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论民族主体文化在民族文化变迁中的作用，本文共6篇，希望对大家的学习与工作有所帮助。
篇1：论民族主体文化在民族文化变迁中的作用
论民族主体文化在民族文化变迁中的作用
文化变迁对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群体来说都是一种常态.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体文化由于具备的`时代性和继承性的特点,符合民族文化变迁的规律,因而能够对外来文化和本民族文化进行调适,从而达到调整民族文化变迁方向的目的.
作 者：李天雪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20 刊 名：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5(3) 分类号：G03 关键词：民族主体文化 民族文化 变迁 作用篇2：论主体能动性在认识中的作用
论主体能动性在认识中的作用
主体具有能动性,表现主体能动的选择性、目的性和创造性在对客体的认识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主体能动性所产生的认识结果是否正确要依靠实践检验,认识与实践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主体在认识活动中能动作用的发挥要受到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所使用的认识工具和所认识对象的自身规律性等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人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学习专业知识和运用科学方法充分有效地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从而形成对客体的正确认识.
作 者：王淼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系,吉林,长春,130012 刊 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 分类号：B016 关键词：实践 主体 能动性 客体 认识篇3：论利益在主体活动中的作用
论利益在主体活动中的作用
人的活动离不开利益.利益是主体活动的内在动力,在主体活动中具有定向和调节的作用,决定着主体活动对象的选择.这些作用内在地交织和渗透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利益在主体活动中的作用具有社会历史性,既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又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只有确立有利于人类活动的正确利益观,才能真正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作 者：高岸起 Gao An-qi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刊 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年，卷(期)： 23(6) 分类号：B0 关键词：利益 主体活动 作用篇4：民族博物馆在民族文化传承教育中的作用论文
民族博物馆在民族文化传承教育中的作用论文
社会教育是民族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之一。民族博物馆应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创设良好条件，成为青少年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大课堂，并促使学校、家庭和社会形成合力，为民族文化传承事业注入蓬勃生机。
社会教育是民族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在一些博物馆事业发达的国家，博物馆是社会教育理论的理想课堂之一，许多人都把它视为自己的“终身学校”、“生动的百科全书”。博物馆在教育上的贡献和作用在于它是正式教育的一种重要补充，是社会的表达，是文化连续性的保证者。[5]民族博物馆作为民族历史文化遗存的载体，凝聚着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叙述着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展示着民族文明与智慧，具有独特的教育资源优势。特别是在民族文化传承教育还不够深入的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民族博物馆作为青少年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重要阵地，应发挥其特有功能，创造良好条件，为日渐式微的民族文化传承事业注入蓬勃生机，并实现博物馆教育与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在文化传承上的有效衔接。
宁德俗称闽东，是全国最主要的畲族聚居地。闽东畲族文物馆坐落于宁德市蕉城区中华畲族宫内。中华畲族宫是宁德市标志性建筑之一，为全国唯一畲族朝圣地，现已成为宁德市知名旅游景点。闽东畲族文物馆展厅面积1200平方米，馆藏畲族文物1000余件(套)，全面展现畲族历史进程、经济发展、革命斗争史、文化艺术等民族历史文化和独特风情。，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被中华民族博物馆列为“畲族分馆”。，被福建省委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命名为“民族工作理论宁德研究基地”。，被福建省民宗厅和体育局命名为“福建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被宁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命名为“宁德华侨文化交流基地”。自20免费对外开放以来，已接待各界人士50余万人次，其中青少年儿童约占参观人数的30%。闽东畲族文物馆作为畲族专题博物馆，开馆以来，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通过各种途径创设教育条件，在畲族文化传承教育上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取得一定成效。
一、突出主题教育，确立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理念
