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中国古代人才观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及意义论文，本文共14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篇1：中国古代人才观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及意义论文
中国古代人才观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及意义论文
人才问题历来被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社会事业的改革和推进固然需要很多条件，但人才是其中首要的条件，没有人，什么也干不成。所以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的现状，所发出的最通彻、急切的呐喊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以人为本，“举贤才”的思想，有利于民族事业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法制建设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日常经营管理行为的规范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的伦理素质和人的修养以及对人的重视，始终是古代思想家建立自己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在国家的运行和社会管理问题上，他们更注重对人的作用的发挥。他们认为社会的贫富，治乱在人而不在天。而且更可贵的是，他们所说的“人”，既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单个的人，而是社会的人。荀子对此曾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即人在力量、行走等方面不如牛马，但牛马却为人所使用，为什么呢?因为人是个群体，而不是个体。可见，荀子是从人类社会的群体性来论证人的作用的。同时，古代思想家也看到了正因为“人能群”，群体中的无数个体的人才需要进行管理和协调。所以他们特别强调个体间的合作关系和管理者的组织和协调作用。对一个社会、一个企业来说，最最主要的是人、只有以人为中心，发挥人的群体合力，才能兴旺发达。所以，人际关系的协调、群体的和谐、德性的修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对此，儒家提出了“有教无类”和“举贤才”的思想。
孔子很重视教育，他首创私垫，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为了培养出多方面的人才，孔子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同时贯彻“启发式”的循循善诱法则，以“文、行、忠、信”相教。其他古代思想家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在许多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既强调提倡学校教育，又注重家庭教育的展开，从而把教育看成是全社会的行为。教育是育人的基础，也是营造新文明的基础。我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发展的水平。由于我们的教育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教育事业建设和改革的力度，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建设者，做好现优化建设的人力资本积累。
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他们认为进行社会管理的本质就是管人。荀子更是强调国家的管理或其他包括经济管理在内的各种管理实质上是人的管理和对人管理，贤人和用人是管理的首要条件，离开了人的选用和培养，一切管理，尤其是统治好一个国家将是一句空话。因此，“举贤才”以及“人才”的培养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要想帮助君主建立和巩固天下，就要为其推荐身边的贤能之士。
毫无疑问，贤才的标准，古今已有了很大区别，但“举贤才”的方法、举措及尚贤的思想，仍有现代价值，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些世界性的危机，而人才危机已成为全球的焦点，国际间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我国作为东方古老文明的国度，几经盛衰，如今民族要振兴，国家要富强，靠什么：当然是人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最重要的，最迫切的，是人才。因此，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需要各种人才，只有各尽其用，才能使现代事业顺利开展，才能使中国成为国际竞争舞台上的强者。
篇2：中国古代工程图学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工程图学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图学传统的国家,工程图学是中国科学技术之荦荦大者.中国古代工程图学的'成就包括“卓识名理,独见别裁”的图学思想及“至详至悉,毫发不爽”的图学理论和绘制技术等.中国古代工程图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
作 者：刘克明 杨叔子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湖北,武汉,430074 刊 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5(2) 分类号：B223.5 关键词：工程图学 图学思想 图学家篇3：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论文
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论文
【论文摘要】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由于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而坚持诗性言说，两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追求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和言说方式上都难以转换为形式化规则，其现代转换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论文关键词】形式化 语境化 古代文论 现代转换 知识社会学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学术命题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悄然出场，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如何评价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切人思考。
一、两种知识类型:形式化与语境化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探讨每一知性立场对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的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它通过分析知识类型的构成方式来考察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证明知识生产受制于社会境况。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确立了两种知识类型，分别是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所谓形式化知识是指能够超越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经验而以形式化符号存在的知识，语境化知识是指不能超越具体经验而只能在历史语境中存在的知识。依此分类，我们也能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虽然中西文论各自都包含了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知识类型，但是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是不同的，其中西方文论较多地体现了形式化特点，而中国古代文论则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点。
历时地看，西方文论知识的有效性逐步走向了形式化原则。在古典时代，人们尚把文学附属于他物，从外在世界或者内在心灵来定义文学，强调历史语境的参照作用，重视文学经验的整体价值，文学理论获得历史语境的庇护而与存在保持了一定联系。但是，西方文论并不仅仅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简单累积，而是追求文学背后的总体化意义，它预先设置文学的终极本质来规定个别经验的意义，试图一劳永逸地运用形式规则来建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体系。知识生产被纳人形式化轨道，西方文论时刻存在着超越语境来寻求有效性的冲动。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西方文论开始从具体的文艺经验中提炼出普适性知识。比如柏拉图把文艺看作“理式”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普遍性，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个定义把具体的戏剧内容与欣赏经验抽离成形式规则;尽管贺拉斯强调阅读的经验效果，但他将其总结为“寓教于乐”式原则。到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戏剧理论抽象出不受具体戏剧演出影响的“三一律”，以精确的数理形式来对所有戏剧作出有效的判断。进而康德认为作为判断力的美只关涉形式;黑格尔把美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启蒙主义倡导文艺的理性原则;浪漫主义用天才、想象、情感三要素来总结文艺经验;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塑造典型的写作原则。于是，西方文论的主导倾向是逐渐把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要求，视个别经验为普遍规则的例证;同时，这也导致知识超越语境而存在，造成形式大于内容、理论高于经验的虚无主义困境，只是由于文学还依附于他物而具有意义，这一困境尚不严峻。泰纳、圣伯夫等人的实证主义文论重视文艺经验，发掘文学中确实的、实证的事实，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实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也未能摆脱形式化趋向。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论寻求到文学独立自足的存在依据，形式化也由于适应了这一现代性进程而推进了文学学科的发展。在此进程中，西方文论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在语言符号的秩序中建构学科知识。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源自陌生化的能指游戏;结构主义利用深层结构抽离了个别经验;“新批评”引人了“语境’，来考察语义，却斩断语义与经验的联系;它们都把超越具体言语的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依据。形式主义颠覆了传统文论而走向了能指游戏，通过形式符号的策略建立起文学理论的普遍有效规则，但是形式化逼迫个别经验脱离语境中的原初存在而丧失了历史感，走向了虚无主义，这遭到了历史主义的挑战。神话原型把文学拉回到民族神话中，现象学把文学归于“意向性”活动中，阐释学把文学请人“问答逻辑”中，文化诗学把文学置于历史叙述中。虽然语境中的个别经验再度彰显，但是总体化思想直接指称了文学的意义;知识不是由语境来导演，而是由思想规则来制作，它仍然漂浮于语境之上。
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形式化倾向，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追求历史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虽然古代文论也存在利用先验的总体化思想来定义文学的现象，“诗言志”一直被视为对诗歌本质的抽象概括，原道、征圣、宗经长期成为文艺活动的思想基础;但是古代文论并未利用这种总体化思想限制对具体文艺经验的阐释，并未把纯粹形式化的文学定义贯彻到文艺批评中，仅仅将其用于寻求文艺合法性的目的，而将语境中的具体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建构出语境化的知识形态。在批评实践中，古代文论不是追求知识形式上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直接呈现具体语境中的欣赏经验，强调个别经验的独特性，这形成了古代文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与语境紧密相联的状况。虽然“兴观群怨”教化意味极浓，但描绘了读诗的经验;老庄推重虚静，指出了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审美现象。“大象无形”、“立象以尽意”开启了后世用客观意象来隐喻的知识传统。两汉作家在诗教的氛围中，描述了种种创作经验与阅读效果。魏晋六朝出现文论专著，也不刻意对文学作总体化论证，不奢望建立形式化的普遍规则，而充分利用物象的形态特征来展示对个别经验的直观感悟。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道“诗缘情而绮靡”，均未设置诗的形式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量运用形神、风骨、气韵等隐喻物象表达了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把知识隐含地置于语境的行为中;钟嵘《诗品》味诗，促使诗学知识在欣赏每一首诗的具体语境中产生，知识总结与诗歌欣赏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到唐宋时期，“意境说”充分体现了个别经验在阐释诗歌意蕴中的作用;《二十四诗品》列举的雄浑、冲淡、高雅、飘逸等范畴不可能被归纳成形式化的普遍规则，只能在对二十四首诗的欣赏、品评中加以感悟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离开具体的读诗过程就很难领会到其丰富内涵;严羽“以禅喻诗”更是将形式规则排除在诗学活动之外。明清小说评点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即兴感触，延续了诗话注重个体独特经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艺蕴涵的丰富神韵不能被抽象为形式规则，只有在阅读的个别经验中才能理解文学的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只有与语境相联系才能被理解，一旦离开语境就会失去有效性。
综上所述，西方文论追求形式化的知识而超越文学本身存在，中国古代文论不能超越具体语境而存在，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
二、两种言说方式:逻辑性陈述与诗性言说
受到知识有效性主导倾向的影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法则的普适性而采用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则出于恢复语境中诗性存在的目的而坚持诗性言说。
西方文论的言说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它将普遍有效规则贯彻到语言表达式中，略过文学特征与个别经验而呈现终极本质。虽然西方文论不乏对诗性的追求，例如古代的布瓦洛采用极富文学性的韵文来书写《诗的艺术》，现代的罗兰・巴尔特构想《恋人絮语》来隐喻文学活动，海德格尔抒发了“诗意栖居”的愿望;但是此类诗性言说为数甚少，并且与言说背后的形而上学存在着逻辑对应关系，逻辑性陈述由此占据了多数席位。逻辑性陈述将言说过程置于逻辑的控制下，具有体系的严密性。它首先利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来规定文艺属性，然后明确作出价值判断，再在形式化推理过程中把个别经验总结成抽象的形式符号，得出的文艺结论在逻辑上符合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柏拉图坚信“理式”才是真实存在，在理式一现实一文艺的等级秩序下，文艺被合乎逻辑地视为地位低下。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乃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悲剧自然地被赋予“净化”的有益效果。康德依据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前提，推理出“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排除了具体的鉴赏经验，而在形式上确认了美的存在。黑格尔站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立场上，运用理念与形象的三种关系推理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的演化规律，用审美经验证明了正、反、合的规则。这些逻辑性陈述遵循形式规则而赋予知识以确定性，充分展示了原理的普遍有效性。逻辑性陈述还使知识表述活动超越于语境，文学理论通过语言表达式本身传达出来而无须再借助于语境中的个别经验。西方文论经常运用的一些概念，诸如崇高、优美、典型、异化、话语、文学性等，都是先于语境而存在的形式符号，它们的语意准确性不在于语境而源自逻辑设置，能够将个别经验整合为形式规则。“新批评”擅长于分析单篇诗作的微妙语义，却是借助于“反讽”、“悖论”等修辞术语的概括功能。现代叙事学建立了一套叙事模式来剖析小说，把故事情节简化为公式运算。西方文论的语言表达式没有局限于记录具体经验，而是直接指称逻辑推理的准确性，具体经验经过逻辑过滤而被转化成意义确定的形式符号。这种言说方式也为不同学科方法进人文学理论提供了便利，比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方法，无论它们能否复原文艺经验，它们都能利用自身逻辑对文本作出合理的阐释。西方文论的逻辑性陈述具有追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论证程序的逻辑性、语言表意的准确性等特点，不受语境变化的制约，这顺应了现代学术体制化的要求，成为学科知识的正规表述方式，其典型形态就是学位论文。但是，逻辑性陈述运用充满逻辑性的语言表达式来概括具体的文艺经验，必然会舍弃具体经验，逼迫经验服从逻辑，从而割裂文艺经验的完整性，丧失对于文艺现象的鲜活经验。
