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对“中国战场决定性地位”的再思考，本文共5篇，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对“中国战场决定性地位”的再思考
对“中国战场决定性地位”的再思考
(一)中国人民的关内战场(通常也称中国战场)、苏联红军的满洲战场和美、英等国武装力量的太平洋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三大组成部分。虽然亚太各国人民都为击败日本军国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平等的成员。但在军事上毕竟有主次之分,何者是主战场?一直是“二战”史学界热烈争论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学者大多数坚持“中国主战场说”,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
一、中国作战时间最长,从“七七事变”算起,有8年之久,若从“九一八”算起,则长达。
二、中国军队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既使其无法北侵苏联远东,又削弱了南进东南亚的军力。
三、中国歼灭日军的人数最多,战绩超过美军和苏军。
四、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
笔者认为,上述四大论据中,第三条存在着明显的漏洞,缺乏严密性和说服力。第一、二、四条虽然本身是正确的,但却不是欲得结论的必备条件。退一步说,即使四项论据均能成立,亦不足以论证“中国关内战场是主战场”的观点,因为是不是主战场,关键在于看它是否具有构成主战场的基本特征。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反法西斯各国对日作战的总政治,是力图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为达成这一目的,必须实施一系列战争行为。笔者认为,主战场应当是主要战争行为的发生地域,它应具有如下基本特征:汇集了敌对双方武装力量的主力,一系列战役直接反映了国家军事力量最精锐部分的较量,其结果既能对辅助战场产生影响力,同时又决定着——而不仅仅是影响——整个联盟战争的成败。例如,苏德战场被公认为是欧洲战场的主战场,其最基本的依据是,苏德两国各以倾国之师相搏,德军四分之三的兵力是在苏德战场上被歼的。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柏林等战役的胜利,直接导致了法西斯德国的覆灭,对欧洲战场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产生了无法替代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同样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应当是消灭日本武装力量主力的战场。即使某个战场拥有若干一般特征,但若不具备根本特征——即没有在战场上取得彻底击败日本战争机器的决定性军事胜利,便不能算作是主战场。
(二)
众所周知,日本武装力量由陆军和海军两大军种组成,航空兵分别隶属于两大军种。与其他列强不同的是,日本海军在实践国家军事学说的战略作用上,往往比陆军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其一,作为海岛国家的日本,历来侧重发展海军,明治维新以来未曾有过丝毫的松懈。20-30年代,为了建成“一支能与美国相对抗的海军”,日本将其舰艇总吨位扩展至100多万吨,跃居世界第三位,是一支有着强大突击力的现代化作战力量。在此过程中耗费了巨额资金,有时甚至不惜割舍陆军的建设经费。以1918-1937年为例,日本海军预算实际上一直高于陆军,个别年度甚至约为陆军预算的两倍。1其二,从历史上看,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黄海大海战、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大海战,比其陆军同时间的满洲旷野之战,对于两次战争的最后成败更具有一锤定音的意义。1941年日本一搏国运的珍珠港事件也是以海军突击的形式发动的。其三,太平洋战场上海空战役所能带来的军事、政治后果,远远超过亚洲大陆上的陆军战役。由于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所罗门群岛、马里亚纳、菲律宾、塞班岛、硫磺岛、冲绳岛等战役中大败,以及数百万吨海运船只无法弥补的损失,2日本世界性军事大国的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1945年8月盟军本土登陆在即,严重地威协着日本国家政权的生存,从而最直接地促成了日本的投降。(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中国和苏联的海上力量都很薄弱,即使能够全歼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陆军,也没有在日本本土登陆的能力。)其四,和海军日新月异的状况相反,自日俄战争后,日本的陆军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停滞趋势,停滞导致的落后到三、四十年代已基本形成。和半封建、半近代化的中国国民党部队相比,近代化的日本陆军自然高出一筹,但若置身世界列强,和英、美、苏、德等国现代化陆军相比,则无可争辩地显示出整体、全面的滞后。3由此,笔者认为,日本海军是日本军事力量的核心,承担了战争的首要重担。不消灭它庞大的海军,要赢得战争是一种奢望。对日本来说,一旦其海军悉数被歼,即使陆军主力犹存,有五、六百万之众,亦难继续战争,日本的最后败降即出于此。
