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小编在这里给大家整理了现代西方逻辑哲学中的否定思想探析，本文共10篇，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现代西方逻辑哲学中的否定思想探析
现代西方逻辑哲学中的否定思想探析
在西方思想史上，特别是在现代逻辑哲学中，否定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现代西方逻辑哲学是与否定问题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否定问题既是其理论起点之一，又是其核心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其理论难点之一。否定问题主要包括否定的定义和本质，是否与否定命题相对应的否定事实(负事实)存在，以及否定命题与肯定命题是否具有同等地位这样互为相关的三个问题。本文着重辨析的是现代西方逻辑哲学中关于否定的定义和本质的思想。
作 者：徐为民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事处留学生科 杭州 310027 刊 名：浙江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4) 分类号：B5 关键词：否定 不相容性 信念 真值 缺乏篇2：现代西方逻辑哲学中的否定思想述评
现代西方逻辑哲学中的否定思想述评
否定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思想，特别是西方逻辑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主要包括否定的定义和本质，是否有与否定命题相对应的否定的事实存在，以及否定命题与肯定命题作为描述世界的.方式是否具有同等地位这样互为相关的三个问题。...
作 者：徐为民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事处留学生科，浙江杭州 310027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2000 16(z1) 分类号：B81 关键词：篇3：西方现代犯罪心理学思想评析
西方现代犯罪心理学思想评析
从人类的本性、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作用、攻击行为、异常心理咨询、矫治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阐释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典型代表的心理学理念、策略与技术诸方面的差异,以及由之引导而来的对于犯罪心理学发展的借鉴与反思.
作 者：刘建清 唐冬秀 作者单位：刘建清(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2200)唐冬秀(吉安师范学校教心组,江西,吉安,343000)
刊 名：新余高专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YU COLLEGE 年，卷(期)： 9(6) 分类号：B84-06 关键词：人性 社会控制 攻击行为 心理治疗矫正篇4：浅谈现代逻辑哲学意义论文
浅谈现代归纳逻辑哲学意义论文
19世纪中叶以前,帕斯卡概率系统与培根归纳逻辑系统是分别进行研究的。19世纪中叶以后,帕斯卡概率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而培根归纳法的逻辑结构仍未形式化,于是,用概率论的定量分析和公理化、形式化的方法使归纳法向演绎方向发展,探索有限的经验事实对一定范围的普遍命题的支持和证实程度的构想随之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根据确定初始概率值的方法不同,主要出现了如下的概率解释:逻辑解释、主观解释、频率解释、性向解释以及主体交互解释。
一、帕斯卡概率解释的发展
20世纪代,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论概率》一书,对帕斯卡概率进行了逻辑解释,把概率理论与归纳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第一个概率逻辑系统,这标志着现代归纳逻辑的产生。
凯恩斯概率方法论的出发点是:即使证据(几千只乌鸦已被观察过,并且它们都是黑的)不能衍推假说h(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或者预测(下一只被观察到的乌鸦是黑的),但是由于e肯定为这些结论提供了一些支持,即部分地衍推或。因此,在凯恩斯看来,概率是部分衍推的程度,而且是两命题或命题集合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
后来,凯恩斯又作出了这样的假定:如果h以α的程度部分地衍推a,那么给定h,以α的程度相信a是合理的。因此,概率关系就是关于合理信念的程度。凯恩斯关于部分衍推的程度和合理信念的程度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致的。凯恩斯试图使用无差别原则来解决逻辑概率的测度和比较问题,并认为无差别原则是唯一可接受的度量概率的方法。凯恩斯的做法对后来逻辑贝叶斯派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很大影响,卡尔纳普、欣迪卡等人在确定初始概率值时都使用了无差别原则。
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无穷序列中非常有限的一段,因此,冯?米瑟斯根据统计频率稳定性定律得出收敛公理:令A是聚合C的任一属性,那么存在Limn→∞m(A)/n.冯?米瑟斯把A在C中的概率[Pr(A│C)]定义为Limn→∞m(A)/n,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n,相对频率Fn(A,C)可能具有不同的值。但随n趋于无穷大,相对频率Fn(A,C)趋于p,那么,就说p是相对频率Fn(A,C)的极限,记作Limn→∞m(A)/n=p.这就是着名的概率极限频率定义。
莱欣巴哈则主张通过渐近认定的简单枚举法来确定极限频率即基本概率。他认为,使用渐近认定的简单枚举法是合理的,因为如果极限频率不存在,那么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找到概率;如果极限频率存在,那么用这种方法一定能找到概率[5]。莱欣巴哈后来发现,能够借助于观察频率而不断接近极限频率的方法并非只有简单枚举法,而是有无数种。他把这一大类推论方法统称为“渐近规则”。概率的性向解释是波普尔在其论文《概率演算与量子论的性向解释》中提出来的,波普尔关于提出概率性向解释的建议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科学哲学家的支持。