《文物保护法》第40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应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作用，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民族博物馆具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和文化知识资源，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极佳场所，也是培养青少年高尚情操，增强民族团结意识的重要教育基地。我馆在文物陈列内容的安排上，精心策划、科学陈列、生动展示，力求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闽东畲族文物馆在建馆之初，为全面展示畲族悠久的历史进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各类畲族文物，充分展现了畲族文化丰富性、独特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一是展示畲族悠久的发展历史，促进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和紧密团结;二是展示畲族传统文化和独特风情，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展示畲族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事迹，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四是展示畲族经济、文化等发展成就，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讴歌英才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系统有序的畲族文物成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民族文化符号。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在少数民族中代代相传的过程，亦即下一代对其民族特定符号了解、识别、认同、记忆与应用的过程，也是其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2]
二、开展丰富活动，形成民族文化传承的浓厚氛围
开展文化活动是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既有助于扩大民族影响力，同时也能满足大众文化需求。近年来，闽东畲族文物馆通过各种形式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如，9月，举办“畲歌颂祖国──畲族人民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 畲族歌会;8月，举办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展示活动;月，举办畲族风情油画展;月，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丰收节歌会;年12月，举行畲族祭祖大典;10月，举办畲族书法家雷雅群榜书艺术展;204月，举行福建省第四届“三月三”畲族文化节暨第八届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丰收节分会场畲族民俗表演活动。实践证明，通过举办丰富的民族文化活动，对群众加深理解畲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传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有着显著效果。
三、加强馆校合作，参与校本课程教材编写和教学
学校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具有精确性、系统性和权威性，具有系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功能。[3]而学校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设置校本课程进行民族文化教育。闽东畲族文物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通过参与审稿、编写教材和教学协助学校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一是参与编审校本教材。近年来，参与编写和审稿的校本教材有宁德市民族中学的《畲族文化简说》、《畲族文化读本》、《畲族文化常识》，宁德蕉城金涵亭坪民族希望小学的《畲寨风情》，宁德蕉城民族中学的《畲族文化》，宁德蕉城民族实验小学的《畲族文化读本》。二是安排工作人员进入课堂进行畲族文化授课。自2013年起，每周二下午，我馆安排2名工作人员分别到宁德市蕉城区民族中学和民族实验小学授课。授课人员对博物馆自身资源进行深度挖掘，设计制作的教材，图片精美、版式活泼，比较适应学生的求知特点，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四、设立非遗传习中心，培养畲族传统技艺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以宁德为例，年12月全市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国家级有6项，省级有12项，市级有25项，内容包含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技艺等。相应的传承人，国家级有4人，省级有15人和市级有31人。闽东畲族文物馆高度重视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保护和研究工作，通过设立传习中心进行各项传统技艺的传承教育。一是设立畲族传统武术训练基地。充分发挥省级训练基地的辐射作用，长期开展畲族传统武术的训练、交流和比赛活动。近年来，通过传帮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畲族武术运动员，多次参加全国、全省民运会，取得佳绩。二是设立畲歌传习所。传习所邀请畲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授课，已培养了数十位畲族小歌手。三设立畲族民俗展示中心。20，我馆建成占地多平方米的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展示中心，日常供畲族群众对歌及各项非遗技艺的训练。扣人心弦的畲族民俗表演活动“起洪楼”、“上刀山”和“过火海”曾多次在展示中心演出，吸引了大量市区民众和外来游客。