显然,在界定“日本武装力量主力”时,不能紧紧局限于陆军,还应将更重要、更强大的`海军兵力考虑在内。事实是,中国关内战场和满洲战场对消灭日本海军贡献甚微。中国海军在抗战爆发时总吨位仅5.6万吨,只及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并很快丧失殆尽。苏联海军的主力在欧洲,其太平洋舰队兵力单薄。与之对阵的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和“松花江区舰队”亦长年保持在数万吨左右,战争中几乎没有损失过巡洋舰以上的舰种。日本绝大多数的主力舰艇在“联合舰队”的编成内,它们是被以美国为主的盟国武装力量在太平洋战场上歼灭的。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损失的主力舰艇具体如下:4
战列舰:金钢(32156吨)、比睿(32156吨)、榛名(32156吨)、雾岛(32156吨)、扶桑(34700吨)、山城(34700吨)、伊势(36000吨)、陆奥(39130吨)、日向(36000吨)、大和(64000吨)、武藏(64000吨)。巡洋舰:龙田(3230吨)、天龙(3230吨)、球磨(5100吨)、多摩(5100吨)、木曾(5100吨)、大井(5100吨)、长良(5170吨)、名取(5170吨)、鬼怒(5170吨)、由良(5170吨)、夕张(2890吨)、五十铃(5170吨)、川内(5195吨)、阿武隈(5170吨)、神通(5195吨)、那柯(5195吨)、古鹰(7100吨)、加古(7100吨)、青叶(7100吨)、衣笠(7100吨)、那智(10000吨)、羽黑(10000吨)、足柄(10000吨)、爱宕(9850吨)、鸟海(9850吨)、摩耶(9850吨)、最上(8500吨)、三隈(8500吨)、铃谷(8500吨)、熊野(8500吨)、利根(13320吨)、筑摩(13320吨)、香取(5890吨)、鹿岛(5890吨)、香椎(5890吨)、阿贺野(6652吨)、大淀(8161吨)、能代(6652吨)、矢矧(6652吨)。《日本近现代史辞典》,东洋经济新报1978年发行,第909至912页。就此问题,笔者撰有长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陆军力量的滞后》,未刊。1937年日本约有航运船只400万吨,1941年增至700万吨。太平洋战争中,主要由于美军的轰炸和潜艇攻击,船损率达80%。(参见《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第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参见【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线》,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6、47页。
航空母舰:赤城(36500吨)、加贺(38200吨)、龙骧(10600吨)、苍龙(15900吨)、飞龙(17300吨)、瑞凤(11200吨)、翔鹤(25675吨)、大鹰(17830吨)、瑞鹤(25675吨)、祥凤(11200吨)、云鹰(17830吨)、飞鹰(24140吨)、冲鹰(17830吨)、千岁(11190吨)、海鹰(15400吨)、神鹰(17500吨)、千代田(1
1190吨)、大凤(29300吨)、云龙(17480吨)、天城(17480吨)、信浓(6吨)。至于日本陆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一直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力。但在此之后,确切地说只是抗击了其陆军主力之一部,有着庞大兵员的另四大主力——“关东军”、“东方军”、“第一总军”(部署在日本本土)、“第二总军”(部署本土)并不用于中国关内战场。而此时,美、英盟军同样抗击着一个陆军战略军团——“南方军”,并使其在战争中遭到重创,因此仅就陆上作战而言,太平洋战场并不逊色。以下是“1937年至1945年日本陆军步师团兵力分布情况简表”1。年 月日军步兵师团总数中国关内百分比满洲东南亚及南太平洋朝鲜日本国内台湾及冲绳 1937年7月1742111937年末241667%5121938年末342471%8111939年末412561%9251940年末492755%11291941年12月初512243%1310241942年末582339%1415151943年末702333%1523271944年末992525%103821861945年8月1682615%22449598据上表可知,中国关内战场上的日军师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通常占其总数的50%以上,最高曾达71%。此后几年连年下降,1944年占25%,居第二位。1945年仅占15%,居第三位。由此可见,自1943年末起日本陆军主力的部署重心已开始转向南太平洋和日本本土。总而言之,美、英盟军歼灭了几乎全部的日本海军,并重创了“南方军”;苏军歼灭了关东军;中国军队牵制了“中国派遣军”,并派出部分军队到东南亚对“南方军”作战。
(三)
为了论证中国战场的战果要大于其它两个战场,某些学者通常引用下面三个数字:
一、据〔日〕林三郎著《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军队》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被美、英等国军队击毙和死于伤病者约89万人。
二、据林三郎的《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称,关东军1945年8月在满洲战场被苏军消灭共达67.7万以上,其中战死者约8.4万人。2
三、据1945年延安总部公布的材料,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各类武装力量共歼日军527422人。3又据蒋纬国总编:《抗战御侮》称:国民党军共歼日军859626人。两者总计共歼日军近140万人。4