波普尔认为“性向”这个术语指的是某种类型的习性解释,简单地说,经验世界中的概率本身就是事件的一种性质、趋势或物理性向。目前,性向解释被人们主要发展为两种类型:长趋势性向解释和单个事例性向解释。长趋势性向解释把性向与具有独立结果的可重复条件相联系,并且在关于这些条件的重复的长序列中,性向被看作是产生近似地等于概率的频率性向。这种性向解释主要由吉利斯发展。单个事例性向解释把性向看作是在一个具体场合中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性向。波普尔最初的性向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既是长趋势的又是单个事例的。他对性向的刻画符合长趋势性向,然而,他希望这些性向也适用于单个事例。这种立场陷入了与参照类问题相联系的困难,因而人们趋向于把波普尔的解释分为两部分,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性向解释。
在主观解释中,用打赌的方法去测量个体的信念度时只涉及两个主体,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有很多主体参与打赌,为此,吉利斯尝试发展了一种关于把主观解释从个体扩展到社会群体的主体交互解释。在吉利斯看来,主体交互解释是关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信念度,而不是关于一个特定个体的信念度。吉利斯认为,一个社会群体形成主体交互概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共同的旨趣(Com-monInterest);二是保持信息流的传递(FlowofInfor-mation)[6]。这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具有共同旨趣的群体内,各个不同的主体才会具有利害相关关系,所以,为了保护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样的群体应该建立交流并进行信息流的传递,使得通过讨论他们能够形成一致意见或主体交互概率。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整个群体才能保护自己不输给狡猾的对手。
二、帕斯卡概率解释的恰当性分析
在逻辑解释中,为了获得数字概率,不得不判断许多事件是等可能的,因而需要使用无差别原则。但无差别原则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纵容主观随意性。由于无差别原则是基于“不充分”理由的,而完全无知是不充分理由的典型情形,因此,对两个事件相等的无知可以成为赋予它们相等概率的依据。使用这样的无差别原则容易导致荒谬的结论,如关于书的悖论、酒—水悖论以及几何学概率的悖论,虽然对于这样的悖论有独特的解决方法,但是没有任何普遍的方法把它们消除掉。任何使用无差别原则的`人从来都不能肯定它是否或什么时候将出现矛盾。因此,不能为无差别原则导致的悖论提供一种满意的解决方法致使需要一种新的概率解释,于是主观解释出现了。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主观解释是比较适用的,它极大地拓宽了概率论的应用范围,使人们的意见、判断、评价、信念等主观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信念度来测量。但是,由于主观解释允许具有同样证据的不同主体对同一假说合理地赋予不同的概率,从而使得人们在确定初始概率或先验概率上具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主观标准的随意性遭受了许多批评,对于这一困难,德?芬内蒂提出了着名的“意见收敛定理”,并引入可换事件加以保证。但由于可换事件和意见收敛定理对于典型的科学验证和可控实验是不适用的,这就使得人们用主观概率来表达客观概率的期望成为泡影。
然而,主观信念度可以根据经验证据不断地加以修正。根据经验证据不断修正主观信念度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思想,其关键在于:通过把个体信念度与个体赌商联系起来———个体信念度可以用个体赌商来表达,满足概率公理的赌商也满足贝叶斯定理,根据新的经验证据,贝叶斯定理能够被使用来更改概率的初始判断。
主观主义者还将从经验中学习这一思想作为对休谟问题的一种回避。可见,从经验中学习是主观解释的恰当性方面。但是,贝叶斯定理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贝叶斯主义者,比方说B先生,可能会采用一个相当有限的假设集合去完成他的贝叶斯条件化,但是,如果他的集合排除了真实的假设,那么他的贝叶斯学习策略可能从来没有让他准确地领会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另一方面,如果B先生假定他自己准备考虑一个更广泛且全面的假设集合,那么这个集合肯定包括来自混沌理论的假设。因此,他采用的任何学习策略都成为一种对先验概率适当选择的贝叶斯策略,从而使整个方法变得空无内容。
贝叶斯主义的这些困难确实表明了可能需要客观概率和可能存在一种基于检验的统计学方法论。尽管频率主义者强调的是概率的客观性,并且将概率与科学实验相联系,断定客观世界存在概率性和统计规律,然而,频率解释在面对科学理论验证的过程中遇到了以下困难:第一,如何给只出现一次的事件指派概率?由于单个事件是指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重复性,因而也没有频率,从而概率的频率解释就无法给此类现象例指派概率值。
第二,“频率极限与任何观察频率都是逻辑相容的,这使得,一个关于概率值的预言既不能被观察经验证实,也不能被观察经验证伪。”由于频率主义者有一个基本论点,即一个命题有意义当且仅当该命题原则上能被经验加以检验,因而频率解释关于基本概率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亦即概率的极限频率定义是不成功的。
第三,概率的极限频率定义使得概率只适用于事件的无穷序列,而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永远都无法达到事件的无穷序列。由于频率解释存在上述困难,因而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供选方案———即另一种客观概率解释(性向解释)。波普尔发展性向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引入客观单一概率,然而波普尔的性向解释并没有解决为单个事件引入客观概率的问题。因此,性向解释的出现面临着单个事件是否有客观概率的挑战,由此发展了单个事例性向解释和长趋势性向解释。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认为性向是在一个具体场合中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性向。米勒把性向归因于“当时……全域的整个情况”,但因为这种情况具有唯一与不可重复的特性,所以要理解这样的性向指派如何被检验是很困难的;费特塞把性向归于相关条件完全集,然而为了检验一个被推测的性向值,就必须对全部相关的条件序列作出推测,而这种必要的推测往往是难以表述和难以检验的。因此,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致使相应的性向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正因如此,单个事例性向解释无法对出现在自然科学中的客观概率进行恰当的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吉利斯、豪森和乌尔巴奇等人支持的长趋势性向解释消除了关于无限聚合的所有问题,并且为概率陈述引入了一个可证伪规则(FRPS),这个规则对概率与十分适合标准统计实践的频率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种解释:虽然概率陈述是不可证伪的,但它们仍然可以被用作可证伪的陈述。借助于FRPS,可以从概率假设推导出关于频率的结果,并且可以从概率的公理推导出冯?米瑟斯提及的两个经验定律。根据波普尔的观点,可证伪规则是某种不得不始终如一地被应用的东西,无论概率假设什么时候与频率数据作比较。因此,概率陈述可证。
