的市场调节[ ]。但是，诸如期货市场等制度安排，已经可望在较大程度上矫正这种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用武之地实在是有限的。
在我国，“市场失灵”的论调常常成为行政干预师出有名的依据，在农业问题上尤其如此。然而干预解决了多少问题，还是带来了更多问题，是大可疑问的。近些年来，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的“三令五申”不绝于耳，“加强”、“重视”亦可谓不遗余力，“三农”问题仍然日益突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个普通乡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领导信中的这句话[ ]，早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但这些现象究竟是市场失灵或者说市场的过度作用所致，还是干预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严重发育不足，值得深思。具体来看，是支持、保护性的.干预居多，还是限制、束缚性的干预为主，也有待分辨。
某些学者经常把本质上属于“前现代”的阴魂不散附庸成“后现代”的潮流所向，譬如把鞍钢宪法认作经济民主的先声，把乡镇企业视为西方工业化道路的超越，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目瞪口呆。我们要避免这种食洋不化的误区，不如仿照“后现代”、“前现代”的格式，提出一个“前市场”的概念，以免混淆于“市场失灵”。本文的基本看法是，尽管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分散的小农仍然可能偏处弱势，但我们现实的情况还要等而下之，这就不能归咎于市场了。
如所周知，“三农问题”直观上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过低、增长缓慢，而农民收入较多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价格则被普遍认为是个市场信号。人们习惯于争论怎样的农产品价格水准才是“公平合理”的，在我看来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等价交换”的说法也要修正，当然不是主张“不等价交换”，而是说“价”（也即交换比例）本质上是一个事后的概念，是交换过程的产物，因而“等价交换”无异于同义反复。归根结底，无所谓公平合理的价格，只有尽可能公平合理的价格形成过程；前者纵使有之也难以辨别，后者则易于观察和比较。简言之，价格形成的公平合理，有赖于市场的充分竞争[ ]。竞争的充分性，取决于市场结构即买卖各方的关系格局。那么，农村的农民，其在农业活动中，所遭遇的究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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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服务业国际化：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的黏合剂
服务业国际化：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的黏合剂
一、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动因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服务业国际化的重要表征。服务业的扩张既与外部环境条件相关，也与服务业自身发展有关，概括而言，服务业国际化的动因有以下几方面。
1.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需求的拉动。
由于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引起了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扩张，即生产者不是内部组织生产而是在市场上去购买的被企业用作进一步生产的中间服务的增加。企业之间的中间需求的增长更多地推动了新兴专业服务业的发展，例如：管理咨询、工程服务、市场营销等都比以前有了更大的需求。
而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加，正是服务型跨国公司出现及扩张的主要原因。由于服务业的特殊性质，因此B to B形式较不适用于服务业，即服务商品一般只能直接作用于消费者，而通过中间商的转接是不能或者是低效率的。众所周知，生产性服务业的对象――企业既可能是地方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或是多国地方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如：贸易、金融）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集中固定生产和分散变动需求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许多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总是希望与一个服务商建立长久持续的关系，或者是希望与该企业的顾客（无论是本地还是国外的顾客）同时受到一个服务商的服务，以便于业务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有力地占领市场，获得更多的客户，就需要服务企业建立全球性的组织为其顾客提供全球的、一致性的服务。随着生产者服务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出现了。
2.技术进步和分工的挤出效应。
现代生产竞争激烈，灵活的管理和市场运作就变得十分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管理和市场运作等与生产的信息处理有关的部门的逐渐强化和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独立化，也就是说原来合在一起的工作为了提高效率和灵活性而分开甚至分离出去。这种方式使得企业的各项工作更加具有专业性。为了专注于企业自身的核心专长，企业中一部分工作将被分离出去由更加专业的服务商提供，这就是分工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目前服务部门较其他部门增长快得多，尽管服务部门中劳动生产率也有较大的提高，但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依旧较低。以富克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对美国部门生产率的比较研究发现，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几乎为零，大大低于工业甚至农业。他认为，服务业相对于农业或制造业的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说明了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就业的日益重要性。低于平均水平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意味着服务业平均成本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如果服务需求对于上升的价格相对不敏感，那么，随着经济的扩张，总就业中服务业的比重将增加。这就是著名的服务业增长滞后理论。可见，处于快速增长中的服务业往往能够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其对就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在创造财富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在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社会中，其他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要比服务部门快得多，因而劳动力的供给压力逐渐增加。这种由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因此，那些人力处理和实物处理服务型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逐渐增加，因为这些服务能够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较少受到限制，因而，有人提出服务业的发展扩张不是由于需求，而是供给的推动效应。
3.服务业的竞争。
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中，像银行、保险、医院和教育这些成熟的消费者服务业，增长速度正在减慢。而其他一些行业，像美国的航空客运业，似乎被长期的生产能力过剩困扰着。所以，公司的成长只能以从国内的竞争者那里争夺份额为基础――或者通过开拓国际市场。那些以美国为基地的大型信用卡公司所采取的战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应该看到，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速度已成为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服务业中，先动优势表现尤为强烈，快速的顾客回应能力，比竞争者抢先一步占领市场，将有更多的机会建立影响巨大的声誉以及赢得顾客的忠诚度，获得大市场。而且在服务业扩张中，政府角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府的管制决定了市场进入的机会，并决定了市场结构以及竞争程度，这种做法往往给先进入者以较少管制的优势。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已有竞争者先进入某个市场，许多企业仍然不惜代价进入该市场，以防止被竞争对手超过太多，这也是通常所说的“跟随竞争者”战略。服务业的对外扩张已经以势不可挡之势在全球范围展开。
4.进入壁垒降低（标准化成本、全球范围优势）和服务贸易自由化。
进入壁垒一般包括自然形成的以及人为的壁垒。自然形成的进入壁垒在服务行业中典型地表现为服务产品时间和空间上的传递障碍。然而，现代电信和传递技术使时间和距离的概念逐渐丧失了其重要性，服务的不可储存性和运输的传统特性发生了改变。从此，许多生产和消费原需同时进行的服务现在可以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分离，银行、保险、医疗，咨询和教育等原需供需直接接触的服务现在可以采用远距离信息传递的方式，通讯革命大大提高了服务的国际间可贸易性、生产的专业化迅速发展。
由于最新的服务业发展主要由经济网络型服务带动，使经济网络型服务与工业的发展形成互补。与此同时又由于许多服务产品无法出口，因此服务业更多地采用跨国公司形式。而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和信息上的巨大优势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经营行为，也使其在服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新兴服务业的知识化和信息化特征，服务部门跨国公司比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本密集度更高，技术优势更强，也更易形成世界市场的垄断局面，形成其全球范围网络优势。可以预见，随着全球市场的融合，信息成本降低，交易费用进一步的下降，也即在更加完全的市场中，服务业将比制造业更加具有采用跨国公司形式对外发展的倾向。
在服务行业中政府的管制是最主要的人为壁垒。由于许多服务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许多国家对服务行业实行较严格的管制，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当然在发达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一些发达国家对航空业实行管制，阻碍公司之间兼并联合的扩张行动。在这种状况下，使得许多服务业的跨国经营无法实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其中许多国际通行规则被普遍接受。更少的政府管制，更自由的全球经济市场大大降低了服务业对外扩张的进入壁垒。
5.赢得信赖以及全球学习。
声誉在服务业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很多情况下，由于转换成本较高，许多客户倾向于固定服务商，形成长期的互动关系。顾客在选择服务商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质量、竞争力、可靠性等。考虑到转换成本高昂，选错服务商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所以顾客总是利用各种途径去获得服务质量信息，服务企业也尽力去建立自己的声誉，并且试图区别于竞争对手提供更好的服务。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顾客很难获得准确的服务质量信息，也很难对服务质量做出合理的判断。顾客往往以公司规模、公司经营的年数、以及公司主要顾客的清单来判断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因此服务企业不断扩充规模推行国际化，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全球性顾客，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声誉、赢得信赖，将自身的实力外部化表现出来，从而赢得更多的市场。
在许多情况下，获得全球网络优势是一些服务行业提升服务产品价值，赢得顾客信赖的重要渠道
。
二、服务业国际化发展的特点
1.服务业全球扩张的主导战略由追随型转为主动型。
服务业一般是跟随在制造业之后推行其跨国活动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制造业跨国公司主要以利用东道国的资源及廉价劳动力为动机，曾带动了铁路、公用设施和基建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企业的海外延伸，然而，从投资规模和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来看，服务业只是作为制造业的补充而落后于制造业。70年代起，一方面，制造业跨国公司不断成熟，对外投资结构升级、形式多样，为发达国家经济地位日趋上升的服务业的对外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产品及技术的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对为工商贸易提供服务的全球发展要求日增。80年代以后，服务业已不再单纯尾随在制造业企业之后走向海外，企业跨国化形成的国际竞争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服务业寻求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分支网络渗入世界主要市场谋取利润的战略意识的加强。特别是90年代以来，各国放松了对历来限制甚严的电信、金融等服务部门的管制，这成为服务业迅速向海外扩张的契机；它们逐渐摆脱了纯提供中间性生产投入的传统角色；也开始参与制造业活动，如：跨国银行接受跨国公司委托，承办并直接参与为跨国公司所需要的银团、企业组建和变动等有关活动。但服务业跨国公司更多的是向同行业其他部类的服务领域扩展，这种多样化扩展主要强调相互衔接的一条龙服务。