笔者认为,这样的论证方式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颇有断章取义之嫌。就第一条而言,89万人仅指的是日军在“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损失,并未包括日本本土的伤亡,而日本本土也属于太平洋战场的区域之内。若将日本本土的数字也包含在内,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人员总损失必将位居首位。另据日本方面的统计数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死亡军人约200万人,其中死于中国关内战场为45.5万人。(参见中原茂敏:前引书第1、第332页)。《抗战御侮》第10卷,台湾,1978年,第45页。《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第479页。《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1页。引自《侵华日军序列沿革》第2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还有一些学者则有意无意地将第二、第三条的两个数字相加,声称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总共损失了约200万人,这显然也是不妥的,因为“中国领土”和“二战”史研究中使用的“中国战场”这个概念是有所区别的,后者在地理上指的是山海关以南中国领土。若将满洲战场的战绩也计算在内,岂非贪苏军之功。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人数也只是计算战果大小的参数之一,还有一个物的因素。衡量海军战果最主要是计算“物”——舰艇。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将人和物综合起来考察,然后再就各战场进行比较。众所周知,自19世纪下半叶起,由于军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武器因素在战斗力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相应地,人力比重急剧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一艘数千、数万吨的巡洋舰或航空母舰。常常凝结着国家的最高科技,虽船载不过千百人,但作为一种强力突击兵器,若折合战力恐怕不会亚于数万陆军官兵。
(四)
就对日作战的军事技术水平而言,太平洋战场无疑是最高的。虽然中国的抗战具有反侵略的正义性质,并且采取了切合实际的持久、消耗战略,但充其量只是一场近代水平的战争,绝不可与太平洋战场上大量飞机和舰艇的现代化海空立体作战同日而语。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在现代世界大战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也很难有自己真正独立的世界军事战略。
日本派驻关内的中国派遣军长年保持在60万到80万人之间,仅在最后一年才骤增至105万。这个数字相对于关内辽阔的中国大地、最高可达54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和当时西方的战略战役水平说,是相当有限的。研究“二战”史的学者都知道,日本陆军缺乏实施现代化战役的技能。具体来说,就是坦克(快速集群)的大规模深远突击、步兵的摩托化、炮兵的大量集中和机动等。换言之,那种源于30年代、大战期间流行于欧洲、北非战场的机械化、高速度、大纵深的合围战役,是日军不具备的。尽管它几乎在所有针对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中以少胜多,但那充其量“只是现代科学化战争的微弱摹仿而已”,战役本身的质量并不高。其进攻战役的基本布势,是由“军”级军团在航空兵的掩护下,集中大部分兵力猛攻敌方战线的某一部分,实行中央突破。由于动作比较呆板,进展目标固定而有限度,正面攻击一般没有伴之于两侧的掩护,也未向敌方两翼同时实施快速、深远的钳形迂回,所以国民党军队大都可以在遭受突击的情况下,从容撤出基本兵力,免遭合围。
尽管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支二流陆军,但由于中国国力的孱弱和军事水平的低下,中国军队也仅能对其实施牵制作战,无力采取歼灭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战场更是表现消极,战略上形成了对盟国战场的严重依赖。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国民党军队从未对日本占领者实施过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八年间虽然通过游击战取得了很大成就,卓有成效地占据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并将敌人紧紧地压缩在重要城市和交通线一带,但也没有对日军的战略战役军团——军、方面军,实施过歼灭性的打击。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南方军”和“关东军”俱遭重创,建制残缺不全,但同时的“中国派遣军”战略布势却基本完备,师团以上的建制从未遭到过全歼。
众所周知,是否能整建制地消灭敌人的战术兵团乃至战略军团,是现代军事学衡量战争水平的一个重要志。
(五)
中国军民虽然抗战最久,但时间长短尚不足以论证“中国主战场说”。以欧洲战场为例,英、法对德作战长达6年(1939年9月始),苏联不过4年(1941年6月始),但没有人会认为英、法的西线是欧洲的主战场。
有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战场的牵制作用时指出,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和美、英的太平洋战争。他们引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话: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国的抗战,会有多少日本兵冲向东南亚,又会有多少日本兵冲向中东,他们将会与德军会合。