在中国古代，也有少量的文论著作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逻辑性，例如汉代文论依经立论、《文心雕龙》也具有“体大思精”的逻辑结构，但是这类逻辑性没有限制具体的文艺阐释而不构成古代文论的主要言说方式。与逻辑性相反，古代文论不管是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上，还是在言说内容的具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诗性特征。诗性言说不是抽象的诗意表达，而是指置身语境中的话语活动。古代文论在言说过程中排除了普遍规则的干扰，清退逻辑论证的归纳作用，明智地把理论知识放进感悟文艺作品的语境中，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呈现诗的存在，对个别经验的独特性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体系严密性的追求。古代文论的大多数表述不强求逻辑归纳，直接反映文艺活动的真实状况。比如，大量的诗话、小说评点是欣赏者的即时体味，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把特定文本的欣赏经验传达出来了。再如“意境”，也非逻辑上的判断，只有通过读诗才能理解其内涵。古代文论把人重新引回诗的语境中，重视语境不仅意味着表述过程的诗性，也对表述媒介提出了同样的诗性要求。这种诗性言说是通过语言符号的隐喻功能来实现的，只有隐喻才能把诗性呈现出来。隐喻功能是利用语言符号来描摹物象，通过不同物象之间的相似性来构成联想的表意方式。隐喻功能使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达方式摆脱了形式逻辑的管制而指涉物象的独特形态，通过在相似的物象形态之间展开联想活动来感悟诗的存在，不仅彰显了个别经验，也充分恢复了古典文艺的生动性和多义性。例如，“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都是用物象的具体图案色彩来辨析文体特征。而刘舞用熟悉的物象塑造了“体性”、“风骨”、“隐秀”等审美范畴。钟嵘把诗歌的“滋味”比喻为感官味觉，促使品味成为诗话批评的惯常手段。司空图追求“象外之象”，用“韵味”来描绘诗的丰富意蕴，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韵味”与“韵外之致”是无法用逻辑来限定、不是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形式规则，只能在欣赏诗歌时，在对物象形态的联想中加以感悟。严羽在“妙悟”中寻求诗所蕴涵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境界，虽然没有概念表达的确定性，却传达出读诗时的复杂经验，透视了诗歌朦胧的美感。隐喻式表述突出了古代文论话语形态的文学性，例如《文赋》、《文心雕龙》用骄文写成，诗话、论诗本身就是诗歌，古代文论以文学文体表述知识也就同时言说了诗的存在。在诗性言说中，古代文论疏远逻辑而让语言符号指涉物象的独特性，在语境中恢复了个别经验的诗性。但是，诗性言说也由于依附语境而限制了语言符号表意的普适性与准确性，例如“意境”能够言说诗歌的韵味却难以有效分析小说情节，古代文论范畴术语的意义受到语境的牵制而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
三、障碍重重的“现代转换”
自“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逐步深人，已从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忧虑深化为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但也一直未能消除对此问题的.质疑。
纵观十多年的研究现状，对于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主要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以曹顺庆、张少康、蔡钟翔等人为代表，他们明确肯定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提出重建文论话语的主张。这种态度注意到文学理论的“西化”倾向，指出中国文论引进西方话语建构知识体系，导致古代文论成为引证西方理论的实例而丧失民族特色，造成“文论失语症”的恶果，“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因此，这部分学者主张以古代文论为基础来重建文论话语，利用古代文论话语进行批评活动，从而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种态度强调吸收古代文论精华，有助于矫正当代文论忽视古代遗产的倾向，获得了巨大学术影响。第二种态度构成比较复杂，以钱中文、陈洪、罗宗强、童庆炳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也主张将古代文论转化为现代形态，但并不完全认同“文论失语”的论断，而淡化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情绪化冲动。他们立足于现有文论传统，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在具体研究中积极阐释古代文论的原有内涵，从中发掘出能适用于现实的知识话语，通过现代阐释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三种态度是质疑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中朱立元认为现当代文论的传统对于中国文论建设更为重要，而无法以古代文论为本根。蒋寅、郭英德等人否认“文论失语”，明确指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内涵不清，是漠视传统、出于文化殖民心态的虚假命题。陶东风则断言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涉及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些质疑观点各异，对于评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还没有深人地论证。这三种态度只是大体界定了争论格局，并不能将所有观点涵括在内;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不刻意标明“现代转换”的口号，而是切实地利用现代思维方法来研究古代文论。经过长期讨论，古代文论的知识体系、思维方法、话语方式等得到重新评价，一些理论观点、审美范畴、批评话语都按照现代学科体制表述成现代知识形态，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丰富起来。但是，学术成果的累积并不等于古代文论实现了现代转换，古代文论也不是只有“现代转换”这唯一出路。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观点，没有辨析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的差别，没有澄清中西文论的关系，没有充分思考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合理性，也就不能消除质疑。
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往往由于使用维护民族文化特色、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旗号而很具号召力。实际上，这种现代转换并没有摆脱西方文论的影响。因为坚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以现代性话语为坐标系统的追求，而西方文论追求知识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系统，所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又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作为坐标系统。这种转换其实是利用西方文论的形式化规则来重新改造中国古代文论，它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存在难以解决的障碍。
首先，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上难以转换。西方文论主要是一种形式化知识，追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古代文论是一种语境化知识，它以语境中的个别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呈现为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形态特征，不能被归纳为形式规则而超越语境。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利用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来改造古代文论的知识类型，试图将古代文论上升为对普遍规律的探讨，把语境化知识提升为具有普适性的知识，这不可避免地会遮蔽古代文论的真实面貌。古代文论只有在语境中才能保持个别经验的有效性、呈现文艺活动的鲜活经验;一旦从语境中抽离出普遍有效的形式后，古代文论就难以阐释古典文艺所蕴涵的无穷韵味，也就丧失了知识的有效性。由于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互不兼容，古代文论就难以转向形式化、难以实现现代转换。例如神韵、风骨、意境等审美范畴不能被赋予形式化的普遍定义，它们也各有适用的语境范围。古代文论是在欣赏诗歌的经验中来理解神韵、风骨、意境的，保持了中国古典文化以含蓄为美、追求言外之意的效果。但是，依据形式化原则来作总体化规定，就完全消除了语境化的魅力，导致虚无主义。将神韵定义成一种蕴藉、含蓄的风格就疏远了诗性体验，将风骨解释为内容与形式就腰斩了诗歌的整体性，将意境归纳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式的数字图景就打碎了传统文化的无穷内涵。并且神韵、风骨、意境只能被有效地运用于诗词批评中，特别是写有自然山水的诗词，却不能很有效地阐释小说。西方文论的一些概念，比如风格，具有普遍有效性，既能够用来批评不同类别的诗歌，又能用来评论小说，还能用来分析作家特色。由此可见，利用形式化原则来改造古代文论，难以保证古代文论的本来特色。尽管古代文论的观点、范畴等能够以现代形态出现，但已经不是语境化的古代文论了。
其次，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难以被取代。诗性言说是与语境化倾向相适应的表述方式，它以描摹物象的方式突出了语言的隐喻功能，传神地将读诗时丰富的个性化经验传达出来。逻辑性陈述则与形式化相适应，它强调语言符号的准确意义，通过逻辑手段传达出普适性的知识。诗性言说促使古代文论大量采用诗歌等文学文体，而逻辑性陈述强调学位论文式的规范格式。隐喻性的诗性话语与规范性的逻辑话语是两种无法兼容的表述方式，诗性言说不可能被转换为逻辑性陈述。提倡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以形式化原则为要求，采用逻辑性陈述来概括知识，必然会抛弃语境而丧失诗性。那些对古代文论加以现代阐释的作法，是一方面在逻辑上辨明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而另一方面却放弃其言说方式。虽然在思想倾向上认同诗性言说，但其实是在语境之外做总体化、形式化的归纳，赋予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知识以逻辑性秩序。尽管能够运用逻辑手段在古代文论中归纳出“潜体系”，却不再是诗性话语的直观感悟了。只有运用诗性话语，才能保证古代文论语境化的诗性特征。
再次，古代文论的学科体制不能保证“现代转换”的可行性。虽然学科体制推进了古代文论的大力发展，肯定了传统话语策略的作用;但是，学科体制的规范性总会要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总会呈现出超越语境的倾向，传统话语融人现代文化也会发生变异。例如，王国维的“意境说”曾被看作是成功地进行现代转换的典型，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虽然王国维((人间词话》采用了传统话语，但是他以西方近代主客体二分思想作为研究坐标，将“意境”分为“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这已不同于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瓦解了“意境”的文化内蕴。“意境”蕴涵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无限韵味，是根本无法用形式规则来做逻辑划分的。学科体制体现了现代性的学术规范，先天地以形式化原则抽离了古代文论的语境，难以保证古代文论的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的完整性。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论是以语境化为主导倾向的知识，难以被改造为形式化的知识，其现代转换在理论前提和批评实践上存在着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篇4：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影响的几点思索
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影响的几点思索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渊源，而且对现代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分别从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思想“学而优则仕” “非所宜言”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出批判性的分析，启发大家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我们未来的关系，通过理性做出判断，更好的让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社会。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实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开始越发的关注精神生活，越发关注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说大义，谈古今。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影响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渗透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必然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第一，“学而优则仕” 儒家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两千年之久，它的理念即便是仅为知识分子学习，也早已渗入民间，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西方的封建制度中，君王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直接的统治整个国家，更多的是自己封地的领主和其他领主效忠的对象。这一结构的先天缺陷就是国家结构松散，且君主缺乏人才参与国事，导致战事的频发，生产力发展落后。相比而言，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文官的选取方面远远优于同时期的西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普通人通过读书，通天文，晓地理，得治国安邦之术，而后辅佐君王。它一方面是高度大一统的体现，另一方面，确实是聚拢全国人才的有效方法：君主完全掌握国家的一切，朝廷作为权利中枢集中管理国家，国家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所需的人才来辅佐君王，这一切使得我们国土可以很辽阔，人民可以相对长期的处于战乱较少的状态下，集权统治使得一切都更加平稳。
民众通过读书获得才能，在施展才能的同时获得地位，这样，官在民众中的地位就高于常人，也就形成了“官本位”。“官本位”的思想使得民众阶层，包括普通的地主阶层与统治阶层越发分化。它决定了人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处于私利，这一点与《国富论》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儒家，或者说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却冠冕堂皇的冠之以“贵长而尊官”、“以吏为师”。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这使得官场一面代表着管理一方水土，另一面代表着尔虞我诈;一面代表着光宗耀祖，另一面压榨着贫苦大众。
官本位的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依然影响深远。官员明显凌驾于普通人之上，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好事。表面上这样可以社会稳定，但实际上，社会基层与管理阶层没有很好的沟通，两者的利益关系容易脱钩，这样会阻碍社会向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时常听到民众动焉上访甚至有人还假上访来达到春运免费坐车回家的目的，它的本质是两阶层利益的不对应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差距的表现。官本位思想会导致社会普遍倾向于强化行政职权，这样又会导致法治建设的滞后，阻碍法治社会的建成。当然，行政强化并不一定总是负面影响，但在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即将跨过动荡区的未来几十年内，过分强化的行政力量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学得好不一定非要当官，当官也不一定就可以谋到私利，人民更多的依靠民主化、法制化来管理，这才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正确途径。
第二，“非所宜言”《易经》中一句“君子以慎言语”为后人阐明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不要说不该说的话。后世有不少劝人谨言慎语的名言警句，如“慎言不哗”、“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风流不在谈锋上，袖手无言味最长 ”等等。历史上也常有“不慎言”大臣遭皇帝贬黜甚至赐死，都在告诫后人要少说话，说好话。
自从孔子作《春秋》就有了为“尊者讳”的做法，司马迁作《史记》也受其影响，掌权者对历史的“篡改”也算是来源于此，人们争相说好话，而对“不该说的话”则经常避之不提;然而儒家的思想是要辅佐君王，由此又有不少人讥讽世事，直言谏主。前者做多了是阿谀奉承显而易见，而后者做多了也绝非什么好事。若皇帝较为软弱，进谏的自然就多。可是问题在于大家都在进谏，真正的目的却掩藏于后，为王者也难辩真假;若皇帝铁腕统治，又会使直臣不敢进谏，增多溜须拍马者。前者有万历皇帝，一气之下再不上朝，后者有明祖朱元璋，落得个暴君的名号。
言论的两面性导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人格分裂。国人说话很多时候讲求的是圆滑，这本来没有什么，但经过了数千年的发酵后，事情与原来的方向已截然不同。当初孔子为“尊者讳”是为了微言大义，把历史变成了教科书。到了北宋，就已经发展成公然大幅度修改历史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凡是强求入世的，都要求人正直敢言。但是，到了明晚期时，买直求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到了现在，不说话、说好听的话、说不好听的话，各有用武之地。这些语言表述已经把我们本就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且过多的矫饰导致的言语的不可信，小则使得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失真，大则使得媒体舆论失去应有的`监督作用，反而变成传播风言风语的大平台。这样的结果显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当然仅就个人而言，精神分裂一些或许也是生存的法则之一，但它将也是我们社会言论本质变革的最大阻力。
第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我们自小就被教育的做人典范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很多，但是这一条是最能承接我们上面谈的话题。严于律己的人，做事一丝不苟，严格要求，意志坚强;宽以待人的人为人大度，不拘小节，处事随和。不用太多的思考就能发现，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需要治疗。理论上讲，严于律己者一定也是严于律人的，因为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是孤立的，一个社会人要处理的许许多多涉及各个方面的事务，从工作社交到吃喝睡觉，他是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切行为是存在于群体和社会中的，严于律己则一定会严于律人，宽以待人则一定会宽以待己。