2.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实力大大提升，成为推进服务业国际化的主体。
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的评比是对跨国公司实力的一个综合考察，由近年的数据可以看出，500强中的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的'比重已超过所有其它行业跨国公司的份额加总。
服务业跨国公司实力的提升还体现在其居高不下的营业收益率上，按照这一指标选出和500强中表现突出的几大行业进行排序，19，营业收益率最高的10个行业中有4个是服务业，包括多种经营财务公司、电讯、证券和娱乐业；而至19，营业收益率最高的10个行业中有6个是服务业，包括计算机服务和软件、多种经营财务公司、证券、网络通讯、饮食服务和电讯。
3.服务业跨国并购活动频繁，成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随着各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放松，跨国并购可以充分发挥其投资迅捷和有效避税的优势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规模为1000亿美元，为3420亿美元，年达到了7200亿美元；与之相应，跨国并购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由年的49%上升到19的58%，又跃升至1999年的83.2%。
跨国并购在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也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从具体行业来讲，近年来全球并购市场的热点是金融业，欧盟国家和美国的银行业纷纷合并。最近5年中，法国和葡萄牙的银行减少了25%，比利时、西班牙和美国分列其后，银行数量减少幅度分别为22%、21%和16%，日本银行和保险业在金融改革的推进下不断整合，其中，保险业的合并在达到了高峰期，一些超级保险公司相继成立。电讯业是并购浪潮中的第二个焦点。欧美同样是电讯业并购市场主力军，其中，美国电讯和传媒企业的合并以及欧洲市场上法国电讯同意收购英国第三大移动电话公司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的交易金额更是高达1470亿美元，成为并购规模最大的案例之一。
4.服务业国际化带动技术扩散，成为新技术重要的促进者。
服务业国际化的推进已成为现代技术的发源地、传播者和推动器。制造业跨国公司建立国际分支网络的目的是实施相似体系内的劳动分工，将劳动密集度相对高的那部分生产转移至海外分支机构，母公司则保留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部分的生产，从而拉开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技术层次。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跨国公司用于硬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并不多，而以软技术优势见长，而且由于服务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难以分隔，从母公司生产中分离出技能相对低的那部分服务的可能性很小，因而服务业跨国公司向海外分支转移的技术更安全，更接近母公司的水平。日趋发达的跨国界信息流动降低了服务业海外活动的成本，跨国的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系统使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成为母公司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母公司能够更有效地组织其全球范围的活动，通过海外分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当地并不具备的现代服务，而在发达国家则提供价格更低廉、质量更优异的服务。会计、保险、租赁、跨国银行、数据处理和信息传递等现代服务领域的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5.服务业国际化成为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的黏合剂。
服务业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所在，作为沟通全球经济贸易活动和企业跨国生产经营的联系纽带，在构建世界统一市场的进程中，服务业有着传统制造业所根本无法比拟的特殊功能和重要地位。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正在成为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货物商品竞争能力的关键投入，更是企业构成产品差异和决定产品增值的基本要素。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长远发展，一个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普遍增强，新型服务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部门，已经构成某种特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性因素。新型服务产业这种突飞猛进的深入拓展，一方面固然是国际间技术转让步伐加快和社会分工程度深化的集中体现，但另一方面却突出地标志着国际服务业从全球经济增长的客观结果迅速转变为世界贸易扩张的前提条件。国际社会的这一深刻变革，被众多西方学者称誉为“服务业的革命”。其具体表征和客观趋势是，推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产业的迅猛发展，进而扩大服务的可贸易性，而服务业国际化背后的根本动力，则来自于信息传输系统的全球联网，以及这种网络给长距离服务带来的现实可能，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是促使服务业本身产生革命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服务业实际上还是信息技术的主要投资者。就发达国家而言，拓展服务贸易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跨境设立商业机构，将国际服务贸易变成外国直接投资的一种基本补充。
服务业的国际化过程必须依靠跨国投资来推进，而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国际商品贸易形式。众所周知，主要从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通常在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建立起垂直分工体系，由母公司控制生产工艺流程的核心技术，而子公司则负责制造标准化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经营服务业的跨国公司由于技术优势主要是现代的服务手段和管理方法，在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时无法将其（例如：信息的复制）彻底剥离，因而彼此之间多半只能构成水平分工的关系。也就是说服务贸易自由化在扩大服务出口的同时，还能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逐渐达到优质高效的服务水准。
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普(1984)在《服务技术在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bricks)，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mortar)，”如今，服务业国际化已经超越一国经济的界限，通过技术扩散机制和制度扩散机制，在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黏合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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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nderson、E.H.Gitano:Modes of entry:transactions cost analysis and propositions,Journal of
temational Business Studies,Fall:1-26.1986.
篇6：服务业国际化：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的黏合剂
服务业国际化：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的黏合剂
一、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动因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服务业国际化的重要表征。服务业的扩张既与外部环境条件相关，也与服务业自身发展有关，概括而言，服务业国际化的动因有以下几方面。
1.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需求的拉动。
由于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引起了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扩张，即生产者不是内部组织生产而是在市场上去购买的被企业用作进一步生产的中间服务的增加。企业之间的中间需求的增长更多地推动了新兴专业服务业的发展，例如：管理咨询、工程服务、市场营销等都比以前有了更大的需求。
而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加，正是服务型跨国公司出现及扩张的主要原因。由于服务业的特殊性质，因此B to B形式较不适用于服务业，即服务商品一般只能直接作用于消费者，而通过中间商的转接是不能或者是低效率的。众所周知，生产性服务业的对象――企业既可能是地方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或是多国地方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如：贸易、金融）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集中固定生产和分散变动需求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许多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总是希望与一个服务商建立长久持续的关系，或者是希望与该企业的顾客（无论是本地还是国外的顾客）同时受到一个服务商的服务，以便于业务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有力地占领市场，获得更多的客户，就需要服务企业建立全球性的组织为其顾客提供全球的、一致性的服务。随着生产者服务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出现了。
2.技术进步和分工的挤出效应。
现代生产竞争激烈，灵活的管理和市场运作就变得十分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管理和市场运作等与生产的信息处理有关的.部门的逐渐强化和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独立化，也就是说原来合在一起的工作为了提高效率和灵活性而分开甚至分离出去。这种方式使得企业的各项工作更加具有专业性。为了专注于企业自身的核心专长，企业中一部分工作将被分离出去由更加专业的服务商提供，这就是分工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目前服务部门较其他部门增长快得多，尽管服务部门中劳动生产率也有较大的提高，但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依旧较低。以富克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对美国部门生产率的比较研究发现，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几乎为零，大大低于工业甚至农业。他认为，服务业相对于农业或制造业的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说明了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就业的日益重要性。低于平均水平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意味着服务业平均成本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如果服务需求对于上升的价格相对不敏感，那么，随着经济的扩张，总就业中服务业的比重将增加。这就是著名的服务业增长滞后理论。可见，处于快速增长中的服务业往往能够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其对就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在创造财富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在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社会中，其他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要比服务部门快得多，因而劳动力的供给压力逐渐增加。这种由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因此，那些人力处理和实物处理服务型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逐渐增加，因为这些服务能够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较少受到限制，因而，有人提出服务业的发展扩张不是由于需求，而是供给的推动效应。
3.服务业的竞争。
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中，像银行、保险、医院和教育
[1] [2] [3] [4]