这种说法固然不错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盟国间的支援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一些学者不应该片面地单提我国抗战对别国的帮助,而忽视别国对我国的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有许多部队南调,从而减轻了中国战场的压力。再以“关东军”为例,尽管它始终部署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战略上的真正对手并非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如东北抗日联军),而是苏联的远东部队。“二战”期间,苏联远东军一直对日本“关东军”拥有军事优势,即使在1941年12月德军逼近莫斯科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苏联一直在“冷战”中遏制着关东军,使其有所忌惮,那么“关东军”主力一旦入关,必将形成攻占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现实威协,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好的例证是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日军“中国派遣军”仅拼凑了14万人,便轻易地从河南洛阳打到了贵州独山。中国八年抗战的损失确实在亚太各国中位居首位,人员伤亡3000万,物资损失600多亿美元,是受日本军阀戕害最重的国家。(对日作战中,美军伤亡32万人,苏军伤亡仅3.2万人)然而,衡量一个战场的地位主要还不在于它自身的损失,而是歼敌的成绩。苏德战场的作用之所以是第一位的,主要不是因为苏联在战争中牺牲了2000多万人,更重要的是苏军歼灭了1000个德国师,并且攻战了柏林,在政治、军事和法律上毁灭了希特勒德国。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军民坚持了8年抗战,并有4年是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单独作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人类正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大战的整个进程和现代军事学的自身规律来看,太平洋战场无疑起到了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任何其它战场难以企及的。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责任编辑:钱杭)
篇2：对中国乡镇企业再发展的理性思考
对中国乡镇企业再发展的理性思考
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对中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强大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轨迹看,乡镇企业的发展变化在中国经济的`走势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转化因素和动力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镇企业将面临严峻挑战.本文通过对乡镇企业历史的回顾,提出中国乡镇企业再发展的理性思考.
作 者：李桂华 作者单位：甘肃行政学院,教研部,甘肃,兰州,730000 刊 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WEST MINORITIE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1) 分类号：F279.24 关键词：乡镇企业 再发展 理性思考篇3：对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思考
对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而且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中,外国直接投资(FDI)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针对新时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所暴露出来的负面效应,我们有必要对FDI进行重新思考,调整引进外资的'策略和政策,从而保障中国经济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
作 者：乐纲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湖北,武汉,430064 刊 名：武汉金融 PKU英文刊名：WUHAN FINANCE MONTHLY 年，卷(期)： “”(6) 分类号：F832.48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FDI 负面效应 管理政策篇4：对中庸的再思考
对中庸的再思考
摘要：“中庸”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理念，它集中体现出中国式的智慧。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庸”以及“中庸”的把握，再认识中庸思想，并分别从“至诚”、“致曲”、“和谐中正”的修身智慧与“执两用中”、“五三九一”治国管理理念两个维度来理解中庸精神，最后探索如何走出中庸的误区，进而能理性自觉地把握中庸的真谛，践行中庸之道，使其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下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中庸;智慧;理念;理解;把握
“中庸”高扬“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文精神，是一种至高的道德标准，又是一种卓越的思考与可操作的方法。几千年来，中庸思想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中庸思想的解读