篇5：公孙龙的哲学和逻辑思想
【摘 要】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等论点，他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方法论是相对主义和片面论。
从其探讨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个角度讲，他看到了个性与共性的不同，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能够开辟逻辑领域，发现了名词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建立逻辑学的理论体系，在当时百家争鸣的发展中，起到了纠正名实混乱的作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开创性。
【关键词】白马非马;离坚白;个性;共性;诡辩论
一、概述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纷乱，为维护传统，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主张，儒家有“必也正名乎”，法家有“综核名实”，墨家有“以名举实”等等，这其中，有一个流派提倡“循名责实”学说，他们提倡的“正名实”，是要“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
他们与各家不同之处，是“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辩论的内容，又多半集中于与社会政治无关的哲学问题上，故称“名家”。
因这一流派以诡辩著称，其中心论题又是所谓“名”和“实”的逻辑关系问题，所以名家也叫“辩者”、“察士”。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和惠施。
公孙龙，(公元前320年-公元前250年)字子秉， 中国古代哲学家，战国末年赵国人，他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能言善辩，代表著作《公孙龙子》，他的主要思想都保存在此书中。
西汉时共有14篇，唐代时分为三卷，北宋时遗失了8篇，到目前只残留6篇，共一卷。
其中，《迹府》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的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
其余五篇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最重要的两篇是《白马论》和《坚白论》，提出了“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等论点，他也是“离坚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公孙龙子》中，公孙龙主要研究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他的特点就是夸大这种矛盾，并否认两者的统一，所以最后得出违背常理的结论。
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他在和别人论辩时，常常使用诘难句式，以揭露对方的矛盾，使其屈服，而针对对方的问题，他又能巧妙答辩，并且将深深的哲理蕴含在简洁的语句中。
他的论辩标新立异，犀利灵通，可以说是诡辩，而在诡辩之中更突出了他的论辩之才。
在他的著作《公孙龙子》中的《白马论》，提出“白马非马”的观点，他通过三点论证证明了这个命题。
第一，他说：“马者。
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
命色者非命形也。
故曰：白马非马。”他指出“马”是指名称而言，“白”是指颜色而言，名称和颜色不是一个概念。
“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这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是强调“马”不取其确定的颜色，它实际上是包括各种颜色的。
“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白马”是专取其确定的白色的，不包括黄色、黑色等非白色。
三者内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二点，他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
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
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
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
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
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马独可以应耳。
无去者，非有去也。
故曰：白马非马”。
公孙龙说要马，给黄马、黑马者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黑马、给黄马就不可以，这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就不是马。
这次，他又强调了“马”和“白马”外延的不同。
“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不管其颜色的区别。
“白马”的外延只包括白马，有相应的颜色区别。
由于“马”与“白马”外延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三点，公孙龙说：“马固有色，故有白马。
使马无色，有马如己耳。
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
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
故曰：白马非马也。”他强调说，“马”与“白马”共性的不同。
马的共性，是一切马的本质属性。
而“白马”的共性则包涵了“白”的颜色。
这样“马”的共性与“白马”的共性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二、白马非马的片面之处