篇7：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与海尔的国际化生产战略谈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农1966年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费农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上的营销生命，产品和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而这个周期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其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反映场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为了便于区分，费农把这些国家依次分成创新国(一般为最发达国家)、一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费农还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费农认为，在新产品阶段，创新国利用其拥有的垄断技术优势，开发新产品，由于产品尚未完全成型，技术上未加完善，加之，竞争者少，市场竞争不激烈，替代产品少，产品附加值高，国内市场就能满足其摄取高额利润的要求等，产品极少出口到其他国家，绝大部分产品都在国内销售。而在成熟产品阶段，由于创新国技术垄断和市场寡占地位的打破，竞争者增加，市场竞争激烈，替代产品增多，产品的附加值不断走低，企业越来越重视产品成本的下降，较低的成本开始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且创新国和一般发达国家市场开始出现饱和，为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抑制国内外竞争者，企业纷纷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逐步放弃国内生产。在标准化产品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生产规模及产品本身已经完全成熟，这时对生产者技能的要求不高，原来新产品企业的垄断技术优势已经消失，成本、价格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时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明显的成本因素优势，创新国和一般发达国家为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开始大量地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再将产品远销至别国和第三国市场。
由介绍得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支之一的直接投资理论而存在的，它反映了国际企业从最发达国家到一般发达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过程。
但是，在成为直接投资理论的同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某一具体企业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它直接影响单一企业的国际化的生产战略。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生产战略的影响
我们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企业生产战略的影响也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新产品阶段，由于某一或几个企业拥有技术垄断优势和市场寡占地位，竞争者很少，市场激烈程度远不充分，替代品很少且附加值高，企业对产品的成本关注不是很大，技术或产品可以通过出口源源不断地输向全世界各地。
第二阶段，即成熟产品阶段。由于创新企业的技术垄断和市场寡占地位的打破，一批国际化的跨国企业开始掌握此技术，于是，竞争者增加，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替代产品增加，为了摄取更多利润，更多的企业开始重视产品成本的下降，较低的成本开始处于越来越有利的位置，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各跨国公司开始从成本出发，在有较大需求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工厂，推行国际化生产战略，以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要，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
第三阶段，即标准化产品阶段，由于产品的生产技术、生产规模及产品本身已经完全成熟，趋于标准化，这时对生产者技能要求不高，加入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原产品的技术垄断优势已经完全消失，成本、价格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时，作为具有技术先导力的跨国公司，对此产品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因此，其有可能自己尽量少生产，甚至不生产，把生产直接给那些更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OEM或ODM,然后再贴自己的牌，利用自己的品牌影响，直接投放市场。
在这里面，涉及到的企业包括国际一流跨国公司，一般国际化公司，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小公司。必须说明的是，它们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势力的不断变化、技术掌握程度的不断变化而使其地位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对于一般企业，特别像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企业而言，走的都是小企业---一般国际化企业---国际一流企业集团的道路，其生产战略也是从第三阶段逐步上升的。
三：海尔的国际化生产战略
海尔的国际化生产战略便是遵循着产品生命周期发展规律的原理，如今，海尔集团自1984年创立以来，从一个亏损147万元的频临倒闭的小厂，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国内到国外，一跃成为品牌价值为440多亿人民币，全球销售额达768亿元人民币的，拥有包括白色家电、黑色家电、米色家电在内的69大门类10800多个规格品牌群的具有一流国际化水平的国有特大型企业，为中国家电名副其实的老大，根据欧洲的统计：海尔位列全球白色家电企业五强。
纵观海尔集团的发展历程，作者认为，其生产战略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划分，现可以分成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4-，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技术水平不高，只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海尔集团正处于中小企业阶层，这一时期，海尔集团的国际化生产战略便是不断吸收，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技术，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提升自己产品的附加值，并适当为国外厂商做OEM，
这一时期的海尔从1984年引进德国利勃海尔的亚洲最先进的四星级电冰箱生产线开始，通过与中国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菲利浦集团等国内外著名的科学研究所、大学、跨国公司合作，不断增强自己的科技水平。同时，通过兼并、控股等一系列资本运营手段，逐步壮大自己的综合实力，进而通过自己的强大的技术水平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不断进行技术管理和资本的积累，如此周而复始，使集团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0%以上。
第二阶段是从19至今，在这一时期，通过第一阶段的技术、管理和资本上的积累，使海尔集团已经迈入了国际化大公司的行列，海尔集团拥有的技术、管理优势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了同步的发展，部分甚至是领先世界先进水平。所有这一切，使海尔集团基本具备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所阐述的对外扩张的生产战略的实力。因此，在这一阶段，海尔集团在“先有市场，再有工厂”的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在海外建立生产工厂、基地的历程。
总的来说，海尔这一阶段的国际化生产战略按照“先易后难”与“先难后易”的相结合的原则，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到4月止，这一阶段的海尔的科研实力和技术实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去技术、管理综合水平比其稍低的印尼、菲律宾、印度，以维持其所有权优势，并通过内部化优势表现出来，如6月在印尼成立海尔莎保罗(印尼)有限公司，在菲律宾成立海尔-LKG电器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组建海尔工业(亚细安)有限公司，就是这一国际化生产战略的体现。
第二层次是从194月始至现在，这一阶段，随着企业的技术，管理，资金等所有权优势的不断增加和前一层次国际化生产战略推行中的国际化生产战略的经验的逐步的积累，海尔集团已经基本具备了进入国际一流企业的行列的条件。此时，海尔的国际化生产战略也发生调整。以年4月，美国海尔中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市附近的汉姆顿建立生产基地为标志，海尔集团先后在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建立了生产基地，并依次分别组建了美国海尔、日本海尔、欧洲海尔，使其国际化生产战略还伸到了被誉为国际一流冰箱技术的发源地的美国、日本、欧洲。对惠而浦、三洋、伊莱克斯、通用电器等全球家电巨头发起了冲击，并迫使通用这样的巨头退出了电冰箱行业。事实证明，海尔的这一国际化生产战略是正确的，海尔也因此不俗的战绩，如海尔美国20就完成了10亿美元的销售额，其海外销售额达到59亿美元。
四：海尔国际化生产战略的启示
海尔的以非凡的速度的不断成长壮大，有赖于集团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其国际化的生产战略，而其对国际化生产战略的调整，恰恰是遵循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规律。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尔的不断成长、壮大，是正确遵循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必然结果，它的成长，对于我们国家一些已经、正在或是将来走上国际化生产战略的企业来说，是很具有借鉴意义的，具体分成以下几点：
(一)、企业的国际化生产战略要与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相当，企业要不要实行国际化生产战略，实行什么样的国际化生产战略，与企业所掌握的技术、管理、资本等所有权优势息息相关。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越是企业所有权优势强的企业，其国际化生产战略的水平就越高。就我国具体企业而言，由于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综合水平不是很高。因此，大部分企业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不明显，或者说处于劣势。因此，作为这一类企业，其国际化生产战略的方式只能是接受国际一流企业的所有权优势，通过吸引国外一流企业的技术、管理、资金等逐步发展壮大自己，或是为国际一流企业做OEM、ODM，贴牌生产，通过这些方式，积累自己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当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考虑在技术水平在本企业水平之下的地区，国家推行国际化生产战略。
(二)、企业所掌握的先进技术的多少与管理优势的高下是企业推行国际化生产战略的关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企业能推行国际化生产战略，关键是其拥有技术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多少是国际企业国际化生产战略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
海尔集团也正是看到了企业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的重要性。因而不断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和管理的创新。科研方面，通过不断与国内外各大学、科研机构、著名跨国公司合作，开发积累企业当前和将来十年内推动企业发展所需的先进技术;管理方面，通过不断的摸索，已经创造了一整套具有海尔特色的管理之道，如“激活休克鱼疗法”、“球体斜坡理论”、“OEC管理法”等先后被哈佛大学等国外著名大学商学院的MBA案例库收录。
世贸组织已经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正越来越明显。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加工基地的地位也越来越凸显，所有这一些，使中国企业不得不面临推行国际化生产战略的考虑，OEM、ODM也好，对外直接设厂也罢，国际化生产战略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我们只是希冀，中国的企业的国际化生产战略要量力而行。
篇8：国际直接投资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理论和证据
国际直接投资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理论和证据
当今世界，经济正在日益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构成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两大支柱除了国际贸易活动之外，便是国际投资活动。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以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为主要特征的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领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加入WTO后，中国将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FDI必将以更大的规模进入，对中国未来的市场结构和经济走向产生更加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初步分析。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
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
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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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