古往今来，对“中庸”的解释颇多，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所谓“中”，有内部、里面的意思，亦有中正、正中之意。后来沿着正、中正、正中等意义的方向引申出去，“中”便成为一种准则和标准。冯友兰曾说：“‘中’，就是办事要恰到好处。”[1]事情有一个适当的标准，叫做“中”;超过这个标准，就是“过”;没有达到标准，就是“不及”。处理很多事情要合乎这个标准，就是“执中”，这是著名学者张岱年对“中”的理解。
“中庸”之“庸”，绝不是“庸医”、“庸才”、“庸俗”之“庸”，那是指无能、无才、下流。这里的“庸”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用”的意思，《说文》中这样说道：“庸，用也，从用丛庚。”[2]《尚书·大禹谟》说：“无稽之言勿听，弗训之谋勿庸。”[3]都将“庸”释为“用”。其二，是“常”的意思，即“定理”、“规律”之意，哲学家庞朴在《“中庸”平义》也提到“常是对变而言的不变，不变的也就是绝对的。儒家将用中的要求表述为中庸，想来是要以此来表明，他们提倡的用中，不是他们主观设定的，而是本之于常的”[4]，所以这里将“庸”理解为“常”之意。其三，是“平常”、“普通”的意思，例如朱熹所解读的：“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5]
孔子继承了先哲的智慧，且将“中”与“庸”连结起来使用，作出了超越性的创新。《论语·子罕》：“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已。”[6]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伦理，它是可用一个“至”来描述的。“至”便是至极、至高、至美、至善，然而可惜的是人们却已经长久地缺少这种“中庸”之德。在这里，中庸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伦理标准。中庸亦是一种哲学范畴、思想方法，如朱熹《中庸章句》所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道，乃天命之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7]简单地说，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庸”就是“用中”，它是一种平衡、均衡的智慧，是环绕着“中”、“中正”、“标准”、“准则”做出的能动的、主动的、智慧的平衡，最终达到和谐的状态。
总之，中庸是一种拒绝平庸、拒绝庸俗、拒绝庸人的本原的智慧、理念，是人类精神的精华。
二、中庸是个人修身的智慧
“修身”与“修道”，是《中庸》反复强调的“修身”主题，并以重视与实践自身品性德行的修炼作为做人的第一根本准则。《中庸》说道：“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8]君子是社会的梁柱，必须得一本正经地修身，社会这座大厦才能坚挺。“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9]可见，修身是天下所有人的必修课。
中庸之中有很多关于修身智慧的论述，这里不能一一谈及，仅从“至诚”、“至曲”以及“和谐中正”这三个方面做以解说。
(一)“至诚”的个人修身的智慧
“诚”是《中庸》的一大主题、一个重要的理论。《中庸》如是说：“是故君子诚之为贵!”[10]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也写道：“今传《中庸》以诚为人生之最高境界，人道之第一原则。”[11]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12]就是说，一个人对“诚”的贯彻与表现如何，就决定了他的成与否、休与咎。有了最诚实的道和最诚实的心，就可以用来预测未来、感知未来。因此当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他心里想的每一事物都没有私利和占为己有的欲望，他就能透过现实看本质，能够通过今天看明天，通过当代看未来。当人能虔诚地、诚恳地承认自己无知时，反而是有知的体现，“至诚”的修身智慧就要人“真诚无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3]就是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上天赋予他的本性，进而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帮助天地万物生养不息，就可以达到与天地并立，建构一个天、地、人和谐共处的美好世界。
(二)“致曲”的个人修身的智慧
《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14]这里讲到一种“致曲”的修身之道，对于今人来说，很值得推介。
“致”，就是“使达到”之意，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推及”;“曲”，指细小的事情。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每一次成功无不来自背后成千上万次的努力，这个道理相信大多数人都懂得，但是落实到实践上却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关注每一个细节。细节决定成败，人人都可以经过自己千百倍的勤奋努力，逐渐达到超越自我的圣人境界。因此，“致曲”的智慧告诉我们，抓住一点一滴才是关键。
(三)“和谐中正”的个人修身的智慧
《中庸》以“和”为“天下达道”，只有实践“和道”，才有人生和事业的“和达”。《中庸》说：“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15]中国人有“福”的情结，“和达”就是“福”，遵和道就能得到福，就能达到人生的和谐。
《中庸》以“中”为“大本”，“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16]的“中”是中正的心态，意味着对事客观、冷静、公正，不让感情左右自己，古人所谓“喜怒哀乐未发，意必固我既忘”[17]。心态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事态，只有心态中正，才有待人处事的合理中节，可见中正的立场的重要性。如果能做到权衡利弊，全面考虑，以致中和，那么天地万物就能各得其所，也就能成就和谐的境界。