五、结语
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只能称为遗产，不能成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4]将丰富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大众可利用的学习资源，是民族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文化学家认为，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而且更是一个教育过程。[4]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程，需要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下，学校、家庭和社会合力开展的长期工作。目前，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文化传承教育上尚未形成有效机制，特别是传承教育的主阵地学校，由于课程设置、升学压力等，未能有效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教学。民族博物馆作为民族地区单一或多个少数民族的专题博物馆，其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影响力，决定着在民族文化传承教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应发挥起“排头兵”的作用。
篇5：论布依族民歌文化变迁
罗剑
摘 要：文化变迁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文化的改变。它可能由社会内部的变化引起，也可能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布依族民歌作为蕴含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艺术形态，必然也会因社会文化变迁而引起生存及发展状况的变化。本文拟从社会功能的演变和演唱语言的变化两个方面对布依族民歌的发展演变进行探讨。
篇6：论布依族民歌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文化的改变。它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是人类文明的恒久因素。而且，文化变迁总是与社会变迁相随，二者密切相关，所以文化变迁也常常称作“社会文化变迁”.它可能由社会内部的变化引起，也可能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布依族民歌作为蕴含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艺术形态，必然也会因社会文化变迁而引起生存及发展状况的变化。社会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从布依族民歌的发展历程来看，布依族民歌的发展演变，从社会功能的演变来看，大体经历这样四个阶段，即最初的“娱神”“乐神”、“倚歌择偶”到宣传政府的各项政策、再到今天集各种文艺和商业活动于一体的文化品牌代言，如民歌文化节等。而每个阶段都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功能。从演唱语言的变迁看，亦表现出“承袭――衍化――变异”的发展路径。这些功能及演唱语言的变化又无不表现出社会人文环境变迁的痕迹。
一、娱神――倚歌择偶――宣传――文化品牌
布依族“聚会作歌”这一古老的民俗，最初的社会功能是“娱神”和“乐神”.这一古老的民俗事象产生于原始社会，其雏形是被包裹在原始宗教信仰之下的民俗活动。在原始社会，一方面，人们的物质资料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又随时侵扰破坏布依族先民们的生活，威胁先民们的生存。知识水平的低下限制了布依族先民们对自然现象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他们认为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在操控、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的命运。由于缺乏对自然现象的了解和正确认识，原始宗教信仰观念成为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必然产物。客观唯物论认为人类在童年时代无一例外都匍匐在“神”的脚趾下战战兢兢地生活。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群体活动，都离不开原始宗教信仰观念的支配。在此情景之下，聚会作歌便主要是以歌娱神、以歌媚神，祈求神灵的保佑，希望能在神的保护下逢凶化吉、驱邪降福。如《祭祀歌》、《敬神歌》、《驱鬼歌》、《招魂歌》等。原始氏族社会，大自然是至高无上的，对此人们只有毕恭毕敬。每逢祭祀活动，氏族成员全体出动，人们聚集唱歌，载歌载舞，用歌声表达对神灵的崇敬，向神祈祷，祈福禳灾。在生产力低下，一切的一切都归于神灵支配的原始社会，“聚会作歌”的主要内容就是酬神，布依族先民通过“聚会作歌”这一习俗活动与神灵对话，从而达到人神沟通的目的，表现出突出的娱神乐神的社会功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布依族地区春节期间还有“请神对歌”的习俗活动。其中有一种叫“姑今”,汉称“请七姊妹”的娱乐活动。就是在年轻人中推选一人席地而坐，男女都可以，大多是要会唱歌的。先用头帕蒙好头，然后用蜜蜡熏之，使之进入昏醉状态，唱出各种各样的歌来。这时，称他（她）为“卜今”或“迈今”.以男女歌手各一对，称为“同”（即老庚），引导其一起唱。“卜今”或“迈今”就会唱上天门的歌：他们（她们）翻山越岭，翻江过海，到达天边的大铜水车。这个水车把地下的带到了天上，他们就是坐在车筒上上天的。进入天门，进到第十二层前，每层都有鸭子虎豹和各种神仙鬼怪把守大门。经过了若干道风险，用机智的手段才进入到第十二层。这一层栽种着各种花卉，把它摘下来送给人间的妇女，就会生出聪明伶俐的孩子来……唱的都是自然景物的想象和描述。寨子里男女老少都聚集来听这种歌，听到高兴的地方就哄堂大笑，听到悲伤的时候就凄然泪下。 [1]117