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背景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截止到底，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0484户，合同外资金额达7459.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3954.69亿美元。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20，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为10.73%，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24.06%；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占工业资产总额的10.1%，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4.6%，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销售收入的26.8%，利润占利润总额的29.2%，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0.8%；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增值税占全国增值税总额的比重达25.91%（江小涓，见图1）。
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是否合理，国内一直存在担心和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量投资，是否会产生垄断。如果形成垄断，就会抑制国内投资，阻碍新投资者进入，并且向消费者索取高价，产生垄断利润，从而损害国内生产者和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如果这种情况存在，就意味着吸引外资导致的投资增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等多方面的利益，不是以更适用产品和较低价格的形式转移给我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以较高利润的形式被跨国公司吸收。
附图
图1 FIEs在中国重要经济指标中的比重
这种担心和争论在近几年有所加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著名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一些项目的规模很大，远远超过中国国内同类企业，占据着企业规模排名的前列，产量占全行业产量的较高比重。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微电子、移动通讯设备、轿车、制药、工程机械等行业中排名前10位的大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都占据着2/3以上的席位。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占据手机市场九成的份额，占据着轿车2/3以上的份额。其中一些企业，独家占据了市场很大份额，市场集中度很高。从理论上推论，有产生垄断的可能性。
当然，所有的商业性公司都在追逐利润最大化，而不论其是国内公司还是全球性公司。如果市场监管力量薄弱，无论跨国公司还是国内企业，都有可能产生垄断行为。但是，跨国公司具有规模、品牌和技术等许多方面的优势，市场影响力更强，因此其行为特别引人关注。
对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上竞争行为的分析，是产业组织理论和跨国投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跨国投资理论在它的形成阶段，就认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目的之一，是控制不同国家内的企业，消除竞争，使自己企业处于有利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实质上是垄断优势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市场扭曲，它会产生反竞争的不良效果(Hymer,1970,1976)。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母国和东道国都有垄断意愿，但其在海外比在其母国更易形成垄断行为，这是因为在海外市场上竞争的对手较少，串谋容易，企业就会产生进行串谋的意愿和行为。（注：串谋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主要厂商之间组成公开默认的价格同盟，对市场进行人为分割的行为。）通过串谋，将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企业就有可能获取相对稳定的较高利润(Caves,1982)。相反的观点也同样存在：由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增加了东道国市场上的企业数目，使生产和市场的集中度降低，因此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Fishwick 1981;Gorechi,1976)。稍后一些，有学者注重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假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具有垄断优势，而东道国企业间却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在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较早时期，有可能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性，但从长期看，技术外溢是一种必然现象，因而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一种潜在成本，因为免费搭车的当地企业迟早会变得足以与跨国公司相抗衡。最终结果，增加了东道国市场的竞争
[1] [2] [3] [4] [5] [6]
篇10：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
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背景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截止到年底，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0484户，合同外资金额达7459.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3954.69亿美元。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2001年，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为10.73%，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24.06%；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占工业资产总额的10.1%，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4.6%，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销售收入的26.8%，利润占利润总额的29.2%，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0.8%；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增值税占全国增值税总额的比重达25.91%（江小涓2002，见图1）。
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是否合理，国内一直存在担心和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量投资，是否会产生垄断。如果形成垄断，就会抑制国内投资，阻碍新投资者进入，并且向消费者索取高价，产生垄断利润，从而损害国内生产者和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如果这种情况存在，就意味着吸引外资导致的投资增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等多方面的利益，不是以更适用产品和较低价格的形式转移给我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以较高利润的形式被跨国公司吸收。
附图
图1 FIEs在中国重要经济指标中的比重
这种担心和争论在近几年有所加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著名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一些项目的规模很大，远远超过中国国内同类企业，占据着企业规模排名的前列，产量占全行业产量的较高比重。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微电子、移动通讯设备、轿车、制药、工程机械等行业中排名前10位的大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都占据着2/3以上的席位。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占据手机市场九成的份额，占据着轿车2/3以上的份额。其中一些企业，独家占据了市场很大份额，市场集中度很高。从理论上推论，有产生垄断的可能性。
当然，所有的商业性公司都在追逐利润最大化，而不论其是国内公司还是全球性公司。如果市场监管力量薄弱，无论跨国公司还是国内企业，都有可能产生垄断行为。但是，跨国公司具有规模、品牌和技术等许多方面的优势，市场影响力更强，因此其行为特别引人关注。
对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上竞争行为的分析，是产业组织理论和跨国投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跨国投资理论在它的形成阶段，就认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目的之一，是控制不同国家内的企业，消除竞争，使自己企业处于有利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实质上是垄断优势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市场扭曲，它会产生反竞争的不良效果(Hymer,1970,1976)。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母国和东道国都有垄断意愿，但其在海外比在其母国更易形成垄断行为，这是因为在海外市场上竞争的对手较少，串谋容易，企业就会产生进行串谋的意愿和行为。（注：串谋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主要厂商之间组成公开默认的价格同盟，对市场进行人为分割的行为。）通过串谋，将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企业就有可能获取相对稳定的较高利润(Caves,1982)。相反的观点也同样存在：由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增加了东道国市场上的企业数目，使生产和市场的集中度降低，因此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Fishwick 1981;Gorechi,1976)。稍后一些，有学者注重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假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具有垄断优势，而东道国企业间却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在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较早时期，有可能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性，但从长期看，技术外溢是一种必然现象，因而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一种潜在成本，因为免费搭车的当地企业迟早会变得足以与跨国公司相抗衡。最终结果，增加了东道国市场的竞争性(Das,1987)。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国投资增长很快，相关研究更加丰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大量吸引FDI，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有不少基于多国情况和大样本案例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是，研究得出的结论仍然不一致。有一些研究表明，大型跨国投资特别是采用购并方式的投资，往往被用来消灭竞争(UNCTAD,)；另一些研究却表明，跨国投资引起竞争结构的变化只是暂时的，因为一旦一家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扰乱了市场上已经建立起来的均衡，其竞争对手必然会作出强烈反应以确保其市场地位。他们或者扩大投资，或者结盟，或者寻求购并，总之要努力使市场不被其竞争对手所控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不一致。印度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获取了市场支配地位，例如联合利华获得了印度香皂市场75%的份额和洗涤剂市场30%的份额(Mehta,)；一项对捷克87个制造业集中率变化的研究却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捷克制造业的集中度加强和FDI大量进入同时发生，但数据分析却表明，跨国投资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并没有相关性(Zemplinerova and Jarolim,)。
本文分析FDI与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及对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行为的影响。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行为、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和定价行为，是衡量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行为的三个主要因素。