其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本就不是一句话，“严于律已”出自南宋陈亮的《谢曾察院启》，“宽以待人”则出自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六十回，是后人出于我们一贯的“理想化考虑”，为教育未成年人而拼凑在一起的。这种无视逻辑的理想化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妇孺皆知的蜀相诸葛亮就是一个例子。诸葛亮在明知蜀国国力不支的情况下，常年征战，南征孟获、北出祁山，终将蜀国国力耗尽。如果说诸葛亮的失败是他个人战略估计不足导致的，那么后世对诸葛亮的崇拜就不那么正常了。我们理性分析后应该明白诸葛亮过分激进的战略会导致严重后果，却依然对他的六出祁山大加赞扬，最差的评价也是惋惜，却少有批评。即使知道错误，却依然歌颂它，这样的评价或许更多的是出于对精神的肯定，但在肯定精神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理想化”。于是诸葛亮的“光复汉室”就一直被歌颂着流传下来了。无独有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已是妇孺皆知。或许官场的黑暗所致吧，范仲淹为官的表现和这句话所表达的还有不小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也是一种“理想化”。
篇5：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影响的几点思索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渊源，而且对现代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分别从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思想“学而优则仕” “非所宜言”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出批判性的分析，启发大家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我们未来的关系，通过理性做出判断，更好的让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社会。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实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开始越发的关注精神生活，越发关注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说大义，谈古今。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影响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渗透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必然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第一，“学而优则仕” 儒家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两千年之久，它的理念即便是仅为知识分子学习，也早已渗入民间，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西方的封建制度中，君王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直接的统治整个国家，更多的是自己封地的领主和其他领主效忠的对象。这一结构的先天缺陷就是国家结构松散，且君主缺乏人才参与国事，导致战事的频发，生产力发展落后。相比而言，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文官的选取方面远远优于同时期的西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普通人通过读书，通天文，晓地理，得治国安邦之术，而后辅佐君王。它一方面是高度大一统的体现，另一方面，确实是聚拢全国人才的有效方法：君主完全掌握国家的一切，朝廷作为权利中枢集中管理国家，国家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所需的人才来辅佐君王，这一切使得我们国土可以很辽阔，人民可以相对长期的处于战乱较少的状态下，集权统治使得一切都更加平稳。
民众通过读书获得才能，在施展才能的同时获得地位，这样，官在民众中的地位就高于常人，也就形成了“官本位”。“官本位”的思想使得民众阶层，包括普通的地主阶层与统治阶层越发分化。它决定了人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处于私利，这一点与《国富论》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儒家，或者说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却冠冕堂皇的冠之以“贵长而尊官”、“以吏为师”。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这使得官场一面代表着管理一方水土，另一面代表着尔虞我诈；一面代表着光宗耀祖，另一面压榨着贫苦大众。
官本位的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依然影响深远。官员明显凌驾于普通人之上，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好事。表面上这样可以社会稳定，但实际上，社会基层与管理阶层没有很好的沟通，两者的利益关系容易脱钩，这样会阻碍社会向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时常听到民众动焉上访甚至有人还假上访来达到春运免费坐车回家的目的，它的本质是两阶层利益的不对应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差距的表现。官本位思想会导致社会普遍倾向于强化行政职权，这样又会导致法治建设的滞后，阻碍法治社会的建成。当然，行政强化并不一定总是负面影响，但在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即将跨过动荡区的未来几十年内，过分强化的行政力量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学得好不一定非要当官，当官也不一定就可以谋到私利，人民更多的依靠民主化、法制化来管理，这才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正确途径。
第二，“非所宜言”《易经》中一句“君子以慎言语”为后人阐明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不要说不该说的话。后世有不少劝人谨言慎语的名言警句，如“慎言不哗”、“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风流不在谈锋上，袖手无言味最长 ”等等。历史上也常有“不慎言”大臣遭皇帝贬黜甚至赐死，都在告诫后人要少说话，说好话。
自从孔子作《春秋》就有了为“尊者讳”的做法，司马迁作《史记》也受其影响，掌权者对历史的“篡改”也算是来源于此，人们争相说好话，而对“不该说的话”则经常避之不提；然而儒家的思想是要辅佐君王，由此又有不少人讥讽世事，直言谏主。前者做多了是阿谀奉承显而易见，而后者做多了也绝非什么好事。若皇帝较为软弱，进谏的自然就多。可是问题在于大家都在进谏，真正的目的却掩藏于后，为王者也难辩真假；若皇帝铁腕统治，又会使直臣不敢进谏，增多溜须拍马者。前者有万历皇帝，一气之下再不上朝，后者有明祖朱元璋，落得个暴君的名号。
言论的两面性导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人格分裂。国人说话很多时候讲求的是圆滑，这本来没有什么，但经过了数千年的发酵后，事情与原来的方向已截然不同。当初孔子为“尊者讳”是为了微言大义，把历史变成了教科书。到了北宋，就已经发展成公然大幅度修改历史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凡是强求入世的，都要求人正直敢言。但是，到了明晚期时，买直求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到了现在，不说话、说好听的话、说不好听的话，各有用武之地。这些语言表述已经把我们本就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且过多的矫饰导致的言语的不可信，小则使得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失真，大则使得媒体舆论失去应有的监督作用，反而变成传播风言风语的大平台。这样的结果显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当然仅就个人而言，精神分裂一些或许也是生存的法则之一，但它将也是我们社会言论本质变革的最大阻力。
第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我们自小就被教育的做人典范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很多，但是这一条是最能承接我们上面谈的话题。严于律己的人，做事一丝不苟，严格要求，意志坚强；宽以待人的人为人大度，不拘小节，处事随和。不用太多的思考就能发现，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需要治疗。理论上讲，严于律己者一定也是严于律人的，因为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是孤立的，一个社会人要处理的许许多多涉及各个方面的事务，从工作社交到吃喝睡觉，他是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切行为是存在于群体和社会中的，严于律己则一定会严于律人，宽以待人则一定会宽以待己。
其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本就不是一句话，“严于律已”出自南宋陈亮的《谢曾察院启》，“宽以待人”则出自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六十回，是后人出于我们一贯的“理想化考虑”，为教育未成年人而拼凑在一起的。这种无视逻辑的理想化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妇孺皆知的蜀相诸葛亮就是一个例子。诸葛亮在明知蜀国国力不支的情况下，常年征战，南征孟获、北出祁山，终将蜀国国力耗尽。如果说诸葛亮的失败是他个人战略估计不足导致的，那么后世对诸葛亮的崇拜就不那么正常了。我们理性分析后应该明白诸葛亮过分激进的战略会导致严重后果，却依然对他的六出祁山大加赞扬，最差的评价也是惋惜，却少有批评。即使知道错误，却依然歌颂它，这样的评价或许更多的是出于对精神的肯定，但在肯定精神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理想化”。于是诸葛亮的“光复汉室”就一直被歌颂着流传下来了。无独有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已是妇孺皆知。或许官场的黑暗所致吧，范仲淹为官的表现和这句话所表达的还有不小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也是一种“理想化”。
我们无需苛责传统留给我们的做人、处事的道理，它们是许多精华的集合，是一些理想，没有人会过多的追究它们的可行性。但是这些许多不可行的道理对我们潜意识的行为会造成影响。试想，如果我们每每回顾历史来预见未来时，看到的总是很多夸张了的语言，那么我们的所言所想会不会也受其影响，加一点夸张成分呢？既然古之圣人都可以说一些、做一些“理想化”的话和事，我又有什么不可以？于是，我们的社会总是可以很轻易的就挂起一阵浮夸之风，而且一阵之后又是一阵。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很多了，看看各行各业的总结报告以及会议记录就不难发现……特别是我们回首看那些已经消失的企业实体时，就会不难发现浮夸给它们带来的灾难。它们曾经一边夸大自己，一边苟延残喘，最终或被合并，或者干脆倒闭。传统中理想化的成分在当今社会已经被放大成了浮夸，或许我们需要对所有我们熟悉的名言加以辩证的分析，来修正传统文化中过多的理想化成分。但无论如何，浮夸，这种已经几乎成为国民性的行为应该受到控制，才能不破坏已有的成果，小到个人，大到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健康的发展。
官本位的思想导致我们国家的法治进程减慢，说话矫饰成分过多使得我们的媒体监督机制能力下降，过分理想化的习惯使我们浮夸之风经久不衰。这三条都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或将会造成阻碍。像这种于现今社会发展构成阻碍的传统文化，我们不应该再继续以往全盘接收的方式，而应该应时事之需而有选择的接受，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传统文化与我们未来的关系，通过理性做出判断。
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造就了我们灿烂的文化，我们的勤劳、勇敢延续了我们的文明绵绵不绝。但多年来的文化积淀和发酵的产物有些已经不适合当今的社会。对于这些不再符合历史要求的遗产，我们要有理智的头脑，经过辩证的分析后有选择性的接受，才可以让自己成为更适应当今社会的人，而当我们大家都这样做时，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文化才会更丰富更灿烂。
篇6：颜元利济苍生思想对青年人才观的现代意义
颜元利济苍生思想对青年人才观的现代意义
颜元“利济苍生”的利义观思想,充分反映了他义利并重的功利倾向,是中国古代继墨子和韩非子之后的`集大成者,达到了当时的高峰.他主张积极出世,作当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对现代青年形成积极的人才观也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作 者：张丽芳 作者单位：开封教育学院幼儿教育部,河南,开封,475004 刊 名：黑龙江科技信息 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年，卷(期)： “”(18) 分类号：B2 关键词：利济苍生 义利观 人才观 颜元篇7：乡土景观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论文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建设项目越来越多。为了实现城市建筑与公共精神文明的和谐，在城市建筑过程中，城市现代景观建设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可以发现人们对乡土景观的喜爱要比现代景观要高。为此，加强对乡土景观的研究，能够为现代景观设计提供灵感，是现代景观在进行设计理念创新时，更好的弘扬传统民族文化。
一、乡土景观的概念及特性
1、乡土景观的概念
乡土景观指的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并留存的具有历史底蕴与人文价值的自然或者建筑遗产，比如房屋、树木、河道、古桥、道路、荷塘、石墙等乡土景观，这些景观往往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1]。与现代城市景观相比，乡土景观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与传统性，并且排斥现代科技的加入，而城市景观则是现代高科技与新理念的综合体，两者在设计理念、艺术价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2、乡土景观的特性
乡土景观是人类遗留下来的产物，具有浓厚的历史特性，是人们在改造与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对自然作出的积极改造活动，目的是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乡土景观在设计理念上反应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人类与自然分别为乡土景观的主体与客体，两者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通过人类积极的改造，乡土景观还具有地域美感，比如广东有土特色的客家土楼，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2]。此外，乡土景观还具有功能性，功能性值得是乡土景观能够为人们的生活、生产、生存提供帮助，客家土楼的功能性毫无置疑，他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村落提供居所。乡土景观还具有地域美性，所谓地域美，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与生产中进行的美化活动，比如中国岭南大地的`“桑葚鱼塘”，就是非常有地域美感的乡土景观，此外还有云南梯田，这些景观的产生并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与生产需求，进行的不自觉美化与总结的过程，是人们将自然环境与生活相互融合的结果。由此可见，乡土景观有较大的地域美学，根据不同地域的特征会衍生出不同的乡土景观。此外，乡土景观还具有文化美感，乡土景观是人们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自然改造遗留下来的历史遗产，因此乡土景观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着民族的发展与当地民众的智慧，是重要的文化载体。
二、乡土景观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
1、乡土景观为现代景观设计带来灵感
乡土景观中往往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如果将乡土景观符号运用到现代景观设计中，能够让设计师更好的对地方情感进行解读，从而使现代景观设计不会离民众的现实太会，让民众在感受现代景观的同时，还能从中寻找到过往的回忆，真正消除景观设计与当地民众的感知差异。此外，通过对乡土景观进行研究，还能使设计师从乡土景观中感知到当地气候的变化，这位现代景观的设计提供非常有用的参考，因为现代景观中往往设计到营林技术，如果设计师不能掌握当地气候变化，就很可能导致树木发病甚至死亡的情况。此外，乡土景观的多样性与历史性特征还能够给设计师带来灵感，使其作品中既有现代化元素，还有地域特色的景观设计，现代元素与地域特色相互交融，能够让人们体验到城市的进步，并且还能够对历史文化进行回味，这样能够让人感到放松，使现代都市人群的压力得到缓解。
2、乡土景观使现代景观设计更加融入民众的生活
从设计的本质上来看，一些的设计都是源于生活，景观设计更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乡土景观设计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承，已经将实现了艺术与生活的紧密相连，这也是乡土景观受到人们追捧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对乡土景观进行研究，可以很好的解决现代景观设计不断加入高科技产生的硬性文化植入问题，使现代景观能够更好的融合都市人群的生活[3]。此外，乡土景观往往是不加雕塑的，而是伴随人们的生产与生活逐渐形成的景观，现代景观设计师认识到一点，就能够更好的设计现代景观，使景观朴素自然，真正起到放松心情的作用，比如广东省佛山市美的总部就使用了中国岭南大地“桑葚鱼塘”等理念，使企业员工在高速的工作中能够通过回归乡土景观来感受本土美感意境，获得身心的放松。
3、乡土景观使现代景观的生态效益提升
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现代景观设计中应更加注重景观的生态效益。在以往的城市景观设计中，普遍存在“面子工程”与“政绩工程”等形式化的景观，这些景观不仅不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而且还造成巨大的浪费以及给自然环境带来不良的影响[4]。因此，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应充分借鉴乡土景观设计理念，使设计更加原生态，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对乡土景观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乡土景观经过先人的经验总结，在一些设计上非常巧妙，农民根据自己的生产需求，进行合理的自然改造，并且这种改造是基于不破坏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这种改造还能够满足生产与生活的需求。所以，设计师在进行现代自然景观设计时，应更多的考察当地的气候、水系与地质情况，进行合理的景观设计，从而建成生态化的现代景观，使城市居民能够从中获得人与自认和谐相处的感受。
三、结语
总之，乡土景观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产物，能够体现区域人文风情、宗教信仰、生态平衡。所以，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要充分借助乡土景观的设计理念与设计方法，使现代景观更好的融入自然，融入人们的生活，从而在传承历史经验的同时，带来更高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参考文献：
[1]郭选昌,高麟腋.校园景观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J].安徽农业科学,（27）:16902-16904.