三、中庸是治国管理的理念
由个人推及到社会国家，由微观扩大到宏观，中庸精神一以贯之。在治国管理方面，“执两用中”的治国理念和“五·三·九·一”的管理理念最为实用。
(一)“执两用中”的治国理念
“执两用中”出自《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8]社会管理以及一切与人打交道的工作都离不开执两用中。领袖管理民众、治理国家，既要实现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和谐，又要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就必须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要善于在“众论之极致”中贯彻和坚持自己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无论是制定还是执行政策，都需“执两用中”。
曾国藩说：“天下之道，非两不立”，“中则治，偏则乱”[19]。“执两”是控驭全局，“用中”是选择支点，“执两用中”是大智慧，有着无穷的力量。《中庸》有载：“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20]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舜是有大智慧的人，他喜欢向人提问题，又善于分析别人浅近话语里的深刻含义。回避人家的坏处，宣扬人家的好处。把住两端，将得出的中道用于教化老百姓，这就是舜最智慧的地方。可见，执两用中既要隐恶扬善，又要有科学性，确实不易做到。因而，孔子也称舜为“大知”，并探究取中道的方法：执两用中。通俗地讲，执两用中就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就是把握住阴阳、动静、刚柔的两个极端，而寻求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中间状态来使用，并在实践中检验修正，以求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
(二)“五·三·九·一”的管理理念
《中庸》有关管理的理念十分丰富,如果能汲取其合理内核,那么依然可以为现代管理者提供智慧的借鉴，“五·三·九·一”就是这样的管理理念。
“五”即“五达道”，就是通常所说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从古及今，人们所接触的不外乎这五种。应用于一般企业管理中，君臣之伦，即最高领导者与各部门主管的关系，领导者要尊重主管，主管就会将领导交代下来的工作尽心尽力完成;父子之伦，即企业管理中各部门主管与员工的关系，主管要满足员工的需要，注意提高员工的福利和薪水，员工对主管要诚敬;夫妻之伦，即同一部门中各员工的关系，要做到既互相尊重又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兄弟长幼之伦，即企业中部门之间的关系，要和睦相处，交流促进，形成良性竞争;朋友之伦，即企业和外部关系，需要讲求诚信，也要合理、心平气和地进行交流。
《中庸》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21]“三”即“三达德”，就是知、仁、勇。这三个字谈之容易，在管理中却用之不易。“知”要求管理者有知识，有知识才能有智慧，有智慧才能深谋远虑，促进企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仁”要求对人亲善仁爱，这个很好理解，一名员工一定是愿意为亲善的老板工作而非效力于冷酷的老板。“勇”是要果敢、决断，这是对管理者的内在要求，优柔寡断之人不适合做管理者，管理者必须能在选择面前给出果断的决策。同时《中庸》又载“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22]，这也给管理者靠近“三达德”提供了借鉴。
“九”即“九经”，是治国管理的九条原则和具体工作，即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企业管理者先要修养自身，才能以身作则，树立威信;要懂得使用人才，才会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人才储备;要爱护好家族成员，才能爱护企业员工;要敬重各个部门的管理者，才能处理好各部门的关系;要爱惜员工尊重员工，才会得到他们尽心尽力的报答;要给予适当的激励，才能充分发挥各类员工的积极性;要处理好和各企业以及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商场之路才会平坦顺利。这就是古代用于治国平天下的“九经”在现代管理中的理念。
所谓“一”，就是“诚”。经营管理依然离不开“诚”，这就要求管理者要做到“以诚待人，以诚待事”。只有以诚待人才能得到被管理者的信服，久而久之，员工之间也会建立起诚信机制，团结一致共促企业的发展;只有以诚待事才能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最终得到圆满的结果;弄虚作假得到的好处只是暂时的，只有互之以诚，才能得到发展和共赢。
总之，“五达道”也罢，“三达德”也罢，亦或是“九经”，最核心的乃是这个“诚”，把握了“诚”，所有需要做到的常规、纲领与方法都能够正确实施、具体落实。
四、如何对待中庸
(一)走出中庸之误区
中庸是宝贵的精神遗产，但在某些方面，由于理解或处理不当，中庸就容易走入误区，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中庸，走出误区，防止中庸精神变异。