二、独占和寡头市场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垄断行为（注：如没有另外注明，本文中各个行业的情况，来自作者在1997、2001年的两次调研，其中洗涤用品行业的第一次调研是。两次调研都包括对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的访谈及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的调研成果反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跨国投资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究辑刊》第一辑中，2001年的调研成果反映在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中。凡引自这两次调研的内容，文中不再加注。李蕊女士参加了洗涤用品行业的第二次调研，并计算整理了部分数据。）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某些重要的产品市场上地位突出，一、两家企业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在这种独占和寡头市场中，外商投资企业确有垄断动机和垄断行为，典型的表现是不开发不引进先进技术、产品更新换代慢和产品价格居高不。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整个20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被认定为技术先进企业的仅为2%左右，技术先进企业的投资额也仅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左右。不过，此时外商投资企业以海外华人资本的中小型企业为主，不转移先进技术的主要原因，是其本身的技术水平不高（江小涓1993）。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长很快，这些跨国公司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在它们来华投资的较早时期，向中国转移最先进技术的企业较少。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中，引进母公司最先进技术企业的比例仅为13%。（注：关于数
据来源、技术先进性定义等，参见本文第四部分中对表5的说明。）
下面是三个典型行业的案例。
1.轿车制造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轿车生产的集中度很高，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和上海汽车总公司合资成立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市场地位突出。1983年4月，第一辆桑塔纳轿车在上海组装成功，1985年3月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此后，上海大众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轿车市场上占据着垄断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期，桑塔纳轿车几乎占有国内同档轿车100%的市场份额，90年代初期占有90%左右的市场份额，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占有60%以上的市场份额。到3月，上海大众在中国已累计生产了100万辆桑塔纳系列轿车。其间，1995年上海第二代桑塔纳轿车（桑塔纳2000）下线和投入市场。
从1983年到长达的时间内，上海大众的主导产品一直是第一代桑塔纳，车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期间，上海大众的外方母公司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球市场上淘汰了第一代桑塔纳这个车型，但上海大众却长期继续生产第一代桑塔纳，并没有引进其母公司在全球市场上推出的换代车型。桑塔纳的市场价格也始终处于高位，在19年底之前，其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水平，高出其先前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近一倍。
上海大众这种基于市场垄断地位而产生的行为，长期受到国内各方面舆论批评，包括中方合作者上海汽车总公司，也对其不愿转移先进车型的行为不满意。年，上汽公司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资成立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通用愿意将较新的车型放在中国生产。
2.无线通讯设备制造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通讯业以极高的速度增长。通讯线路由1990年的1200万条，增加到的1.7亿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移动通讯业的增长速度尤其突出，以手机制造业为例，到2001年8月，中国的手机拥有量已经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位。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速成长的无线寻呼市场和模拟手机市场几乎由摩托罗拉一家公司垄断，我国消费者以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使用其生产的落后于国际市场的产品，这个时期，摩托罗拉在中国获得了丰厚回报。
3.洗涤用品行业
英荷联合利华公司和美国P&G公司分别于1986年和1988年开始在中国投资。1992-1995年，除P&G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继续大规模增加在华投资外，全球洗涤用品行业三巨头之一的德国汉高公司，也在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P&G公司、联合利华公司和汉高公司，都是名列“财富500强”的.跨国巨头，19，联合利华总资产280亿美元，总销售额440亿美元；P&G公司总资产321亿美元，总销售额381亿美元。而中国洗涤用品行业1999年的总销售额仅为192.82亿元人民币，约折合23亿美元，（注：这里的洗涤用品行业是指我国工业统计分类中的“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业”，统计口径为国家统计局使用的“分地区轻工业系统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全行业产值仅为联合利华公司的1/19，P&G公司的1/17。规模如此悬殊，致使当时国内存在许多观点，认为中国洗涤用品制造业将会受到严重冲击，洗涤用品市场将由跨国公司垄断，甚至导致中国洗涤用品行业“全军覆灭”。
到1995年底，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中较大规模的合资企业有15家，全部是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中排名前20位的大企业。这15家企业洗衣粉和香皂的产量，约占全行业产量的35%-40%。在这15家合资企业中，P&G公司投资的有5家，联合利华公司投资的有5家，德国汉高公司投资的有3家。在15家合资企业中，只有两家为中方控股，其余均为外方控股。在外方控股的企业中，大多数企业的外方股份比较高。外方股份在80%-98%之间的有3家，在60%-79%之间的有7家，在50%-59%之间的有3家。总体上看，当时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中的主力企业已经由国外大跨国公司控股（15家企业的情况见表1）。
表1 洗涤用品行业排头兵企业的合资情况（1995年底）
企业名称合资企业的中方与外方
上海利华公司 上海制皂厂，英国利华公司
上海制皂有限公司 上海制皂厂，英国利华公司
上海联合利华公司 上海合成洗涤剂厂，上海日化公司、联合利华公司
上海白猫有限公司 上海合成洗涤剂厂，香港新鸿基公司
北京熊猫宝洁洗剂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日化二厂、美国P&G公司
成都宝洁公司 成都合成洗涤剂厂、美国P&G公司
广州浪奇宝洁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浪奇公司、美国P&C公司
天津汉高洗涤剂有限公司 天津合成洗涤剂厂、德国汉高公司
广州宝洁公司 广州肥皂厂、美国P&G公司
张家口联合利华公司张家口合成洗涤剂厂、荷兰联合利华公司
桂林汉高洗涤剂有限公司 桂林合成洗涤剂厂、德国汉高公司
天津宝洁有限公司 天津香皂厂、美国P&G公司
四平汉高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四平市油脂化工总厂、德国汉高公司
合肥利华公司 合肥日用化工厂英国利华公司
沙市活力奔腾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沙市活力28集团公司、德国奔腾公司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这些合资企业当时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令政府管理部门、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及更多的方面都不满意。合资企业生产的外方品牌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国内企业同类产品的价格，20世纪90年代中期，质量相差不多的外方品牌产品的价格要比中方品牌的产品高出50%左右。合资企业在广告宣传上，都将外方品牌放在主导地位，对中方品牌的宣传很少。1997-1999年，在35个大中城市中，宝洁和联合利华对其麾下品牌的广告费用一直排在所有产品广告的前列，这些企业当时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主要来自中方企业合资前的品牌，因此实际上是用中方产品的销售收入为其产品促销。1995年，某合资企业销售收入的95%来自中方原有品牌的产品，但企业每年投入5000万巨额资金为外方品牌作广告，中方原有品牌的广告费却仅占其1/20。
当时，有关管理部门按照这些企业的扩建规模和发展设想推算，到20，合资企业生产的洗涤用品的市场占有率将达到很高份额，例如合资企业的洗衣粉将占我国洗衣粉市场的60%以上，其中外方品牌产品的占有率会大幅度上升。管理部门还认为，这些合资企业在站稳脚跟后，会通过再合资、合作、兼并、收购等方式，收编有实力的国内其它洗涤用品生产企业，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因此，中国洗涤用品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由世界三大洗涤剂跨国公司控制的市场，产品价格将处于高位，这些公司将从中国获取高额利润。
三、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形成：进口、多家跨国公司
进入和国内企业的成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往少数跨国公司居垄断地位的若干行业，市场结构迅速发生变化。三个方面的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1.入世后进口商品竞争预期
多年来，较高的进口关税和过多的非关税措施，对我国境内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都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在外商投资企业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中，贸易壁垒主要保护了外资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即将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已成定局，对国内产业降低保护前景明确。
进口商品竞争预期是市场竞争性的重要因素。如果跨国公司继续在中国使用其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失去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或者向中国消费者索取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消费者就会转向购买进口商品。中国境内的汽车制造商在1999年后多次下调产品价格，应对入世后进口汽车的竞争是一个重要因素。
2.跨国巨头之间在中国市场上展开竞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在一些行业中放弃了以往坚持的“一个行业中只引进少数几家跨国公司，以便给国内企业留下市场空间”的政策取向，开始允许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当一两家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较高收益时，其它跨国公司不会长期对这个潜力极大的市场视而不见，而是跟随先行的投资者，也竞相进入中国市场。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使跨国公司之间在中国市场上相互竞争。
在手机制造业中，中国市场的高成长性和投资于这个市场的高回报率，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1994年中国数字移动通讯网建成后，诺基亚、爱立信开始迅速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摩托罗拉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三家企业一直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着激烈竞争，市场份额此起彼伏，交错变化。其它几家制造手机的跨国公司也相继续进入中国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形成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松下、三星等众多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局面。
轿车制造业中，以往坚持多年的轿车布点“三大三小”的原则，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明显松动。按近几年全球汽车业收购兼并后形成的九大汽车集团考察，到2001年底，这九大集团全部在我国有大规模的投资，建立了合资汽车制造企业。通用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上海通用汽车公司、金杯通用汽车公司、长安铃木公司、昌河铃木公司、江铃公司、庆铃公司、北京轻型汽车公司、北铃专用车公司、南亚公司、南京依维柯公司和云雀公司。大众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福特集团的投资项目有江铃公司、长安福特和海南马自达。丰田公司的投资项目有天津丰田公司和四川丰田客车。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的投资项目有北京吉普公司、亚星奔驰公司、北方奔驰公司、湖南长丰公司、沈阳飞机公司、东南汽车公司和起亚悦达公司等。本田公司的投资项目有广州本田。雪铁龙―标致集团的投资项目有神龙公司。雷诺日产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三江雷诺、郑州日产、杭州东风日产柴和风神公司。宝马公司的投资项目有沈阳华晨宝马。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正在中国市场上展开激烈竞争。