[2]赵普天,闫慧,史龙飞,周红.乡土元素在地方景观设计中的应用[J].陕西林业科技,（02）:92-95.
[3]李晟,陈祖展,方明.乡土景观特征的“跨界”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126-129.
[4]钟旭东,陈齐兴.福州市大学城校园景观的地域性文化建构与传承[J].华中建筑,（07）:105-108.
篇8：浅谈现代逻辑哲学意义论文
浅谈现代归纳逻辑哲学意义论文
19世纪中叶以前,帕斯卡概率系统与培根归纳逻辑系统是分别进行研究的。19世纪中叶以后,帕斯卡概率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而培根归纳法的逻辑结构仍未形式化,于是,用概率论的定量分析和公理化、形式化的方法使归纳法向演绎方向发展,探索有限的经验事实对一定范围的普遍命题的支持和证实程度的构想随之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根据确定初始概率值的方法不同,主要出现了如下的概率解释:逻辑解释、主观解释、频率解释、性向解释以及主体交互解释。
一、帕斯卡概率解释的发展
20世纪代,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论概率》一书,对帕斯卡概率进行了逻辑解释,把概率理论与归纳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第一个概率逻辑系统,这标志着现代归纳逻辑的产生。
凯恩斯概率方法论的出发点是:即使证据(几千只乌鸦已被观察过,并且它们都是黑的)不能衍推假说h(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或者预测(下一只被观察到的乌鸦是黑的),但是由于e肯定为这些结论提供了一些支持,即部分地衍推或。因此,在凯恩斯看来,概率是部分衍推的程度,而且是两命题或命题集合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
后来,凯恩斯又作出了这样的假定:如果h以α的程度部分地衍推a,那么给定h,以α的程度相信a是合理的。因此,概率关系就是关于合理信念的程度。凯恩斯关于部分衍推的程度和合理信念的程度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致的。凯恩斯试图使用无差别原则来解决逻辑概率的测度和比较问题,并认为无差别原则是唯一可接受的度量概率的方法。凯恩斯的做法对后来逻辑贝叶斯派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很大影响,卡尔纳普、欣迪卡等人在确定初始概率值时都使用了无差别原则。
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无穷序列中非常有限的一段,因此,冯?米瑟斯根据统计频率稳定性定律得出收敛公理:令A是聚合C的任一属性,那么存在Limn→∞m(A)/n.冯?米瑟斯把A在C中的概率[Pr(A│C)]定义为Limn→∞m(A)/n,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n,相对频率Fn(A,C)可能具有不同的值。但随n趋于无穷大,相对频率Fn(A,C)趋于p,那么,就说p是相对频率Fn(A,C)的极限,记作Limn→∞m(A)/n=p.这就是着名的概率极限频率定义。
莱欣巴哈则主张通过渐近认定的简单枚举法来确定极限频率即基本概率。他认为,使用渐近认定的简单枚举法是合理的,因为如果极限频率不存在,那么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找到概率;如果极限频率存在,那么用这种方法一定能找到概率[5]。莱欣巴哈后来发现,能够借助于观察频率而不断接近极限频率的方法并非只有简单枚举法,而是有无数种。他把这一大类推论方法统称为“渐近规则”。概率的性向解释是波普尔在其论文《概率演算与量子论的性向解释》中提出来的,波普尔关于提出概率性向解释的建议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科学哲学家的支持。
波普尔认为“性向”这个术语指的是某种类型的习性解释,简单地说,经验世界中的概率本身就是事件的一种性质、趋势或物理性向。目前,性向解释被人们主要发展为两种类型:长趋势性向解释和单个事例性向解释。长趋势性向解释把性向与具有独立结果的可重复条件相联系,并且在关于这些条件的重复的长序列中,性向被看作是产生近似地等于概率的频率性向。这种性向解释主要由吉利斯发展。单个事例性向解释把性向看作是在一个具体场合中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性向。波普尔最初的性向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既是长趋势的又是单个事例的。他对性向的刻画符合长趋势性向,然而,他希望这些性向也适用于单个事例。这种立场陷入了与参照类问题相联系的困难,因而人们趋向于把波普尔的解释分为两部分,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性向解释。
在主观解释中,用打赌的方法去测量个体的信念度时只涉及两个主体,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有很多主体参与打赌,为此,吉利斯尝试发展了一种关于把主观解释从个体扩展到社会群体的主体交互解释。在吉利斯看来,主体交互解释是关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信念度,而不是关于一个特定个体的信念度。吉利斯认为,一个社会群体形成主体交互概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共同的旨趣(Com-monInterest);二是保持信息流的传递(FlowofInfor-mation)[6]。这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具有共同旨趣的群体内,各个不同的主体才会具有利害相关关系,所以,为了保护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样的群体应该建立交流并进行信息流的传递,使得通过讨论他们能够形成一致意见或主体交互概率。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整个群体才能保护自己不输给狡猾的对手。
二、帕斯卡概率解释的恰当性分析
在逻辑解释中,为了获得数字概率,不得不判断许多事件是等可能的,因而需要使用无差别原则。但无差别原则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纵容主观随意性。由于无差别原则是基于“不充分”理由的,而完全无知是不充分理由的典型情形,因此,对两个事件相等的无知可以成为赋予它们相等概率的依据。使用这样的无差别原则容易导致荒谬的结论,如关于书的悖论、酒—水悖论以及几何学概率的悖论,虽然对于这样的悖论有独特的解决方法,但是没有任何普遍的方法把它们消除掉。任何使用无差别原则的`人从来都不能肯定它是否或什么时候将出现矛盾。因此,不能为无差别原则导致的悖论提供一种满意的解决方法致使需要一种新的概率解释,于是主观解释出现了。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主观解释是比较适用的,它极大地拓宽了概率论的应用范围,使人们的意见、判断、评价、信念等主观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信念度来测量。但是,由于主观解释允许具有同样证据的不同主体对同一假说合理地赋予不同的概率,从而使得人们在确定初始概率或先验概率上具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主观标准的随意性遭受了许多批评,对于这一困难,德?芬内蒂提出了着名的“意见收敛定理”,并引入可换事件加以保证。但由于可换事件和意见收敛定理对于典型的科学验证和可控实验是不适用的,这就使得人们用主观概率来表达客观概率的期望成为泡影。
然而,主观信念度可以根据经验证据不断地加以修正。根据经验证据不断修正主观信念度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思想,其关键在于:通过把个体信念度与个体赌商联系起来———个体信念度可以用个体赌商来表达,满足概率公理的赌商也满足贝叶斯定理,根据新的经验证据,贝叶斯定理能够被使用来更改概率的初始判断。
主观主义者还将从经验中学习这一思想作为对休谟问题的一种回避。可见,从经验中学习是主观解释的恰当性方面。但是,贝叶斯定理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贝叶斯主义者,比方说B先生,可能会采用一个相当有限的假设集合去完成他的贝叶斯条件化,但是,如果他的集合排除了真实的假设,那么他的贝叶斯学习策略可能从来没有让他准确地领会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另一方面,如果B先生假定他自己准备考虑一个更广泛且全面的假设集合,那么这个集合肯定包括来自混沌理论的假设。因此,他采用的任何学习策略都成为一种对先验概率适当选择的贝叶斯策略,从而使整个方法变得空无内容。
贝叶斯主义的这些困难确实表明了可能需要客观概率和可能存在一种基于检验的统计学方法论。尽管频率主义者强调的是概率的客观性,并且将概率与科学实验相联系,断定客观世界存在概率性和统计规律,然而,频率解释在面对科学理论验证的过程中遇到了以下困难:第一,如何给只出现一次的事件指派概率?由于单个事件是指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重复性,因而也没有频率,从而概率的频率解释就无法给此类现象例指派概率值。
第二,“频率极限与任何观察频率都是逻辑相容的,这使得,一个关于概率值的预言既不能被观察经验证实,也不能被观察经验证伪。”由于频率主义者有一个基本论点,即一个命题有意义当且仅当该命题原则上能被经验加以检验,因而频率解释关于基本概率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亦即概率的极限频率定义是不成功的。
第三,概率的极限频率定义使得概率只适用于事件的无穷序列,而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永远都无法达到事件的无穷序列。由于频率解释存在上述困难,因而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供选方案———即另一种客观概率解释(性向解释)。波普尔发展性向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引入客观单一概率,然而波普尔的性向解释并没有解决为单个事件引入客观概率的问题。因此,性向解释的出现面临着单个事件是否有客观概率的挑战,由此发展了单个事例性向解释和长趋势性向解释。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认为性向是在一个具体场合中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性向。米勒把性向归因于“当时……全域的整个情况”,但因为这种情况具有唯一与不可重复的特性,所以要理解这样的性向指派如何被检验是很困难的;费特塞把性向归于相关条件完全集,然而为了检验一个被推测的性向值,就必须对全部相关的条件序列作出推测,而这种必要的推测往往是难以表述和难以检验的。因此,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致使相应的性向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正因如此,单个事例性向解释无法对出现在自然科学中的客观概率进行恰当的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吉利斯、豪森和乌尔巴奇等人支持的长趋势性向解释消除了关于无限聚合的所有问题,并且为概率陈述引入了一个可证伪规则(FRPS),这个规则对概率与十分适合标准统计实践的频率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种解释:虽然概率陈述是不可证伪的,但它们仍然可以被用作可证伪的陈述。借助于FRPS,可以从概率假设推导出关于频率的结果,并且可以从概率的公理推导出冯?米瑟斯提及的两个经验定律。根据波普尔的观点,可证伪规则是某种不得不始终如一地被应用的东西,无论概率假设什么时候与频率数据作比较。因此,概率陈述可证。
篇9：国际和平日对现代的意义
国际和平日1981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9月份大会常会开幕之日正式定为国际和平日，供所有世界各国和人民在自己内部以及在彼此之间，纪念和加强和平的理想。20**年9月7日，联合国大会决定，从20**年起，将每年的9月21日定为国际和平日，所有人都应该在这一天庆祝并且去纪念和平，并提出宣布此后，国际和平日应成为全球停火和非暴力日，并邀请所有国家和人民在这一天停止敌对行动。决议还邀请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庆祝国际和平日，并同联合国合作实现全球停火。
9月21日是世界和平日，联合国大会于1981年通过决议，将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二联大开幕的日子定为世界和平日。20**年9月7日，联大通过第55/282号决议，决定从20**年开始，将每年的9月21日定为世界和平日。大会宣布，世界和平日为全球停火和非暴力日，并呼吁所有国家和人民在这一天停止敌对行动。大会还号召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通过教育和公众宣传等适当方式庆祝世界和平日并同联合国合作实现全球停火。
自世界和平日设立以来，每年的这一天，联合国都举行仪式，提请所有人关注、庆祝和纪念这一日子。同时，全世界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民间社会和宗教团体也纷纷举行各种活动纪念世界和平日。
多年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为实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努力。然而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战争、恐怖袭击、地区冲突等多种形式的暴力敌对活动依然存在，人类实现真正和平的理想任重而道远。
联合国总部仍将举行传统仪式纪念世界和平日，呼吁全世界同联合国一起纪念世界和平日，共同携手为实现人类和平而努力。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将敲响和平钟，联合国的各个办事处及部分下设机构或组织也将举行纪念活动。安南呼吁在今年的世界和平日当天，世界各国和全体人民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在中午12时静默一分钟，表达人们对和平的美好愿望。
篇10：乡土景观对现代高速公路景观设计的意义论文
乡土景观对现代高速公路景观设计的意义论文
本文对沿线乡土景观进行发掘，并论述了解读乡土景观对现代高速公路景观设计的意义。提出充分保护和利用乡土景观是进行现代高速公路景观设计、贯彻“安全、舒适、环保、和谐”公路设计新理念的重要手段；了解乡土景观对现代高速公路景观设计的意义在于理解乡土景观是乡土经验的一种历史记载，帮助设计师用一种新的、非自我的视角，设计高速公路延续的、动态的景观，从一种不自觉的、没有设计师的原始景观和唯设计师的人造景观，走向自觉的为使用者而设计的和谐景观。
1、乡土景观的发掘。
衡炎高速公路将湘赣边境井冈山革命老区，国家级旅游景区五岳独秀的衡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桃源洞自然保护区、中华民族始祖神农氏安寝之炎帝陵相连通。穿行于绵延不绝的山地丘陵、风景秀丽怡人的水库、树木葱茏的森林公园；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化出许多千姿百态、雄奇壮美的地形地貌风光以及多样的气候类型和完整的生态环境体系。路线经衡东、攸县、茶陵，到达目的地炎陵，线路辐射周边腹地井冈山和南岳衡山，该区域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古老的传说，还有具有江南特色的自然景观。公路沿线比较有特色的乡土景观主要表现形式：