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演进过程，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淡化，人的主体意识渐渐增强，最初祭祀活动的“聚会作歌”成了以青年男女互相对唱为主的一项文化活动。当社会的婚姻制度发展到对偶婚制的时候，“聚会作歌”的歌会、歌节便为青年男女倚歌择偶提供了场所。布依族先民进入农耕社会之后，对偶婚制代替了群婚制。氏族内部禁止同族的男女相互结婚，他们必须和别的氏族的异性结合。由于当时氏族及部落间的联系较少，加之山水相隔交通不便，部落之间往来有限。因此，歌会这种时间固定、集体性强的对歌活动为不同氏族青年男女之间的提供了场所。此时，在相互唱歌酬神的过程中，便出现偶然的青年男女相互挑逗的情况。歌会活动中“聚会作歌”的娱神、乐神功能就已经成了宗教信仰的外衣，其主体已经变成了倚歌择偶。从民族心理来说，布依族是个喜欢唱歌的民族，()对布依族来说，唱歌即是生活。他们以歌代言、以歌传情，认为歌者必然是聪明能干、心灵美好的人。
从“聚会作歌”酬神活动中的偶然碰撞到能自由地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这是布依族“聚会作歌”这一古老民俗社会功能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偶婚制为布依族歌会、歌节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使倚歌择偶的功能在不断地被强化。魏晋以后，布依族先民对歌习俗的发展已经非常突出了，歌会十分盛行了。但是，到了清朝中叶，由于“改土归流”的`推行，布依族地区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封建统治者视各民族歌谣习俗为陋俗，把群众以歌代言、以歌为乐、以歌传情，男女自择婚配视为“伤风败俗”,加以明令禁止，颁布过各种禁令。到了民国时期，禁歌更为严厉。反映在主流文化的书写传统中，如在各种方志文献、史料和风俗考中，对布依族对歌习俗虽也有一些溢美和赞赏之词，例如余上泗的《水西竹枝词》中描写仲家（布依族）歌谣习俗的一些诗篇。但是，在强势的主流文化语境下，大多是充满“卖弄风情”、“公然调笑”、“极事挑逗”、“婚不避姓”、“答歌媾和”、“渎戏婚娶”、“男女相谑”、“各自改配”、“惟随所欲”、“风淫”等等之词，蕴含对“蛮族”风俗的轻视之意，都带有对异族风俗的鄙薄和猎奇。但是，对歌活动禁而不止，当地民众并不理睬这些禁令，正如一首民歌唱到“只有衙门管官府、哪个管得唱歌人”,表现出对歌这一民族民间口头传统及民族民间习俗活动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1949年以后，布依族对歌活动又重新兴起，但随后又几经周折。到20世纪80年代后，对歌活动才得以自由发展。从对偶婚制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歌活动的自由发展，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正是在不同的人文环境下，不同视野中对对歌活动“倚歌择偶”功能的不同认识，才使得对歌这一民俗活动历经磨难。然而，正是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使得对歌这一民俗活动倚歌择偶功能的不断强化，表明这种源自于民众心里，表达对美好情感向往的歌声是不能禁止的。既然如此，不如充分地加以利用。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布依族地区出现了政府组织的歌会活动，利用群众对歌这一形式来宣传政府的政策和社会道德观念等，例如，宣传普法知识、计划生育政策、税收政策等等。对歌活动不再是“倚歌择偶”的场所了，已经成了社会道德观念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其宣传和教育功能被不断强化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兴起，民族文化成了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歌会作为布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之一，是政府大力扶持和宣传的民族文化品牌。各种民族风情节、民歌文化节等粉墨登场。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民族文化的品牌效应、宣传功能在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表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出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社会背景下，具有个性的文化是当代人立足的根基，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我们知道，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积淀凝结而成的，是民族个体的文化之根。民族文化的基因具有强大的延续能力和表达能力，是当代人进行文化创造的基础之一。布依族对歌这一民俗活动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是一种能转化经济效益的文化品牌。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改善，对歌的“倚歌择偶”功能已经在不断弱化或消失，现代的恋人们已经不再像前人那样爬上山头、聚会作歌，用对歌的方式来谈情说爱、倚歌择偶了，手机、电脑等现代化的工具使人们的联系更为便捷。当下布依族歌会、歌节除了文化品牌代言外，还同时具有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促进社会进步、协调人际关系、陶冶性情、发展文化产业等功能。
以上可见，不同阶段的聚会作歌（歌会）凸现的社会功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各种不同的功能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不同时期当然会有多种不同的功能相互并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在不同的人文社会环境下，只有一种功能作为主要功能被不断放大。我们在关注当前歌会的文化品牌效应，思考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发展时，必须理解民族文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对人文重建的作用。布依族聚会作歌（歌会）这一古老民俗活动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化过程，其社会功能也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布依族民歌文化的变迁不仅是其自身的发展问题，也涉及到许许多多非民歌因素，比如宗教信仰的、政治的、社会的、民族心理的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等等。