3.国内竞争者的形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有一批内资企业竞争力迅速提高，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轿车行业中，已经有天津夏利、一汽红旗、安徽奇瑞、沈阳中华、浙江吉利等多款颇具市场竞争力的国内品牌车出现在市场上，而且不断扩大着市场份额。中国的程控交换机市场也出现了同样趋势，国内企业的贡献突出。一批内资企业如华为、中兴、大唐的兴起和发展，使得程控交换机市场由原来外资品牌产品之间竞争的局面，转变为外资品牌与内资品牌产品之间交错竞争的局面。
洗涤用品行业的情况更典型。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时，外商投资企业将产品价格定在高位。外商原先的市场战略，是以国外流行的大比重高活性物的浓缩洗衣粉取代普通洗衣粉，并为此进行了密集的广告投资，但由于国内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洗涤用品市场仍以中方品牌产品为主。
这个时期的市场结构的变化是合资企业中中外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合资企业大力促销的外方品牌产品，由于价格居高不下，国内市场占有率上升缓慢；而合资企业对中方原有品牌的销售力度很小，使这些原先市场份额很高的产品的影响力下降。这种状况给国内一些原先居于“第二梯队”的企业提供了扩张机遇。一批改制后的上市企业、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抓住机遇，迅速发展。表2是1992年和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10位的企业（集团）名录，入围企业有较大变化。在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四位的企业中，排名第一、第三和第四位的企业分别是南风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全力公司（集体企业）和纳爱斯公司（股份制企业）。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和排序并没有明显上升，在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四位的企业中，仅有汉高一家跨国公司排名第二，在前10位大企业中，利华公司和宝洁公司分别列在第6位和第8位（见表2）。
表2 排名前10位的洗衣粉生产企业（1992年，2000年）
序号 1992年产量最大的10家 2000年产量最大的10家
企业（集团） 企业（集团）
1 广州浪奇实业公司 南风公司
2 天津汉高公司 汉高公司
3 上海合洗厂 全力（集团）公司
4 徐州合洗总厂 纳爱斯公司
5 南京莞基苯厂 白猫公司
6 北京日化二厂 利华公司
7 成都合洗厂 活力美洁时公司
8 潍坊合洗厂 宝洁公司
9 济宁合洗厂 杭州万里公司
10 武汉油化厂 开封矛盾（集团）公司
资料来源：作者19、2001年两次调研。
如果以单个企业为统计口径，合资企业在全行业排头兵企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按工厂法统计，洗衣粉产量排名前10位企业中的合资企业，19为4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8.6%；1998年3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3.4%；1999年3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1.4%；2000年4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5.2%。产量排名入前10强的合资企业，产量比重2000年较1997年降低了3.4个百分点。
表3 洗衣粉行业外资产量比重
年份 外资企业产量占 外方控股企业产量
全国产量的比重 占全国产量的比重
35% 25%
1997 35% 26%
1998 28% 19%
1999 22% 17%
2000 22% 19%
资
料来源：作者2001年的调研收集整理。
表3是1996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和外方品牌产品在我国洗衣粉产量中的地位。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企业的产量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较快增长后，90年代下半期的市场份额有明显的下降。总之，由于国内竞争者的出现，洗涤用品市场竞争激烈，大型跨国公司并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明显的优势地位。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使中国制造业中的大多数行业形成了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四、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变化：技术转移和定价
1.产品价格下调
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长期坚持的产品高价位战略发生了变化。
合资品牌轿车价格开始持续下降。以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第一代桑塔纳为例，1998年底到2001年底三年时间，第一代桑塔纳在北京汽车市场上的价格下降了近40%。通讯设备行业中，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内资企业提供低价位产品的能力，使交换机的价格成倍地下降，例如局用程控交换机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每线300美元左右降到90年代末期的每线35美元左右。同时，各个公司提供的服务增多，包括融资、安装、售后服务等。各主要的手机制造商，都开始在中国采用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定价机制：新款手机在市场上露面两、三个月之后，价格就开始大幅度下滑。以往那种产品更新缓慢、价格长期处于高位的现象已经消失。
面对激烈竞争，外方品牌洗涤用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调。以宝洁麾下的碧浪为例，1998年碧浪超效（第二代）400克装全年均价7.99元，1999年碧浪超效（第二代）400克装全年均价6.14元，到2000年底，碧浪超效（第二代）400克装市场价已经低到5.16元，三年时间，产品价格下降了35%，而同期国内大致相同质量的洗衣粉价格仅下降了不到8%。2001年底，宝洁公司在市场上出售的主流产品是声称为第三代产品的碧浪漂渍（400克），价格已降至4.98元，与国内品牌产品的价格基本上持平。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由于价格持续下降，合资企业外方品牌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开始有所上升，占合资企业产量的比重有明显上升（见表4）。
2.加快转移先进技术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明显加快。2001年，笔者主持了一个系列的调研项目，对北京、上海、深圳、苏州四个城市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研，企业的技术水平是调研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前1997年，笔者曾主持了一项类似的调研，将这两次调研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行为的明显变化。
两次调研，我们都以其母公司为参照系，考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相对技术水平。（注：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参照系：国内同行业的技术水平，按这个参照系，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绝大多数提供了等同于我国国内的先进技术。详细情况参见江小涓(2002)，第三章。）对比两次调研结果可以发现，2001年与1997年相比，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母公司最先进技术和产品的比率大大上升（见表5）。
表4 洗衣粉行业外资品牌产量比重
年份 合资企业外方品牌产 外方品牌产量占合
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 资企业产量的比重
1996 8% 22.86%
1997 7% 20.00%
1998 4% 14.29%
1999 7.73% 34.60%
2000 9.50% 42.81%
资料来源：作者2001年的调研收集整理。
表5 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1997年(%) 2001年(%)
与母公司相比
使用最先进技术 14 42
使用比较先进技术 53 45
使用一般技术 33 13
注：1997年样本为96户企业，2001年样本为127户企业。绝大部分企业都是来自美、日、欧盟和韩国的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为了避免技术水平认定时产生歧义，我们简单地以时间作为技术水平划分的标准：母公司最先进技术，指在母国企业使用不足三年的技术或投放市场不足三年的产品；母公司比较先进的技术，指虽然在母国企业使用时间已达三年以上，但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技术或生产的产品；母公司的一般技术，指母国公司已经不使用的技术或不生产的产品。
1997年，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母公司最先进产品和技术的比重很低。向其在华企业转移最先进产品和技术的跨国公司，仅占被调研企业的14%；转移比较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所占比重最高，达53%；还有33%的外商投资企业，向中国转移的技术和产品，是其母公司已经不再使用的技术和不再生产的产品。
到2001年，使用其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占到了41%，有45%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使用母公司比较先进的技术，使用母公司已经淘汰技术的企业仅占13%。
几个行业的案例也很典型。从1998年开始，上海大众桑塔纳的市场份额开始被一汽捷达、二汽富康和天津夏利等产品分割，同时还有更多的新车型上马，特别是上海通用别克、广州本田雅阁的上马，才迫使德国大众改变态度，于1999年底将其全球流行车型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使B2级的桑塔纳跃升三个等级，一次性升为B5级的帕萨特。此后，中国轿车车型乏善可陈的局面迅速改变，2001年和，跨国汽车巨头至少将11款全球流行新车型提供给了中国的消费者。手机制造业中，激烈的竞争迫使各家跨国公司都在不断地引进新产品、新技术和降低产品价格。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消费者已经完全能够享受到与国际市场同档次、同价格的手机消费。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手机市场的产品换代档次和价格水平已经与国际市场同步变化，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有新款手机问世。
五、简短的结论
中国的经验证实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全球性企业，在垄断性的市场中，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速度较慢，而且会将产品价格定在高位，以获得垄断利润；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能够引导企业的行为合理，加速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引进，不断降低成本和价格，以求在市场竞争
中获胜。
中国的经验还表明，在一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较高、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占据较高市场份额的时候，东道国政府对国内产业实施较高的保护措施和限制国外投资者的数量，实际上是保护了现有的国外投资者的利益，使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垄断能力，比在其母国市场上更强。
从中国的实践看，虽然跨国公司规模巨大，而且在海外市场上有垄断愿望和垄断行为，但是，与许多国家较早时期的封闭状况相比，进口商品的竞争、多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以及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竞争，会大大减少少数巨型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居于控制地位、谋取垄断利润的可能性。中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只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和国内改革政策，被少数跨国公司长期垄断市场的可能性更小。可以说，迄今为止，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行为在中国市场上不普遍和不能持久。
国内企业与跨国巨头的规模差距，并不是一个必然导致跨国公司具有优势地位的因素。引进外资的同时，技术、管理、观念等诸多因素必然产生外溢效应，推动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汽车、移动通讯设备和洗涤用品这三个技术特性和经济规模有较大差异行业的开放实践，都展示了中外企业在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巨大空间。
最后要着重指出一个长期误传的概念。许多提出“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市场”的观点，是将“跨国公司”视为一个利益整体，计算其市场份额。这个概念是不恰当的，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自不同的跨国公司，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在中国市场上主要是竞争关系而不是稳定的串谋关系，因此，即使外商投资企业总体上占有较高份额，但若这个份额由多家跨国公司分割，就应该视其为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垄断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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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零售价格竞争与市场结构和产业生命周期的关系
零售价格竞争与市场结构和产业生命周期的关系
零售价格竞争与市场结构和产业生命周期具有密切联系.在不同的产品结构中价格竞争发生的频率和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价格竞争的重要性和表现形式也不相同.