（1）低矮丘陵、田园风光。
路线（K0+000～K17+900、K29+100～K72+300、K76+600～终点）段基本穿行于低矮丘陵和田园之间，丘陵与丘陵之间的垄中分布着平坦的耕地，两侧为起伏的山丘，位于山丘坡脚两层的楼房、长条的青瓦房掩映在翠绿的松杉林中，构成了一幅闲适、恬静的田园风光。该景观的显著特点是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与周围松杉林的宁静典雅、朝气蓬勃的环境相得益彰，映入人们视野的是一片和谐、安宁和悠然自乐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景。对于久居喧闹城市的人们将是极富震撼力和吸引力的景观。
（2）峡谷景观。
路线经衡东县四峰山、茶陵县云阳山、到炎陵县湘赣边界的大洋山山区；最大海拔高695m，一般海拔高70――270m，相对高差在20――120m，该路段均为峡谷地形，中间溪流潺潺，两岸地势陡峭。自然植被丰富。山岭青翠、物种多样、一路奇险秀丽，景色迷人！
（3）森林景观。
路线（K732+200――K76+600）通过隧道穿越被道家视为“可以隐居，可以长生”的神仙福地“小南岳”的云阳山国家森林公园，因线路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适宜植物生长，因而，沿线植物群落景观结构丰富、层次分明、色彩鲜艳夺目。同时由于长期水流冲刷而形成的溪流，带着哗哗的水声顺着山谷一泻而下，岸边长满树干覆盖着青苔和寄生藤的大树；不远的山头孑然挺立一棵一棵树形优美、红叶满枝的枫香树，好一派壮美古朴的原始生态森林景观。
（4）公路景观。
路线部分路段与省道、县道平行和平交，从快速行驶的高速公路上俯瞰蜿蜒曲折的省道，一排排挺拔整齐的杨树、曲线流畅的公路、公路旁时隐时现的农田、高低起伏的山地丘陵、色彩鲜明的经济林构成一幅幅流动的画轴。
（5）独特的丹霞地貌。
路线（K90――K102）从山地中穿行，两岸随时可看见由独特的丹霞地貌为主构成的山地景观，当那造型怪异的、色彩班驳的、千疮百孔的山崖跃入人们的眼帘时，一定会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6）河流、水库风光。
路线（K25――K50）基本沿λ往西延伸，时而与λ擦肩而过、时而又与λ并驾齐驱、时而一桥飞架跨越λ，随着λ的缓缓流淌，高速公路的飞速奔驰，λ河畔的风光不断发生变化，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沿途不时闯入眼中的还有满眼碧透、倒影婆娑的水库风光。
（7）历史、人文景观。
路线地处湘赣边境井冈山革命老区，连通了国家级旅游景区五岳独秀的衡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桃源洞自然保护区、革命圣地井冈山和中华民族始祖神农氏安寝之炎帝陵；茶陵的南浦铁犀、秦人古洞、南宋古城墙；攸县山川秀丽，名胜古迹甚多。攸州八景之一的灵龟峰，现为株洲市佛教协会圣地。始建于唐代的阳升观，历经千年风霜，至今仍香火绵延，钟声不绝。酒埠江风景区被有关专家誉为“西有张家界，东有酒埠江”，区内白龙洞钟乳石千奇百怪，堪称人间奇迹；炎陵县域内让人寻根谒祖的炎帝陵、革命先辈“星火燎原”相关革命活动的历史遗迹和故址、“人间仙境，世外桃源”的国家森林公园桃花洞风景区、“巧对佳话”传诵至今的湘山公园等，均为令人无比神往的历史人文景观。
2、乡土景观在公路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公路选线过程中，注重乡土景观的保护和利用。尽量减少对地形、地貌的破坏，尽量减少对森林植被的破坏，同时通过景观设计，构建高速公路更合理更优美的环境景观体系。
（1）路线景观设计。
线路K0～K15段，选线时考虑不占用农田，减少山地植被的破坏，保持原有的山地丘陵、田园风光的完整性。因此，路线顺应低矮丘陵山脚的走向布置与山丘坡脚、谷地和垭口，不影响农民的耕作出行。同时通过绿化恢复，可基本保持田园的宁静的特点。同时公路保持一定的标高，植物采用开放通透式配置，为行驶人员提供一个观赏山景和体味田园美景的最佳角度，使这段公路成为开放式的观景廊道。
线路K29段穿越处于大滑坡地段的罗家屋场，森林植被茂盛，古树名木较多，为避让和保护它们，线路在此路段调整线形半径使路线恰好从树群中间的真空地带穿过，从而十分有效地保护了自然景观，同时又能欣赏到浓郁的绿色美景。此路段利用弃土将路基加宽，可使行驶人员做短暂停留观赏美景。
线路K25――K50段，随着λ河的蜿蜒曲折，线路时而横跨俯视λ风景、时而远离遥遥远眺江畔树影、时而并驾齐驱可驻足饱览λ的秀丽风光、时而檫肩而过让人只能匆匆一瞥，通过多视点、多角度的变化，将迷人的λ风光展现得淋漓尽致。此路段可在K25+500m～K25+900m线路左侧沿λ河畔，利用本地石料垒砌成极具地方特色的观景平台。
线路（K90――K102）两岸山峰此起彼伏、高低错落，为保护特殊的地形地貌――丹霞地貌，线路基本上顺着峡谷和山地坡脚走线，同时调整线路标高，既保护了自然景观，又能使行驶人员在一定高度，从最佳的角度更好的观摩丹霞地貌形成的独特景观。在K99――K100 段线路的两侧山峰中选择视野开阔，施工难度小的一座山峰作为观景平台，采用当地石材修筑登山蹬道和木材修建富有地方特色的休息亭。
（2）公路绿化景观设计。
绿化是高速公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改善道路景观，美化环境。调节气候，延长公路的使用寿命。净化空气，改善大气环境。降低交通噪声。稳固斜坡，防止水土流失，保持路基稳定。诱导视线，防眩遮光，确保行车安全。因此衡炎高速公路的绿化，应围绕“回归自然、拥抱绿色”的主题和“安全、舒适、环保、和谐"的原则来布置和规划高速公路绿化。同时应注意：公路绿化设计重点应放在主线和路基边坡的绿化；色彩基调以绿色、红色和青色为主，图案则主要采用线条流畅、简洁传统装饰图案为主；绿化工程要进行总体规划，体现经济与实用、绿化与美化、近期与远期相结合的原则。
沿线野生植物资源丰富，在绿化植物品种的选择上要因地制宜，尽量采用适地适树品种，并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地形、土质、气象等)，结合设计要求及本地区草木的生长情况确定；采用“简单的、淳朴的、自然的”表现手法进行绿化植物的配置，使沿线绿化景观完全与大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绿化施工的最佳工期是雨季到来前，绿化物种的外形、体量和色彩需注意季相的变化，并注意提高绿化植物的管理水平及绿化工程本身的社会效益。因沿线山区保护动物多，应考虑在野生动物出行频率高的地段，设立动物通行天桥，既保护动物免受伤害，又为公路增添一道风景。
互通立交景观设计结合地形的高差变化及立交桥附近预留的绿地进行设计，植物配置以草坪、灌木和草花为主，选择树形优美的乔木作为孤植树，其余树种作为点缀布置.在互通区大环的中心地段，在不影响视距的范围内，设计稳定的树群，可常绿与落叶树相结合，乔木与灌木相搭配，既增加绿量，又形成良好的自然群落景观，自然而壮阔，同时可减少人工抚育管理。
隧道景观设计注重洞口形式和进出口的绿化设计。洞口设计主要结合当地的文化和建筑风格进行造型设计，选择洞门结构形态时，还应注意视觉上的相对感及与其它建筑物的主从关系，凸现隧道洞口的美学效应。隧道进出口绿化需满足视觉的要求，缓解明暗急剧变化给驾驶员带来的不适感，另外，洞顶和洞侧植被应与山体植被一致，过渡自然，能很好的与周边环境相融合。
（3）房建服务设施景观设计。
目前国内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选址与具体设计基本上采用按里程指标控制，沿公路主线两侧基本呈对称方式布置服务区建筑（有时甚至一条高速公路的建筑方案也完全或基本相同）。从而造成服务区直接与高速公路相接受公路交通噪声与汽车废气的污染较大，是一种缺乏“人性关怀”的唯设计师设计思路，尤其是山区高速公路服务区若采用上述选址方式往往还会产生新的大填大挖，既不利于发挥服务区的服务功能，又对环境景观造成较大的破坏和负面影响。衡炎高速公路正是穿行于山地丘陵、河流谷地之间，自然环境优美，因此衡炎路的服务设施选址，应协调公路建设于优美的自然景观的关系，突出体现服务设施的服务主体为“使用者”及周边的居民，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贯穿设计的全过程，并结合当地的地理条件、人文景观，将自然景观有机的融入其中。服务区、停车区选择在风景优美，山水俱佳的地方，尽量依山傍水，随坡就势，这样在方便司机停车、加油、休息的同时还可观赏到优美的自然景观。
本次在杨林服务区的选址上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的运用。将杨林服务区定在山地植被丰富，绿意盎然的地段。在服务区的布局上，可以结合服务区的功能特点合理利用自然地形或利用弃土人工设计微地形使服务区于主路之间隔离开来，使服务区的主体建筑和停车场等设施尽量布置在公路视线可及范围之外，利用线形自由灵活的减速、加速车道将服务区与主路连接，于闹中争得一块相对安宁、且景观环境优美的服务区。服务区内利用造园手法，将自然景观巧妙的借入服务区，同时利用植物群落和游路的区划，将服务区分成风景各异的绿化空间，使整个服务区山水交融，风景怡人，成为衡炎高速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结合沿线居民居住特征，在房建设计中，应该秉承“历史传承，和谐创新”的原则，尊重当地地域特征和文脉，在建筑造型上，吸收当地民居建筑中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建筑元素。通过对建筑的实质的深刻理解和对当地文化的深刻挖掘设计出极富地方特色的建筑。采用当地的建材和现有常规建材为构筑手段，巧妙地驾驭材料的质地、肌理，创造性地美化建筑空间形态、空间序列，精心打造绿色的建筑外环境，采用朴素、简约的建筑风格。通过建筑单体之间的灵活自由的组合，既达到不同功能建筑之间的融合，又通过组合变化产生强烈的空间感。
3、乡土景观对现代高速公路景观设计的意义。
（1）保护乡土景观有利于现代高速公路的持续发展。
衡炎高速公路沿线自然风光秀丽，因此在沿线的景观设计中应树立面向节约资源的设计理念，最大强度地保护和利用现有景观资源、最大可能地避免浪费资源、最大能力地挖掘开发新资源、最大限度地回收利用废弃资源。
衡炎高速线路设计和建设阶段已充分考虑尽量避免破坏自然环境和原有风景，充分保护各种动植物、河流水域、名胜古迹。在特殊路段必要时还适当地修改了设计和施工方案以保全原有风景、甚至是一棵古树（如K29大滑坡处枫香和古樟的避让和保护利用）。在保护原有风景的同时，作为现代化的生态旅游公路，设计为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衡炎路灵活运用多种元素，构筑旅游公路的特色景观环境，使之成为现代化生态环保的时空走廊。
（2）发掘乡土景观有利于自然融合与环境协调。
衡炎高速公路的景观设计着重考虑公路环境与沿线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问题，减少人为雕琢和人造景观的痕迹。在考虑平纵、横断面相结合、填切土方平衡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与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相结合，努力做到不仅不破坏自然环境，还能通过对局部地形、物种的调整改善沿线生态环境，不仅考虑到公路线形美观，还考虑到司乘人员良好的心理和视觉的感受，做到“显山露水”，使衡炎路真正做到源于自然、融入自然、高于自然。从公路建设一开始就应当杜绝乱开挖、乱取土、随意施工、肆意破坏环境的行为；排水和防护工程应当配合景观设计，视线范围内的截水沟可利用植物进行隐性化处理；道路互通范围内的内侧边坡尽量因地制宜、随坡就势、坡度普遍放缓，逐步取消违反人性化的圬工防护工程，采用地被植物替代；道路边沟充分考虑保护农田，沿线服务设施、各种桥涵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建议采用本地石材、木材等结构（如木栈道、古城墙等）应充分体现当地特色并与周围自然环境、景观相协调。
（3）利用和营造乡土景观为当地人的生活设计。
衡炎路景观设计的主题为“回归自然、拥抱绿色”。围绕这一主题，充分发掘沿线各地域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特征加以利用，由此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和韵味，适当的进行艺术加工和变化，如构筑物的风格、造型、色彩以及线形的弯曲、起伏等，既使司机在行车途中感受到沿途景观在一片充满生机的绿海中，随着公路的延伸富有节律感、多样性景观、使人心情愉悦达到消除疲劳提高行车安全的目的；同样也为沿线经年累月生活在与自己有着密切关系的公路周边环境中的当地人，提供一个相对熟悉、和谐的景观。
（4）现代高速公路景观设计创新的灵感源泉。
乡土景观是当地人适应地域气候、土地上的自然人文过程的适应的物质形态的表露。利用和回避风的形式、利用和回避太阳光的形式、利用和回避水的形式、利用和回避动物及人流的形式、以及多样化的乡土形式所给人的独特体验都为设计具有地域特色的现代高速公路景观提供了不尽的源泉。
一种理想的景观，无论是没有设计师的、基于经验的前科学设计，或是基于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现代设计，最终都将走向天地、人、神的和谐（俞孔坚，，）。发掘和利用乡土景观如同掌握最现代的科学和技术一样，都有助于景观设计师的作品离理想景观更近些、与自然环境更贴近些、更和谐。
参考文献：
1、俞孔坚等 《论乡土景观及其对现代景观的意义》发表于《华中建筑》（4）123-126
篇11：民间美术符号对现代平面设计的意义论文
【摘要】民间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蕴含广泛，但是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人们的文化理念也随之改变并呈现出种类繁多的趋势，民间美术及民间文化遭受到诸多威胁，民俗民风的淡化使得民间美术慢慢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以民间美术为创造题材的作品，逐渐成为博物馆藏品或旅游景点的纪念品。全文围绕当代民间美术符号具有的特征，将该特征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产生的意义置于符号学语境中分析，把民间美术符号与符号学表征意义的解读融合带入现代平面设计研究，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不同的、新颖的、艺术化、美学化的特殊视觉角度了解民间美术深刻的内涵，更进一步对现代平面设计元素的有效沟通，以及如何利用民间美术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民间美术符号；象征符号；图像符号；表征
引言
平面设计的含义是指设计师运用不同符号、图像、文字来传递具有专业性和艺术性的视觉艺术，是包含着一种艺术信息的表现形式。平面设计作为这种新型的艺术载体，符号代表着一种视觉传达的思维方式，简洁明快的表达出平面设计的潜在内涵意义。与其他的视觉传达形式相比较，符号的简洁性和独立性是无可替代的，这与现代平面设计所追求的形式上的高度概括和传达意思的明快简洁刚好相一致。民间美术符号作为现代平面设计传达元素之一，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具有其深层次的意义，有助于展示现代平面设计的博大精深，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形成具有民族色彩的中国现代平面设计风格。在其悠久的历史中，民族图案符号蕴含了大量的视觉形象，也引申了民间美术的内涵，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具有丰富的涵义。
1民间美术符号的特征