其中社会因素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俗话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社会文化的变迁必然导致与那个时代、社会、文化有关的民歌自身的不断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将深刻地影响其文化性质，使其社会功能不断发生改变。但无论如何变化，不管是在神圣的娱神阶段，还是世俗的娱人阶段，布依族民歌都是布依族人们身心自我调节的一种活动。只不过是在娱神阶段是通过敬神驱邪、}灾祈福，减轻人们心中的恐惧和焦虑，间接地达到身心自我同调节的目的。而到了娱人阶段，人们剥去了其原始宗教信仰的外衣，尽情地娱乐自我，放松自我，在“聚会作歌”的对歌活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爱恨情怨。到了当下，各种歌会、歌节又以其独特的文化方式向世人展示文化的魅力。
从功能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不难看出社会文化变迁和人文环境的深刻影响。这是一个文化发展的渐变过程，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文化发展过程总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就是必定沿着吸收和扬弃的发展演变轨迹运行。在自身（内因）和外力（外因）的作用下，为保持与社会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民歌的改变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社会人文环境的变迁改变着民歌的社会功能，而民歌社会功能的改变又反作用于社会人文环境。
二、承袭――衍化――变异
在布依族民歌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单纯布依语演唱的时期是远古和古代社会时期。这一时期布依语是布依族人民群众沟通交际的主要语言工具。历史上，由于交通等地理条件的限制，布依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并不像现在如此频繁，大部分人一年到头都固守在本村本寨，与汉族交流交往的机会极少，因此，汉语渗透到布依族的可能性和汉语在布依族地区不可能被接受。加之，作为布依族文化的结晶，布依语的词汇亦十分丰富。这一点在内容丰富的布依语民歌中就有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古歌、叙事民歌当中。这些布依语民歌承袭着布依族人民世世代代创造的精神财富，并在一定程度上以其自身的特点反映这一民歌的文化特色。例如，在布依语民歌中，反映布依族人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词汇很多。从发展的观点看，每个民族的语言史和文化史是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的，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文化现象，都不可能避免地要在语言中留下一定的痕迹。透过现存的布依语民歌词汇，我们可以追溯到布依族的历史与文化。
当然，布依族也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早的民族。据史学界的研究，布依族先民古越人最晚在秦末汉初，就与大批从北方南下的华夏人杂居共处了。西汉末年，汉灭夜郎建郡后，进一步推进了汉文化向夜郎、地区的传播。当时，派驻的军队和官吏，其中不乏中原汉族饱学之士。而当地的学人，亦常到汉族地区求学。但这种杂居共处和文化交流相对布依族先民“骆越”来说，由于范围有限对布依族文化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和影响。加之，自秦汉开始，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的是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即承认少数民族首领酋长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继续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保持或基本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少数民族地区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只是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定期朝贡的一些义务。这一政策除了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首领有机会与中原王朝交流外，民间广大群众并没有多大交流的机会。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情况就不同了。一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大规模的移民，包括官员、军队、商人、流民等大量进入布依族聚居地区，民族之间交流和融合逐渐频繁。二是由于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更激发了布依族学习汉文化的积极性。这个时期，布依族一些精英人士开始自觉地学习汉文化，学习汉语。布依族男子束发读汉书，慨然慕循吏成为时尚。他们不仅入学读书，还积极兴办学馆学堂，让更多布依族子弟有了进学堂读书的机会，有力地推动了汉文化在布依族地区的普及。在这一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其中语言的沟通又是文化交流的首要因素。受此影响，在布依族一些地区，布依族民歌的对唱开始出现布、汉相杂的现象。一些汉语词汇进入到布依语系统，因为这些新词在布依语系统中，人们无法找到更准确的翻译，只能直接借用汉语。这种现象也表现在民歌的对唱之中，于是便形成布依族民歌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夹黄歌”,即一首歌中偶尔有一两句汉语或一首用汉语演唱的歌中偶尔有一两句汉语。例如：
……
baaic miz xos loc bix,
鼎罐不要放了哥哥，
doix miz xos loc laanl,
碗筷不要摆了小辈们，
soongl rauz xaux siffaanl xezbanh,
我们两个刚刚吃饭过，
soongl menl xaux genlhaux xezbanh.