作 者：赵萍 ZHAO Ping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刊 名：北京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MANAGEMENT 年，卷(期)： 21(4) 分类号：F714 关键词：零售价格竞争 市场结构 产业生命周期篇12：中国工业制度体系变迁、市场结构与工业经济增长
中国工业制度体系变迁、市场结构与工业经济增长
一、工业制度体系变迁与TFP计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依据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计量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Pablo Zoiodo-Lobaton所采取的残差分析方法。该方法认为，（1）技术以及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所引起的绩效的变化都是制度变化引致的结果；（2）在劳动力、资本投入总量相对外生的环境中，通过估计生产函数所计算出来的残值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反映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3）在计算出残值（或TFP）之后，可以建立具体的制度变量模型，分析出它与设定的具体制度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反映不同制度变化的作用。我们采用该方法来研究中国工业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
我们首先建立工业经济生产函数Y=Ae[λt]K[α]L[β]，对该方程取对数得：
LnY=LnAO+λt+αLnK+βLn1+u
将1978～区间的工业资本存量（K）、劳动力量（L）以及工业总产值（Y）带入方程计量，得到无规模约束函数：
LnY=7.107+0.08t+0.04LnK+0.06LnK （1）
（3.502） （0.22） （0.198） （0.213）
R=0.998 Ad.R Square=0.996 F=1655.748
表1 制度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
附图
资料来源：前3项根据《统计年鉴2002》计算，后1项根据计量算出。
正则化得到。α=0.4，β=0.6，由此建立残差方程：TFP（t）=exp[InY（t）-αINK（t）-βInL（t）]得到1978～全要素生产率（TFP）。我们将与工业经济密切相关的制度变量界定为：市场化程度（MRL）、非国有化水平（NSOW）、开放程度（ORL），其分别定义如下：（1）市场化程度（MRL）。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2）非国有化水平（NOSW）。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来表示；（3）开放程度（ORL）。经济运行的外向化水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的通行指标是对外贸易比率，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程度（参见表1）。以制度变量为自变量，TFP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可得到方程：
附图
可以看到方程显著性很好，但DW过大，显然存在自相关问题，即制度变量之间并不是相互完全独立的，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开放程度是在相互作用中变迁的。我们可以采用零回归方法来解决估计，以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其中k是零回归的参数对方程进行处理。表2是随着k值的不同，得到的不同回归系数和R方的估计值。
表2 零回归k值和系数估计
附图
从表2可以看到当K=0.5时，各项系数相对稳定，由此得到新的回归方程（方程中QYS=TFP）
附图
从标准化方程可以看到，非国有化水平是引起TFP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对方程（2）与（4）进行对比，可以进一步得到非国有化水平不仅是TFP增长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也是引起市场化和开放程度制度变化的原因之一。
二、TFP变动趋势与所有制结构
如果将1978～20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TFP增长率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TFP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现高度的正相关，TFP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2）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有两个波动周期，第一个波动周期是1978～1990年，其最高点在1984年，最低点在1990年；第二个波动期是1990～20，最高点是1992年，最低点是。这种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波动模式与我国工业制度改革的步伐是一致的：1984年工业体制改革在全国全面展开，承包制对于大中型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承包制在制度上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使这种制度改革的边际收益逐渐递减，到1990年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基本为负，使TFP转入最低点。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目标的确定、1992年股份制企业改革全面推广以及推动乡镇集体企业的`政策大规模出台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提高了整体TFP增长率，其后，虽然国家在1995年出台了一系列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措施，推行了“抓大放小”以及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等措施，但是股份制改革的制度边际效应递减现象是十分明显的，因此，自后，整体工业TFP急剧下降，19到达谷底。
表3 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状况
附图
注：各种生产要素产出弹性都为0.5
工业企业的整体TFP增长率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下降？制度变迁的边际效应逐步下降呢？这种计量结果与人们一般的感觉有很大的差异。因为1995年以来对国有企业所进行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以及其他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措施应当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继而提高整体工业经济效率。从表3的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工业企业整体TFP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降的最为直接的原因——TFP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84年的改革使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的TFP增长率全面提升，到1988～1992年期间，国有企业的TFP却大幅下降使整体TFP增长率到1990到达谷底。1992～19集体企业很高的TFP增长率使整体工业的TFP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但是该期间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效率差距却已很大。～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TFP增长率同时急剧下降使整体TFP增长率到年陷入谷底。
三、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与财务绩效
结合上述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适当发展非国有经济是未来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之一，其方法很多。一是大幅度提高非国有经济的自我发展，推进各种非国有资本进入生产领域；二是加大“抓大放小”力度，强化中小国有企业改制，推进一部分国有企业民营化；三是强化国有股份制企业股权多元化，使非国有股权增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方法基本上是同时并举的，但是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并没有遏止TFP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其中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我们进一步对中国不同产业的产权结构以及市场竞争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资料，用R代表重点企业年末生产能力与整个行业总产量之比，表示不同行业的市场结构。如果R＞1，表示重点企业的生产能力大于整个行业的产量，该行业产量过剩，其他企业的进入将使该行业的市场拥挤度以及过剩加剧。如果R＞1，表明该行
业给小企业留有一定的空间，或者说市场的拥挤程度较弱。从～年不同行业企业数量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R＞1的行业中，除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以及纺织业等行业以外，其他很多行业的企业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例如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电子设备行业。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反常现象呢？我们结合各行业的所有制结构状况可以得到答案。
根据1998～2000年企业数量和2000年不同行业所有制结构状况的数据，我们可以以企业数量近几年的增加状况为标准，将行业分成两组与相应的所有制结构进行回归分析，一是将企业数量减少的行业与该行业的国有经济比重进行回归；二是将企业数量增加的行业与非国有经济比重进行回归，得到下列两方程：
附图经济比重）
R=0.503 F=7.116
这两个计量方程虽然并不十分显著，但它们仍可以表明，行业数量的变化与行业的所有制结构有密切关系——国有企业在主导行业中的撤退是这些行业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而非国有经济的扩展是这些行业企业数量扩张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回归是针对不同行业的，因此这种关系并不表明在同一行业中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相反这些关系反而反映了这样一个现象——国有经济比重很高的行业，行业企业数量减少率越高，新生的企业数量（一般为非国有经济）就越少；国有经济比重很低的行业，行业新生企业（一般为非国有经济）的数量越高，国有经济垄断的行业（煤炭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选业、石油天然气、石油加工、烟草加工等）企业数量的变化并没有带来非国有经济的进入。同时，我们结合各行业的市场竞争指数R的情况可以看到，在R＞1的行业中，除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以及纺织业以外，其他行业的企业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这表明：虽然很多行业已经出现了严重市场过度进入和过度拥挤的现象，但是，非国有经济企业仍然在不断的增加。这意味着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在产权制度安排上更富有激励约束效率的非国有经济有“非”理性的投资冲动，不断地进入过度拥挤的行业。这种“非”理性我们可以用这些进入行业的财务指标进一步加以说明。对于近3年企业数量增加的行业，我们把特殊行业（如橡胶业、电子及通讯设备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剔除后，将其企业数量增长率（QYZZL）与行业工业成本费用率（GYCBLRL）进行回归，得到下列方程：
附图
该方程可以初步说明，这些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并不是这些行业的投资效益很高导致的，相反，在财务状况越差的行业，企业进入越多（当然，这不能说是行业财务指标的恶化导致了新企业的进入，因为可能的因果状况是过度进入导致行业财务指标的恶化）。
在国有经济大幅度战略调整的同时，为什么非国有经济会大量进入没有财务效率以及市场过度进入的行业呢？答案不在于所有制结构，而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很多财务指标很高的行业都被国有经济所垄断，而这些领域并没有向非国有经济开放；（2）随着民间资本的大量积累，以及金融投资的收益自以来大幅度下降，使很多民间资本不得不过度地进入能够进入的原有产业领域，如服装、纺织以及电器等行业；（3）大量由地方政府支持和控制的集体企业在地方保护的作用下过度进入，并缺乏灵活的退出机制。事实上，正是上述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近4年来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其间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投资空间急剧下降，投资的边际效应快速下降，投资收益由于市场的过度进入而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TFP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中国渐进性企业改革的进程中，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20世纪80年代宏观产权制度改革逐步转向微观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这体现在1995年以前强调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承认非国有经济的合法性，在税收和资金等方面大力扶持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发展，使很多行业（特别是轻工业行业）大幅度地向非国有经济开放，增量改革也就体现出巨大的边际效应。1995年以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以及“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策略的确立使改革的重心偏向了存量改革，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成为战略性任务，存量调整是非国有经济增加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增量改革方面虽然依然受到重视，并出台了很多扶植性政策，但是非国有经济的市场空间并没有得到扩展，一些具有较好财务绩效的行业依然被国有经济所垄断，非国有经济可以进入的产业空间日渐饱和，非国有经济进一步进入原有行业的边际效应大幅度下降。同时由于体制性冲突、金融收益率下降以及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等因素，非国有经济过度进入原有行业和“非理性投资”的现象出现了。该现象直接导致非国有经济的TFP增长率以及整体工业TFP增长率的下降。