民间美术符号，极富有民间的审美尺度与审美情趣，富有别具一格的色彩与造型，更加具有较为完整的意指和表征，从古至今构建起一个特有的、与众不同的视觉符号体系。它传达的所有内容，是公众熟悉的民俗艺术符号，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更是世世代代人们智慧的结晶。其形成的过程是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文化底蕴、民俗风貌密不可分的，其本质的根源就是使人类自身得到美化、生产项目得到美化、生活环境得以美化。丰富的民间美术符号蕴藏在形式各样、种类繁多的民间艺术载体之中。包括年画、民间剪纸、刺绣、泥玩具、布玩具、皮影、蜡染、泥塑、面塑等形式。例如：春节贴门神、贴灶爷；端午节做年糕、包粽子，孩童们带香包，穿着绣有“五毒”的背心及肚兜等等一系列民俗活动，孕育着民间美术符号这粒种子在这块肥沃的土壤中茁壮成长。民间美术符号不但继承了上古文化符号的质朴、浑厚，而且在这基础之上构建了特有的，形式丰富多样的视觉符号系统。从形式和意味上都更顺应时代的发展，有利于民间美术符号一代代传承下去。民间美术符号在其造型简洁、多样、功能完善的精神和素材上，满足了大众更高层次与更多方面的需求，其大众化的传达形式受到了人们极大的欢迎。它直接大胆的反映了人们在茶余饭后的精神追求与感情表达，如果对生活中的民俗习惯不够了解，就无法深层次的感知民间美术符号的特征。
篇12：民间美术符号对现代平面设计的意义论文
2.1有意味的形式
平面设计视觉符号系统中符号的表征和意指，可以表述为一中有意义的形式。平面设计作为设计的艺术品，具备和艺术品一样的特殊性质。“形式”是符号的形体，“意味”是意指的象征，是对符号形式的解释。在符号系统设计中，形式和意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设计符号通过图形、文本、色彩表征等形式来相互组合，给观众以不同的、独特的视觉效果。设计符号意味着传达作品的主题，使观众在阐释符号手段的同时获得审美快感。
2.2民间美术符号在当代平面设计中的意义生成
民间美术符号是设计师用来做创意的基本信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信息发布绝不能以设计师的盲目主观为出发点、为创作依据，作为参与设计的创作者必须从观众的角度出发，把观众当做诉求的目标。将民间美术符号规整和编码，将这些信息转换成为浅显易懂的表达形式，在转换的这个过程中对民间美术符号而言将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从而让所要表达的创作主题能在作品中得到做大限度的无限延伸。（1）由联想生成的意义。民间美术符号中存在着大量的联想性色彩与图形，不断充实着现代人的逻辑思维模式，这十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对设计作品背后所传达意境的理解。在联想的过程中，人们能从设计作品中切身体会自身的存在，从而引起共鸣，以达到作品中对象与符号相融相交的至高境界。例如：“绝对伏特加”在北京的广告，“绝对系列”广告符号的表达，及其图形和色彩可以让人产生大量的联想故事，创造完美的意境。各种视觉体验都存在于观众的记忆中，它们相互依靠，相互补充，设计师善于运用独特新颖的设计思想，唤起目标受众的注意力和感知力。（2）由推理实现的意义。当人们看到烟雾时，我们经常想到火的存在；看到闪电、听到雷鸣时会下意识的捂住自己的耳朵，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一些信号而作出的推断。这个推理过程或是根据人们经验总结而成，或依靠社会群体而做出的固有规定。例如死树发芽，必然得到充足养分的滋润。图形语言的高度概括，更需要观众的理性推理而阐释其延伸的意义。例如：“第三届亚洲艺术节”的海报，图片展示五个部分的结构，作者将印度民族风格的创意，京剧演员的眼妆，泰国舞的面具，以及日本的浮世绘版画巧妙的联系起来，整合在一起，展示了亚洲各个地区不同风格的民俗艺术活动。这些经过重组获得新生的`民间美术符号，不但有了新的图形语义而且很好地展现出亚洲艺术节的特点与风格。（3）由约定产生的意义。这是一个共同的、使用非常广泛的表达手法，这种民间美术符号代表着一种约定性。它能够将设计的主题直接展示，使观众更容易产生信赖感。例如，日本的一家公司在为其饮料商品做的平面广告中，使用了传统的中国字作为设计元素，“福”、“禄”、“寿”、“喜”四个字加之水墨牡丹作为背景，不仅突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而且也让使用该产品的外国民众更容易的品读出创意理念，接收产品。这种具有约定性的民间美术符号反映了民族心理的延续和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民族的审美特征，更多的展示了民族自豪感。
2.3民间美术符号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意义的演变
民间美术符号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加以运用，表达出设计思想的需要，其中的一些符号的特殊意指使原有的意思发生了更深层次的演变，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海报广告反映的性别失衡，以“百子图”这一民间美术符号特有的吉祥寓意来祈祷，祈求人间多子多福。“盘长”造型源自于佛教的“吉祥八宝”之一，原有“佛法回环贯彻，含有长久永恒、绵延不断”之意。“盘长”有四合盘长、万代盘长、方胜盘长等各种造型变化。在现代的平面设计理念中，这一类型的符号是设计师们经常在作品中引用的，但意指已完全不同，有些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是传统的盘长结，在这里，它作为佛教的象征意义的解释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含义已趋于表达无限的沟通之意。迂回往复的线是现代通信网的标志，其寓意着中国联通的发展将会是井然有序、畅通无阻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联通与客户的沟通和交往是零距离，无阻碍的。民俗艺术符号的运用和发展，减少了现代设计中的一些商业气息，融入了更多的亲和力与文化底蕴。
篇13：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
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加上中外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是一个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矛盾的时代。以下是“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用恰当的方法解决诸多矛盾。当今世界局势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各自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要寻找共同话语，维护世界和平；又要尊重各国的传统，保持各国的特色。斯人虽远逝，其道冠古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辉煌符号，是当之无愧的。孔子的文章道德是中国和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孔子敏而好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勤于向人请教，不到30岁，就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力图改变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局面。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他的救世思想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他周游列国，遭到不少隐士的嘲笑，累累如丧家之狗。在陈蔡等小国，挨饿受冻，面有菜色。晚年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孔子思想虽然也受到其他各家的冲击，但并没有消亡，一直存在发展壮大着。孔子与其弟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当时诸子百家中就是主要的一家，但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有过匡被围之难，有微服过宋之险，有陈蔡绝粮之苦等等。他的学派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势力越来越大，到了战国时代，成了影响最大的学派。
虽然秦国不用儒家用法家，用武力统一天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秦朝，然而，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焚书坑儒，造成二世而亡的结局。贾谊把秦的成败经验概括为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刘邦马上得天下，宣称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听后立即改变态度，明白武力攻天下，而仁义守天下。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从此，儒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孔子也成为亘古一人的大圣人。唐玄宗时被尊为文宣王，宋真宗时尊为玄圣文宣王，金章宗时尊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时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时尊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
孔子道德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相处时要互相克制谅解妥协和互相关怀亲善支持照顾，以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这种精神不仅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就是在当今世界上，也是需要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党派与党派它们之间都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却有不同的态度和方式采取哪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这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定。只强调妥协友好的一面，自然是不对的，但是把人与人之间只看成是争斗对立的关系，只靠武力解决问题的，显然是不对的。谦让妥协、谅解友好更是常用的一种基本方式孔子提倡中庸，实行和，并不是没有原则，为和而和，还需要以礼节之，就是要以一定的规章制度来制约其实行，使其做到恰到好处。孔子还提出和而不同的要求，说明和不是模棱两可的和稀泥，更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和善地来处理问题。
我们不但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处理一般人际关系，而且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处理国际问题。我国最早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间的争端，今天又提出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等等，都是对和而不同的创造应用孔子重视家庭伦理观念，建立长幼尊卑秩序，把孝作为做人根本他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他一生追求的总目标。尊老敬长是一种值得各个时代重视的有普遍意义的品德，不仅是因为晚辈为了报答长辈的养育之恩，更主要的是，老人不论在生产斗争和社会阅历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晚辈来说，是极为宝贵的。歧视和虐待老人，不仅使生产和社会工作受到损失，而且会使道德沦丧，社会混乱，甚至能形成社会危机。孔子的思想讲究仁爱，重视伦常，提倡和谐，强调秩序，追求安定如今，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中国向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奋斗时，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秩序稳定社会和睦民族团结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加剧，阶层对立人际关系紧张的状况也不断加深，需要通过包括道德教育在内的各种手段的综合使用来调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当社会上还存在尔虞我诈背信弃约的现象时，孔子思想的信廉刚直等道德，就有延续存在的价值。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各种道德规范都是在历史上产生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也会变化和消亡，孔子提倡的久丧厚葬父母在不远游三年勿改于父之道等等，这些繁冗愚孝的行为观念应该扬弃。但是，当某些道德规范所依据的社会因素还存在，它还能对社会发生作用时，这些道德规范也就不会消亡。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孔子，并不是要掀起尊孔儒学的新潮流，而是更加理性认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孔子思想的精髓，更好地指导我们现实世界。把崇高的道德信念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去，使孔子的伦理教导和人文关怀真正化为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这样，孔子继承和改造传统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
篇14：丛林生活的现代意义论文
丛林生活的现代意义论文
一、问题所在
丛林，又称僧堂、禅堂、道场，即教育禅宗僧侣的场所。佛教其它宗派也有各自不同的僧侣教育机构，但是，它们都是以仪式修习、知识训练为主要目的的，象丛林那样，有组织且直接以体验禅旨为实际目的的宗派尚不多见。作为丛林教育特点之一，即是俗人亦可参加丛林生活。因此，丛林不仅仅为禅徒所专门使用，而且，社会一般人亦可参与丛林生活，从中受到禅的教益。随着这一教化的不断深入，丛林生活被广大人们所普遍接受。因而，禅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有着直接影响。
尤其在日本，自古以来，禅与日本文化有着很深的关系，对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积极影响。因此，丛林教育的指导原理，必然会直接感化到我们日本人精神修养的诸方面。一般认为，禅与现代科学文明、工业机械文明和经济发达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据我认为，正因以其无任何联系，才应努力考察禅教育的问题，使一般人都能知道禅究竟是什么。
科学文明，的确伟大。但正如科学家自言，科学并非万能。科学是在人的智能所及的有限范围内发展起来的。但是，人类的生活所接触的并非是一些有限的东西，它还接触无限的层面，而且，人的智能，并非包括我们生活的全部。所以，对于令人震惊的科学成果。人们仍然感到颇为不足。因此，不利用科学文明，向超越科学之上的另一世界作某种探索是不行的。向人们指示丛林生活，提供这方面的知识，我想是可以的吧!