“中庸之道费而隐”[23]，也就是说中庸道体隐微,难以准确把握其“度数”，不易实践，因此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容易出现庸俗化理解。有人将中庸庸俗化理解为平庸，这是最大的'误读。中庸所讲的“平常心”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笃行中道，而非要人平庸。中庸之道是有理想、有奋斗的“笃学、审问、慎思、明辨”的精神，平庸则是无理想、无进取的可怕状态，二者完全不同。二是易走错路线。中庸之道以和为贵，以中为本，而非各打五十大板的折中主义，若在实践中将中庸之道简单化、庸俗化，则易走向简单折中的中间路线。三是易导致做事无原则。中庸虽说“有余不敢尽”，是主张做事留有余地，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圆满，也为了规避风险着想，而绝非做事不需原则，如果拿捏不好，则在实践中易出现做事无原则的情形。四是易走向无所作为。中庸讲明哲保身，对人生的起伏可以取一种“无所谓”的达观态度，是一种哲学的至高境界，其内涵不是“不为”，而是“其默足以存”，是积攒能量以待机会，目的是“将以有为”，如果以消极的态度行之，极易无所作为，碌碌终生。五是易走向“滑坡”。中庸强调的是一种温和的处世修身态度，其中包含许多中性的品质，这些善恶不明显品质如若过度则易出现滑坡，甚至滑向负面产生消极的影响。
(二)在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发挥“中庸”的作用
人类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正在进行着深刻的变化，全球化与多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在这种背景下，以“中”为本，以“和”为务，以“庸”为法，以“诚”为神的中庸文化更应发挥其作用，并在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严密、常用常新。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更高水平，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程度大为增强，经济上逐渐由对峙走向融合。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有人强调“合作高于一切”，有人则提倡“竞争才能生存”，而实践证明，和谐与竞争的统一才是经济发展的最高境界。这种统一就是要实现一种“双赢”，就是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庸的“和合”思想与西方市场竞争的理念相结合，并在实践上履行中庸的“用中”，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走向一个平等交往的世界。由一个国家主宰他国命运和左右世界形势的局面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所以政治开始走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正因如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频繁的战争，而更多的是和平的往来，例如各国首脑之间的友好对话、政事之间的相互磋商、政治论坛的频繁开展等，中庸的作用就体现于此，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推动着政治由对抗走向对话。
文化的优势在于它的开放、综合、融汇。中庸有着人本包容、多元共存的文化理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流川，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24]这也促使文化由对立走向交流。试想，中国中庸文化的精华，若能与西方文化的开拓、创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更完美的综合文化体系，更能在当今世界发挥作用。人心需要和谐，家庭需要和谐，城市需要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国家需要和谐，环境需要和谐，这些方面的促成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的力量可以达到的，更需要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的文化力量来推动。
今天，当我们走出国界，走出洲界，以宇宙的视野看地球时，地球不过是一个自然村——“地球村”。中庸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协调地球村内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有着后现代化时期的全球意义，为人类的发展和竞争指示安全航道。把握好“中庸”，在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发挥“中庸”的作用，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发挥中庸文化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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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对公共财政的再思考
对公共财政的再思考
公共财政在理论上的认识直接影响着现实中财政政策的'制定和财政制度的运作.我们应从效率、公平、法治的角度去研究公共财政,籍以推进财政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作 者：张志刚 Zhang Zhi-gang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山西,太原,030006 刊 名：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XI COAL-MINING ADMINISTRATORS COLLEGE 年，卷(期)：2002 15(4) 分类号：F810.2 关键词：公共财政 效率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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