我们妹妹两人刚刚吃饭过。[2]
这是在布依语演唱的民歌夹带一两句汉语，歌中“siffaanl”就是读音上就是汉语的“吃饭”.这首歌就夹杂有汉语“吃饭”二字。但是，并非所有的山歌都可以这样夹带汉字，而是必须做到押韵和意思衔接的恰到好处。此歌，“siffaanl”与上一句的“laanl”刚好押韵。夹带“汉语”的这种情况，比较多的是在一首歌的最后两句，同义换词，以达到叠句的效果。又如：
一个铜钱滚过街，
滚来滚去滚回来。
一个铜钱多少子？
改故干蒙夜六秧，
顺减着蒙夜六合。[3]39
在这首歌中前三句汉语，后两句是布依语，意思是“我来讲给你听亲戚”,“我来理给你听客人”.这种布、汉两种语言混杂演唱的“夹黄歌”的出现，既是布依族人民在学习汉民族民歌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也是布依族民歌适应社会语言发展趋势的必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读了书的歌师们喜欢在民歌中夹杂一些新的汉语词汇，一方面可以让民歌有一种新的感觉，另一方面也让对方觉得自己有文化，而博得对方的喜欢等因素。这也反映了明清以来，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日益频繁，布依族在与其他民族长期的交往和生活中，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布依语中也有了相当数量的汉语借代词。这些借代词的存在不仅大大地丰富了布依语的词汇，而且对研究汉族和布依族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都很有价值。
布依族民歌演进发生的历史性变异，是直接演变为用汉语演唱。这一演变的主要原因就是民族语言的丢失。一些布依族地区人们交际的语言从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布依语变成了汉语。这种现象，在一些布依族第二土语区和第三土语区比较严重，在民歌的演唱中，基本上没有继承传统的民族语言演唱，完全是用汉语演唱了。例如：
月亮出来明又明，照到妹家金竹林；
好吃不过金竹笋，好玩不过青年人。
情妹走路一排排，一样衣服一样鞋；
一样人才一样美，可惜情歌配不来。
……[4]111
总之，布依族民歌的这样一种发展演进轨迹，既是社会文化发展与变迁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布依族与汉民族之间相互融合交流的文化的痕迹，对布依族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对布依族民歌汉化之后，失去了布依族民族语言的所具有个性和特色，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之家”,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若干年之后，文化之根本将在何处，这是包括布依族民歌文化变迁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所引起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黄义仁、韦廉舟编撰。布依族民俗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117.
[2] 田野资料：杨正云口述。鄂启科记录、翻译、整理。时间：2014年8月，望谟县里奖寨。
[3] 何积全。贵州民间歌谣概论[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39.
[4] 贵阳市白云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白云区布依学会编。布依族民歌[M]（内资1999:111）。
本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是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XMZ035“人类学视野下的布依族口传民歌weanl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罗剑为该项目负责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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