在机械文明、工业化万能的现代生活中，多生产、高消费似乎成了人们的主要目的。那些需要时间、需要精心设计的手工操作技术职业，却被人们所轻视，报之以“冷笑”。这样下去的结果，人类将成为机械的一部分，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役。这不仅限于思维方面，技术方面亦然。哲学家常被自己想象出来的概念所束缚，自己丧失了自由，而且对其它事物，亦试图使其不能自由，在技术方面，科学家发明一项巧妙的工具， 制作成功后，给人们的实际生活带来了新的方便，新的价值。但是，使用此工具的人，自始至终不把自己看成是独立自由的人，却往往依赖工具。这种人，虽说是使用工具，其实是“被工具所使用”，如同一部机器。就象完全失去自由立场的生物，不过是一种“存在物”而已。
人类被科学和哲学所拘束，被机械和经济剥夺了独创的本能，结果，人类沉湎于饮酒、吸烟、吸、看电影、驱车兜风等活动。这些以追求感觉刺激的表面性享受，都是一种神经衰弱的表现。自己不能使唤自己的手足；自己的意志、智能，失去了作为自己主宰的责任。这是现代人的真相。这样下去的结果，不难而知，即自我毁灭、文化破坏。
近代的经济结构，虽不能尽知其详，但是勿庸置疑，它是与机械文明的进步有密切关系的。多生产，是一件好事，但它有浪费天然资源的倾向，而且，对已生产出来的东西无爱惜之心。随着人类经济的不断发展，宇宙的自然资源将被任意利用、虐使、浪费。普遍认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个隐忧。
对于如此现代生活的一般倾向，丛林教育的原理是什么呢?尤其是禅自从成为东西文化接触点以来，各种思想发生不同意义的动摇，对于日本来说，亦有着观念上的迫切感。各地至今存在的丛林，难道不出来说点什么吗?
二、丛林的确立
丛林组织，始成立于中国唐代。创始者为百丈禅师。百丈寂于距今一千一百余年前的唐元和九年(814)，相当日本嵯峨弘仁五年，百丈在世时，禅宗在中国极为兴盛。但称为禅寺的寺庙，尚未出现。只是作为律寺的一部分。另建“别院”，进行禅宗独特的教育。禅宗僧侣的要求与律寺的风格往往不能一致，为此，百丈另外创建了禅寺。
当时，禅宗的风格与印度派系的律寺的风格，截然不同。原来，印度的佛教徒的实际生活，不知应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性格。在印度，今天的宗教职业人士仍然不是行动主义者。他们不是专心坐禅，就是埋头思维三昧，从不顾及实际生活。在生活上，由在家信徒供给，接受他们的供养。僧侣自己，不做任何体力劳动和实际工作。将生活的全部倾注于与身体分离的精神活动之中。这是印度风格。中国并不满足这种单一生活，他们不倾向于与大地分开、与身体分离的生活。他们有脚不踏实地则不为知的僻性。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日本人相同。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的“法难”，大都皆因佛教脱离了现实性。百丈，作为中国人，感到了这方面的遗憾。尽管是僧侣，如不活动手足，生活则无起色，也就是说，宗教信仰生活看不到活力。佛教传入中国后，禅兴起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这一点。因此，不能不创立禅院和丛林，不得不建立中国化的佛寺。
丛林就是顺应这一东方民族心理而兴建起来的。“气候”对于这一制度的促成，给予了一定的力量。
百丈因道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句而名垂千古。它讽刺了那些不劳而食的懒汉僧。具有这种精神的百丈，因此对印度派系的佛法颇感不满。百丈的弟子们认为岁数大的人不宜从事田地耕作，对百丈说；“您不要耕作了，由我们来做吧”百丈于是说出上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言，呵斥了弟子们。弟子们仍深感过意不去，于是，把百丈的耕作农具藏起来，以为百丈没有农具，可能会自然停止耕作吧。这是自然的人情。可是，百丈依然如故，不肯停止劳动。“如果不劳动，自己将会饿死”。如此劳动主义者所创建的制度，理所当然地要在丛林生活渗透其劳动主义精神。劳动主义并非始自百丈，而是自禅扎根于中国以来就有的事。也就是说，这是比百丈还要早一百多年以前的事。百丈只不过把这种精神应用于丛林生活之中并使之组织化而已，
比百丈早一百多年前，即约公元八世纪，唐代有位名叫慧能的人。相当于日本天智末年，有位名叫弘忍的人，世称禅宗五祖。慧能在弘忍身边修禅时，每天舂米砍柴，与曾通僧侣相异。对慧能来说，日常生活即是修禅，并不游离于传统佛教的概念。因为，即使有思维，它仍然是通过筋骨上的活动的，并非离开了生命的活动。如果有绝对者， 则应从相对的角度去把握。 这是慧能的生存方式。进行沉默思考，在思想上作结论或论断，是哲学家的常套，这并非禅者所能为。因此，慧能埋头苦干，甚至将石头缠在腰上做活。他认为，与筋骨无关的“悟”，即是“游戏”。
慧能实为东方禅之始祖 。慧能主张定慧不二。这可看做是由行动主义派生出来的产物。这里暂不作详细说明。
三、丛林生活的风格
站在行动主义传统立场上的百丈，在丛林规制中，要求“行普请法，上下均力”。这是很自然的事。在日本，人们至今称建立房屋为“普请”。本来是禅堂的语言。所谓“普请”，顾名思义，即“普遍请求”之意，即召集大众(称丛林的禅僧为“大众”)从事某件事情。相当于今天的“总动员”。“上下均力”一语，颇有意义。上方，并非袖手旁观、指挥、监督。百丈和尚所谓的上下，即与大众弟子一起握锄耕作的意思。今天，在日本禅宗的僧侣中，就有“云水僧”与“大众僧”一起出门托钵乞化的现象。并且还能看到“云水僧”弯着腰在庭院打扫卫生的情景。这是一行二百多年以前流传下来的传统。
因为是这种风格，所以修禅并非仅依赖于坐禅，而在于日常生活起居。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件事情。马祖道一是百丈的师父，马祖还有一位弟子叫邓隐峰。有一天，大家都在田中做活，邓氏推着装有土的车路过狭小山道，马祖在路旁伸着腿休息，也许马祖干累了。邓氏见马祖的腿伸在狭小的山路中，对马祖说：“师父，请您把腿收回去”。但是马祖仍将腿伸着，并说：“伸出的腿再也收不回来了”。马祖想看一看邓氏是如何行动的。这是作为师父的慈悲。即使牺牲了一只腿，如能教育弟子，马祖也感到满足。 这是马祖当时的心情。邓氏说：“既已推出车了，就不能再退回来”。于是，推着车从师父的腿上嘎啦嘎啦地走过去了。师父还是师父，弟子还是弟子。禅的修行，不是概念性的东西，而是重现实，脚踏实地。与在教室里上课完全不同。
果然，车轮碾伤了马祖的脚 。劳动完后，马祖召集大众于法堂。所谓的法堂，即说法场所，相当于学校的课堂。大家原以为是对一天的劳动进行说法开示。可是，禅宗的说法，有其独自特点。马祖手握斧头，出现在说法坛上，说：“刚才伤我脚的是谁？请给我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禅堂与学校的讲堂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学校，一定有各种讲解。而且，教师如果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讲台上，学生们必然认为今天一定有什么惩罚。修禅的特点是，一举一动皆为禅。退车、推车、伸腿、收腿，其中就充满着禅机。因此，马祖的“挑战”，应视之为“禅的挑战”。
站在大众之中的邓隐峰，无话可说，急忙走到马祖的面前，接着伸出颈。传说，“两刃交锋不须避”之句，使山冈铁舟居士悟出了剑道的奥妙。马祖与邓隐峰之间的接触，亦具有这种意味。大家原以为马祖将利斧一挥，邓氏的头会落到地上。可是马祖却提着锋利的斧头回到了自己的寮房。
如果是历史事实，这也许可称为一场戏剧。但是，作为一种时机，它是不断地刹那运转的。所谓“永远”，是被“时间”所迫使的，在时间的转移过程中，如果没有某种“决意”或“飞跃”，就不能演出翻身的奥妙。仅仅是辩证法，不能说明人生的活动。马祖与邓隐峰之间的一进一退，并非理论上的行为。这种“说法”——活泼泼的说法，才能开拓大众的心境。
四、丛林生活的精神
关于修禅，我想作为另一问题去探讨。这里，我想说的是，丛林生活的基础是日常生活；手足劳动不是知识阶层里讥嫌的工作；现实与理念并非截然分离。这是百丈创建的丛林精神。
有人说劳动是神圣的，我赞成；近来所谓勤劳服务，我亦赞成。从某一方面来解释，劳动能使筋骨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化。丛林修行，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人类在本能上，不大活动，当然有其本来的阶值。可是，与此相反，饿了，吃饭；渴了，饮水。其中亦有宗教上的乐趣。这样说，也许会弄糊涂，不易理解。总之，丛林修行规制中的“普请”或“作务”，具有更深的含义。
人类的意识，是建立在“二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而这“二元”之中，存在着众多矛盾。出许在生命或者说在存在之中，没有什么矛盾。但是，我们一旦反省一下，便会发现处处有矛盾和冲突。身体与精神，肉与灵等，都包含 有矛盾性。心灵进步，但肉体衰退：或者身体强壮，但心灵却衰弱。心理学家对身心相关问题，持不同意见。近来，大多皆倾向于唯物论。宗教徒则注重心的方面，有时甚至轻视肉体的存在。总之，心身、灵肉，在根本上，它始终是作为二元相对立的。然而，当我们看一看实际的生命活动，如果把两者分开说明，也许好理解一些，但是，从人类的宗教修养方面来看，如果区分两者，那么，很难知晓在思想上是何等的烦恼。身心两者，纯属概念上的事情，事实上，它们两者并不对立，总之，如果看作是不对立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修禅的第一步，就是认为身心两者本不存在，首先应站在这种立场去看它们。传说，道元禅师以身心脱落、脱落身心而得以安心。如果将身心相对立，那么，手的活动是身体的作用，我”想吃美味佳肴“，则是心神的活动。“想吃”而不能吃，这是一种矛盾，便产生烦恼，说“讨厌”，于是就动手动脚；这样会带来很烦。总之，将身心两者分开，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从宗教角度来说，这不能“安心”。不仅要身心脱落，还要成为脱落身心，必须彻底地达到消除身心两者对立的境地。至于此外的一切存在，杂彩纷呈的世界，是以后的事。
丛林的作务生活，就是以这种体验为背景成立的。我们撇开“精神生活”来看“作务”这件事，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宗教价值。本来，“作务生活”，一方面有伦理上的意思，一方面又有经济上的意义。但是，丛林的作务生活所强调的是，最终必须从“无功用”处走出来。
看来还应该解释一下“无功用”的含义。不过，这太专业化了，不易被一般人所理解，这里就不作解释。大体说来，禅的修行，注重事物在未生起以前，然后开始行动。我们这样理解就可以了。不过，所谓“未生起前”的“以前”二字，并非时间上的概念，亦非认识上的先验论。 如此理解，才能符合“无功用”的原意。
五、丛林生活的中心思想
佛教有“四恩”之说，即国恩、亲恩、师恩和众生恩四种，前三恩，是道德伦理，这易理解。可是，后一个“众生恩”，在社会上则不被人所常说。然而，倘若没有“众生恩”的思想，那么，就不可能充分理解人类。
我认为，报恩思想是东方思想的特色。至于“众生恩”之说，除佛教之外，尚不多见。丛林生活尤其以此作实践的目标。
“众生”一词，属佛教术语，其原意并非专指一切生灵。“生”在梵语中，本是“本在”(Sattug)的意思，即指一切“存在物”。因此，应该把“众生”理解为“一切存在”。所谓报众生恩，通俗地说，即是对一切环境表示感恩的意思。这从思想史角度来说，相当于华严教义中的“事事无碍法界”。也就是说，不要残害自然物、浪费自然物。
在古希腊思想中，有征服自然的思想，后来渗透到欧洲人之中。这种思想，在很早以前，也渗透到了日本，在今天几乎成了一般常识。因为，新闻报纸经常说“征服自然”，不明真情的人民大众就随声附和，多被这种思想所毒害。颇为遗憾!在东方，尤其在日本，本来没有这种思想。自然，对于我们并不给予压迫的敌对力量，而是最亲密的“朋友”。不应克服自然而应亲昵自然。登富士山，并非征服山，而是亲近山。对大自然的山，我们只得爱护，或者说，应该加深对山的尊崇之心。日本人崇拜太阳，就是从亲近自然而来的。太阳并非仅是科学的对象，也不只是所谓热、光的发生原因的一种无情物。夏天，人们畏惧太阳；冬天，人们渴爱太阳。它是人类感情的对象。崇拜太阳，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也并不是所谓原始愚昧的行为。对人来说，感谢太阳的恩，并行之以礼，这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对一切众生感恩，并亲之以友，这是日本人的自然温情。而把这一性格进行理论化、体系化，则是佛教。而将其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则是丛林修行。其表现之一，即是爱惜自然。无论是水火还是食物，只受用可能受用的部分，不超出此范围。就水来说，我们认为，到处都有水，于是就滥用，这是我们一般人常有的毛病。可是，在丛林，只使用一杓水。水道的水，尽管丰富，但尽可能地节约，或使用于适当处。使用过一次的水，从不倒掉，用来浇灌花木，或洗杂巾。需要火时，便如烧洗澡水，则拾取庭园的枯枝落叶。需要扫地时，则用枯竹枝编制扫帚，用得不能再用时，则烧于灶下。诸如此类，自然给予的东西，尽可能地活用。这是对自然表示感激的一种方式。这可以说是从印度传来的思想。释迦说，穿粪扫衣。所谓粪扫衣，即收集世俗人丢弃的破布做成的衣服。丛林生活，就是继承这一传统精神的。和尚穿金yidong袈裟，有违佛教本来精神。
珍惜一切物品，是丛林生活的基本。我记得，在某一本经书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位和尚听说山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禅僧，便上山造访。途中，看到河流中漂来一片菜叶，一和尚说：“如此不珍惜东西的人，不是高僧，我们不去求教了，回去吧”!另一和尚正准备回答时，看到河的上流有一位缠着破衣的和尚，手拿竹竿，跑来追这片菜叶。二人见此情景，不禁双腿跪拜在那位和尚跟前乞教。
以下的引文，是从拙著《丛林的修行与生活》中摘录的。原来是用英文写成的，后译成日文，因此，在语言措词方面，可能多少有点生硬 。
有一禅师，一天，告诉侍者把前一天用过的洗钵的水换成新水。于是，侍者就将水倒在地上。师发现后说：“你难道不知道把水用到别处吗”?侍者坦率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师说；“你难道不知道夏天将要枯死的草木需要更多的水吗”?