四、结论和建议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工业企业的TFP是决定工业经济增长核心因素，而决定工业企业TFP波动的核心因素之一是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整体TFP增长率逐年下降，其中关键的原因之一是非国有企业的TFP下降。而非国有企业的TFP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进入的行业以及相应的市场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出现了非国有资本过度市场进入和“非理性投资”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1）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以及提高整体TFP水平的关键在于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并适当提高非国有经济的比重；（2）提高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下一步政策措施的重点并不在于简单地肯定非国有经济的合理性以及提供各种税收资金的扶持，而是要为非国有经济提供进一步发展的产业空间；（3）提高非国有经济投资的产业空间的核心政策途径不应当只是在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微观内部改制，通过“关、停、并、转”的方式减少国有中小企业的比重，通过股权多元化扩大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而且要将现有很多国有经济进行实质性垄断的行业向非国有资本进行全面开放，减少市场进入和退出的障碍，以改善市场竞争状况；（4）市场竞争的状况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拆分和组建具有竞争性的国有企业集团，还必须大幅度开放市场，让非国有资本通过各种方式直接进入垄断性市场；（5）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以及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调整所取得的制度改革边际收益将会进一步大幅度下降，改革的思路应当在强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以及集体企业内部产权体系改革等微观产权结构调整的同时注重宏观产权结构的调整。
【参考文献】
①Dani Rodric，Arvind Subramanian and Francesco Trebbi（2002），“Institutions Rule: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Economic Development”，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king paper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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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Quar- 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ruary1999，114（1），8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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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杨小凯：《经济学原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戴维·梅斯：《经济计量学的应用》，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⑥沈坤荣：《体制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刘元春：《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篇13：浅谈我国语言服务业的市场结构发展趋势与路径论文
浅谈我国语言服务业的市场结构发展趋势与路径论文
语言服务业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兴产业形态。语言服务业在我国的出现始于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问，北京奥组委曾在国际联络部下设有语言服务处，主要负责语言翻译与沟通服务。语言服务业无疑是以翻译为基础的产业延伸形态。语言服务行业是一个包括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教学与培训、语言相关咨询业务等内容的新兴行业，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行业，成为全球化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愈加频繁、日趋活跃，这也为我国翻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我国翻译产业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潜力。与此同时，语言服务业的行业地位也小断得到提高。5月29日，语言服务业首次作为独立板块亮相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京交会)，标志着语言服务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
语言服务业是以翻译行业为基础的产业。随着翻译产业的市场化需求加快，翻译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最终形成了语言服务业这一新型产业形态。
一般来说，语言服务业主要由核心层、边缘层和相关层组成。语言服务业的核心层是以传统翻译为主，如笔译、口译等;边缘层是传统翻译服务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产业，如语言服务的本土化、机器翻译、云语言服务等;相关层是以语言服务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主的产业，如翻译软件开发、旅游、对外经贸、多语言语音技术相关产品、语言服务培训等。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社会分工的深化与产业结构的演进，语言服务业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钱纳里一泰勒分类法的原理，当前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语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不断提升，应属于后经济发展时期的后期产业。
语言服务产业作为发展的重要产业形态，需要构建包括信息发布服务、培训服务、管理和融资服务、中介服务等在内的完整的产业服务体系，以提升语言服务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一方面，语言服务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路就是完善产业链，推动语言服务产业的多元嫁接和广泛融合。从产业角度来说，语言服务产业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语言服务公司、中介机构、语言培训、语言服务工具研发商、供应商，以及语言服务人员培训、语言服务产品的出版、语言服务工具的开发、语言服务信息的收集和发布、承办语言服务行业展会及学术会议、语言服务软件研发及销售代理、本地化服务以及语言服务外包领域的其他新业态等。由此可见，翻译业务服务只是语言服务产业链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当前大连和成都所建立的语言服务产业园的思路就是试图打通语言服务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建立多语言处理中心，依托IT技术和互联网平台，以严格的`语言服务过程管理、规范的译员管理和高效的语言服务过程辅助，同时实现译员资源弹性化，语言知识库积累，从而实现语言服务服务的规模化、高质量和低成本。
另一方面，语言服务产业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实现语言服务产业的信息化。语言服务产业的信息化就是利用计算机、互联网、多媒体数字技术和辅助软件等高科技手段，构建开放、高效、低廉的信息化网络服务平台，彻底改变语言服务的工作方式，以充分实现语言服务产业的现代化导向。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语言服务产业的信息化水平仍处于较为低端的水平。甚至还有一些资深的语言服务工作者尚小能熟练使用计算机，更小要说借用各类先进的语言服务软件了。
语言服务信息化还可以充分利用各企业的语言服务优势，通过企业问的友好协作，组织骨干队伍，共同处理大宗业务以及开拓市场，以实现规模效应，提升业界的整体竞争力。现阶段，由我国国有和民营语言服务企业、单位自发组成的语言服务协作网，加强了企业之问的紧密合作，就是最好的实践举措。
篇14：国债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分析与期国债的投资机会
国债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分析与20年期国债的投资机会
一、目前国债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与收益率分析
目前，上交所国债市场上仅有8只国债品种，均为中长期附息国债。在目前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市场利率持续保持低水平的情况下，国债无疑成为各类机构投资者组合投资的必选投资工具。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相对于银行存款较高的收益性受到投资者的普遍青睐。
8只国债品种票面利率随着利率下调逐渐走低。其中发行最早的96国债（6），票面利率高达11.83%，到2001年发行的21国债（3）固定票面利率仅为3.27%。
但是，对于固定收入债券而言，票面利率高低仅能表征其发行时债券所具有的本征价值。就上市交易的国债而言，由于价格波动，票面利率无法真实反映某一国债内在投资价值。因此，必须借助于现金流贴现模型以及利率期限结构分析来评价国债的内在投资价值。
对于附息国债，评价其内在价值的贴现模型为：
其中：P：债券价格 Ct：每年的`息票
M：债券的面值 IRR：内在收益率
利用该模型可以计算出目前上交所上市的8只国债的内在收益率，如表1所示。
证券代码 国债名称 到期期限（年） 内部收益率（IRR） 票面利率 发行金额（亿元） 期限（年） 起息日 到期日 000696 96国债（6） 4.84 3.41% 11.83% 250 10 1996.6.14 2006.6.14 000896 96国债（8） 2.19 2.72% 8.56% 200 7 1996.11.1 2003.11.1 009704 97国债（4） 6.065 3.32% 9.78% 130 10 1997.9.5 2007.9.5 009905 99国债（5） 6.022 3.31% 3.28% 160 8 1999.8.20 2007.8.20 009908 99国债（8） 7.117 3.31% 3.3% 200 10 1999.9.23 2009.9.23 010004 20国债（4） 8.78 2.59% 一年存款利率+浮动0.62% 140 10 2000.5.23 2010.5.23 010010 20国债（10） 6.293 2.56% 一年存款利率+浮动0.38% 120 7 2000.11.14 2007.11.14 010103 21国债（3） 6.15 3.13% 3.27% 120 7 2001.4.24 2008.4.24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债券的收益率与到期期限有一定关系，这种关系称为利率的期限结构。简单地说，利率期限结构可以用同一种国债的收益率与到期期限表示。它表明市场对远期利率的预期。从目前上交所上市的国债品种看，均为7年和10年期中长期附息国债。其中20国债（4）和20国债（10）属浮动利率国债，为同一类型，其余的均为固定票面利率券种，为同一类型。因此，在同一时点分别考察某一类型国债收益率与到期期限关系，可以非常近似地表征目前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如图所示。
从图上看，目前两类附息国债，即固定票面利率国债和浮动票面利率国债。它们的利率期限结构均为水平型，分别在IRR3.3%-3.4%和2.57%左右确定市场均衡的收益率。也就是说，同类型国债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大的套利机会。同时，水平利率期限结构表明投资者对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目前的低利率持有信心。最近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也表示，我国将继续保持低利率政策，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利率预期，进而将影响目前国债的交易价格。浮动利率附息国债的内部收益率大大低于固定利率国债的原因在于前者的利率风险较后者低得多，风险补偿效应决定了两类国债的收益率差别。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上述利率期限结构分析中得到如下有意义的结论：
目前，上市的固定票面利率和浮动票面利率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均为水平型
固定票面利率的中长期附息国债市场均衡收益率IRR为3.3%-3.4%左右；浮动票面利率附息国债市场均衡收益率为2.57%左右，他们有可能为未来上市国债市场定位提供收益率基准。
二、二十年长期国债的投资价值
7月31日开始发行的20年期国债是交易所国债市场发行的第一个超长期国债，发行总金额为240亿元，首次采用半年付息一次，票面利息率为2.13%（半年）。属典型的固定票面利率长期附息国债。
从该券的发行销售情况看，由于收益率较高，出现了承销商超额认购5倍和网上分销惜售的局面。机构旺盛的需求可见一斑。其产生如此巨大吸引力的原因，一是该国债票面利率达4.26%（一年）且每半年付息一次，大大高于目前上市的其他国债收益率。二是今年以来，许多券商大规模增资扩股，资产规模大幅扩张，现金充裕，高收益国债作为资产组合是必然之选。它既可以享有较高收益，又可以通过回购交易获得现金投资一级市场，申购新股，可谓一举两得。此外，许多基金管理公司在股票大幅度减仓后，急需高收益国债平衡资产，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同时，各类保险机构巨额资金也形成对高收益国债的强烈需求。
虽然管理层洞悉了承销商网上分销惜售给投资者造成的不公平，出台了限制性措施，该国债暂时不得用于回购交易，以抑制承销券商屯积和上市后过度投机。但是，在巨大的需求面前和资金逐利行为的趋使下，收益率的差距使该券种上市后仍然有可能存在巨大的投资机会。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我们认为，从历史上看，国债从发行到上市出现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由开盘价到合理市场定价并不是一步到位。96国债（6）就是典型案例。这个稍纵即逝过程将带给我们极大的投资机会。
2、基于前面利率期限结构的分析，目前固定票面利率附息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呈水平型，其均衡市场收益率（IRR）为3.3%-3.4%左右。本次发行的2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4.26%。我们可以测算该国债自发行后一个月合理市场定价，利用现金流贴现模型，计算不同模拟价格与内部收益率的对应关系，结果见表2。计算方法为：
其中：M：面值为100 r:半年票面收益率 IRR=2IRR’
表2 20年期国债不同价格与IRR的对应关系
IRR 4% 3.9% 3.8% 3.7% 3.6% 3.5% 3.4% 价格（元） 103.9 105.3 106.74 108.19 109.68 111.19 112.72
3、根据前述分析和上表可知，20年期国债理论上市场均衡内部收益率应为3.4%左右，也就是说112.72元左右是其发行后合理可预期的市场定价。因此，以发行价持有该券种上市后的理论收益率可能超过10%。
结论：
在国债市场均衡内部收益率为3.3%-3.4%前提下，20年期国债存在巨大的投资机会，发行后一个月均衡理论定价应为112.72元左右，以发行价持有该国债，预期收益率应超过10%。
该国债从开盘价到其合理的市场定价可能不会一步到位，其间存在较好投资机会。如果开盘价远低于112.72元（内部收率IRR3.4%），可以果断介入，适量持有，短期内可能有较高收益。
（华泰证券,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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