“活用”的意义，在机械文明的今天，也许不太理解。此“活用”一词，表现了禅所特有的风格，不是“使物死”，而是“使物活”。这从经济角度来说，即是根据产品所具有的效力，尽可能地使之向最高价值方面发展。不过，禅并不从经济角度、力学家角度去看待事物，而是从“活用性”、“创造性”方面去看待的。善根、功德、利益以及凡是属于这一范畴的`词汇，都是承袭宗教的。禅对待真理的方法，最新鲜，最激烈。与此同时，对自然及其资源，还表现出一种尊敬的态度。在科学时代的今天，我衷心希望，要恢复我们对自然的这种感情；爱惜物品，“活用”物品，应为一般人所理解。
对自然的这种尊敬态度，与为了自己的所属团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观念结合起来，构成了丛林生活的基本指导原理。禅徒们在解释公案时，或多或少地以知解去领会，这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心神引向抽象的领域，有不太注意生活的社会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倾向。“空”的教义，旨在把个别佛教徒的思想从相对的世界中扭转过来。对于真正体会空的教义的人来说，“空”是用不着的。佛教生活的两翼，就是这样，在力与活动之间，巧妙地保持均衡的。禅僧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参禅者，必须发挥他的社会生活一面，不能停滞在对空与行动的考察。
现代生活，渐渐与自然疏远。我们对自然的尊敬之情渐渐消失，与这一事实有密切关系。科学与机械，资本主义与唯物主义相携并进的当今人类生活，轻视自然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诚然，科学与科学研究，给人类带来了很大方便。但是，在我们有关实践精神幸福方面，我们仍未超出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一切。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困惑在弥漫世界的动荡不安之中。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体会“不可思议”，使我们复生。这个问题，无疑是困惑现代人的诸多问题最大、最根本的问题。
在丛林，早晨很早起床。凌晨三时，晨钟即鸣，五时即开始参禅。如此天还未明就开始工作，其意义何在呢?即节约日光。太阳从东方升起，为我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对此，禅林早起，是要求人们不应贪眠，不应无止境地睡觉。应不负于太阳，比太阳起得更早，开始工作。这是其意义之所在。
从科学道理来说，任何东西比不上太阳、草木、山川等自然赋予人类的价值。清晨日出，是太阳的特点；夜晚星明，是星的特点；春天草木丛生；冬天草木枯落，呈现出白皑皑的世界。雨并非是为了人类而降的；富士山并非是为日本人而高高屹立的。这些都是“自然”。而对这些说“感谢”，则是对无情物所表现的“情”，因此，说它是愚昧的原始民族干的事。持这种观点的人，为数不少。其实这是因为现代人觉得科学才是万能的，并以此引为自豪的缘故。
然而，丛林生活则不然。它与科学观点和唯物主义正好相反。东方日出，光照人间，诚然值得感谢，但不能浪费日光。连一滴水也不能随便乱倒。春天，茶叶茂生，他们取其新叶奉献佛陀，表示感谢。看到原野上生长的那些不知名称的花草，他们感到这些都是佛的恩惠。可是，现代人，发明制造了机械，把自己弄成了机械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不知道“物的可贵”。幸亏在日本还保侍着丛林生活。
传说，仙崖和尚摘草并为草作诗；明惠上人对横卧路中的犬行礼。这些都是感谢众生恩的行为。日本经常举行“供养”，这也是报众生恩的感情的表现。为使用秃了的笔立供养塔；为捕捉的鱼类在石头上刻经文，埋入地下；为被解剖的尸体，诵经超度，等等，举行各种形式的祭祀。这些都 是对众生恩的怀念。
综上所述，丛林所谓的众生恩，不仅仅是指人类，其中包括草木、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众生的含意，极其深广，泛指一切环境。就连宇宙间的一颗小星，哪怕只给我们照来一丝光线，我们也应感谢其恩。
六、丛林生活的出发点
丛林生活，十分重视提高自尊心，所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这个道理。但真正的修行，就象《法华经》中的常不轻菩萨一样，决不轻视他人。即使是三尺童子或不知世事的婴儿，我们也不能以轻慢之心相待。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丛林生活是如何忍受屈辱的。这就是丛林修行的出发点。
道元禅师从中国回来时，有人问他修到了什么。禅师说：“别无所获，只得柔软心。”此柔软心，即是忍辱行。忍辱，属六波罗蜜行之一。非柔软心不修，大凡我们的心中有一种坚硬的东西，这坚硬的东西即是我慢心，是“我”在其中支撑着的。外界一旦触及了它，一定会爆发起来，似乎它就是最伟大的东西。然而，从禅的角度讲，我们必须修柔软心，没有柔软心就不能到达正道。
从学知识方面来说，柔软心即是不耻下问，虚心坦怀，四方求教。丛林生活中有“行脚”； 这也影响了日本的武士修行。今天的行脚，似乎不太注意它本来的意义。行脚时，大体上应有几种心境。可是，近来却是一种徒步旅行式的行脚。在英国，妇女中的这种行脚热，屡见不鲜。但是，禅者的行脚，除行脚 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行脚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
我曾经解释过禅僧行脚的意义，其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行脚是两足的运动，身躯的使动，心神活动的外现。将拥有五六尺高、一百多斤重的身体不停地随心所欲地推动，这就是行脚的原理。此走动的方向，一旦向一定的方向前进，就形成了旅行，也许有人认为这毫无意义。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心与身一致的自由活动。也许有人要说“这又怎么样呢”?其实，这种“自由”是很难统一的。举手投足，似乎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但是，在“行脚”之外，我们人类何时能既心动、又举手投足，使其完美统一呢?他力宗派的人说“唯听”，可是，古往今来，“已听”的人究竟有多少呢?禅宗的人说，“看!看!”或者说：“道!道!”可是，古往今来，“已看到的”和“道得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使唤手足，活动耳目，都是筋骨上的事。比起手足来说，口、耳更容易活动。殊不知，我们并不是筋骨在活动，而是心在活动。行脚，也非脚 在活动，实为运动。因此所谓行脚生活，并非脚的行走，而是心在自由自主的活动，老子说，圣人不出门，乃知天下事。如果想通过行脚 去知晓天下事，那么，行脚一辈子，也是徒劳的。心的行脚，就是老子所言之意。
七、丛林生活的基调
丛林生活中有所谓积阴德的说法，它是丛林生活的基调。所谓阴德者，通俗地说，即是行不被人知之德。现代，广告宣传已成为一种时髦，有了这些，商品才能卖出，新闻报纸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宣传欲”的发露。可是，新闻报纸一旦出来，则加快了本来的“宣传欲”的活动。当今世界，是一个新闻全能的时代。阴德却销声匿迹，不被提倡。然而，丛林生活在这一点上，却与时代相逆行，退居于无新闻的世界、不作广告的暗黑之中，只是“默默地行动”。
这样解释，也许还不能明白阴德的意思。上面，我说过“爱惜自然物”，这“爱惜自然物”，就是积阴德的行为。主动去做普通人不愿做的事，如扫厕所等，都是阴德。主动去做一些不给人添麻烦的事，也是一种阴德行为。有人也许说这些都是日常琐事，不值一提。的确不错，是一些琐事。可是，今天我们每个人的目标，不都是沿流在这些琐事深层的心理作用吗?一旦有了这种心理，就可推测此人的器量如何。大到治理国家、从事科学研究、与周围人的交际等，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能积阴德。积阴德干什么呢?儒者说“必有阳报”，可是，禅者则说：“无功用”，或者说“立无缝塔”，不知从何处着手。“鸳鸯绣出任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如是积阴德才算真阴德。并非大小的问题，而是潜伏在其中活动的心的方向问题。
因为，它走在与现代生活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通常不被人所注意。从前如此，至今亦然。但是我们不是任何时候都生活在经济发达的世界之中的，不是仅以“giveand take”为生活原则生存的。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居住在比这更广阔的世界之中的。这广阔是无限的，于是我们所看到的周围世界，就象在流水中写字一样，无迹无踪。佛教的“空”，难被一般人理解。阴德的世界，是“无功用”的世界；“无功用”的世界即是担雪填井的世界，所谓“空”的世界。历史上的梁武帝向达摩说：“我建寺度僧，为佛法尽力不少，有无功德”?达摩答道：“无功德”。这一公案，人所熟知。这里所谓无功德，究竟是什么呢?行善事，而且意识到自己是行善事，这从道德上、政治上来说，并无可非议，值得肯定。可是，从宗教上来说，它并不究竟。宗教是从超越善恶处而行动的。这样的行动，才能成为善事，成为功德，法尔自然的功德。这种功德，不仅仅是潜在于行动者的身上，而且潜在于一切众生身上。无功德的价值，就在于此。佛教称之为“回向”。从因果律的角度来看，应该向着自己，可是，却要变更方向，向着一般人。揭开如此不可思议的世界，即是丛林生活“微妙”之所在。
下面，我揭举几个问答，供读者参考。
问：一念不生时如何?
答：须弥山。
问：思念不起时如何?
答：木人登机织，石人夜抛梭。
问：自己贫乏，不识一字，如何依教奉行?
答：开门一看，不见一物。然来者却无一人空手而归。
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答。
以上对丛林生活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作了叙述。详细说来，宗教与科学、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的关系也极其深长，理应加以阐述。可是，这些都是本文范围之外的事。为了不被人所误解，本文在叙述过程中，采取了比较通俗浅显的表达方法，仅供学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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