通读了全篇后，个人认为：按白马非马的逻辑，可以得出红马不是马，黄马不是马，黑马不是马……也就是说，只要是有颜色的马都不是马，那岂不是“世间无马”了?“白马非马”命题肯定是错的。
在“白马非马”这个命题，公孙龙没有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他从根本上否认“白马”是“马”，也就违背了客观实际，从而导致了主观任意地玩弄概念的诡辩论。
辩证法用运动、变化、普遍联系的方法看问题，而形而上学则用静止、孤立的方式看问题。
他就是将马的形状与颜色孤立起来了，而没有考虑他们是同一个事物的共同特点，所以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仅仅只是片面看问题，没有弄清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他像瞎子摸象一样，错误地割裂了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是主观混淆概念的结果，不符合辩证法的“个别存在于一般之中”的观点。
是诡辩的典型。
我们承认：“白马”和“马”这两个概念是的确有区别的，因为“马”与“白马”这两个概念内涵和外延都不同，“马”的外延比“白马”广，它包含了“白马”，包括“红马”、“黑马“、“黄马”等等在内的所有马。
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说是相蕴含的关系，在哲学上也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从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上看，“马”和“白马”是有区别的，“马”是“一般”，是对所有的马如“白马”、“黑马”、“黄马”等一般性质或共性的概括;各种具体的马则是“个别”，是“马”的一种。
它们一个是抽象的靠理性思维去概括的，一个是具体的可以通过感性认识直接感知的。
“白马”与“马”又是相互联系的，一般的“马”只能通过具体个别的马而存在，离开了具体个别的马是找不到一个抽象的“马”的;具体个别的马又都属于一类，有其共有的一般性质，不表现共性的具体颜色的马。
后来，他沿着同样的原理提出的“鸡三足”、“火不热”等辩说，坠入“诡辩”的深渊中。
荀子批驳他为“此惑于用名以乱实也。”邹衍也批评他是“害大道”、“不能无害君子”。
在实际生活的工作学习中、我们决不能像公孙龙那样割裂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主观任意割裂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抓住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否认另一个方面。
三、白马非马的可贵之处
虽然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听起来很荒谬，所表达出的观点也是地地道道的诡辩论，从哲学上来讲，他也违背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的原理。
他也不像惠施那样强调“实”是相对的、变化的，反而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的。
但是个人认为，学习研究“白马非马”，可以让我们学习正确的思维方式，学习辩证法，也能有效揭穿诡辩论。
公孙龙在哲学史上看到了“马”和“白马”的区别，“白马”是个别，“马”是一般，就这一点说，他的命题具有合理的因素。
他提出“白马非马”，从其探讨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个角度讲，他看到了个性与共性的不同，符合辩证法讲的个别与一般相区别的原理，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表现，也算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感性认识。
他能够开辟逻辑领域，建立逻辑学的理论体系，在当时百家争鸣的发展中，起到了纠正名实混乱的作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开创性。
从逻辑学上讲，公孙龙发现了名词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
从“马”的外延说，“马”这个名词包括白马在内，但就“马”的内涵说，“马”这个名词指马的本质属性，和“白马”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不能把这两个名词混同起来。
这也算是公孙龙的一个贡献吧。
四、离坚白
《公孙龙子》另有一篇《坚白论》。
其主要命题是“离坚白”。
认为对于“坚白石”，“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强调视觉与触觉的差异故“坚白石二”。
假设有坚而白的石，他设问说：“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
曰：二，可乎?曰：可。
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
“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
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这段对话是从知识论方面证明坚、白是彼此分离的。
有一坚白石，用眼看，则只“得其所白”，只得一白石;用手摸，则只“得其所坚”，只得一坚石。
感觉白时不能感觉坚，感觉坚时不能感觉白。
所以，从知识论方面说，只有“白石”没有“坚白石”。
这就是“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的意思。
他的关于名与实的关系的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关于共相的唯心主义哲学理论之上的。
他认为共相是一种独立存在。
他的“坚白论”就是企图论证一块白石头的白色和坚硬性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他首先从关于“坚白石”的感觉来进行分析，企图说明，“坚”与“白”可以互相分离，然后再说明它们可以离开人们的意识而存在。
他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坚白论》)又说：“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不见离。
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同上)这是说，看的时候感觉不到坚硬性，而只感觉到白色，这时候坚硬性等于没有。
触的时候感觉不到白色，而只感觉到坚硬性，这时候白色等于没有。
或者感觉到白色，或者感觉到坚硬性。
感觉到的与感觉不到的是彼此分离的。
彼此不联在一起，所以说是分离。
而分离就是藏在自身之中。
(公孙龙自己解释说“藏”是指“自藏”有相当于“潜存”之意)公孙龙的这两段话是说坚白石的白色和坚硬性是可以彼此分离而存在的。
他又说：“且犹白，以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同上)这里所说的“神”即精神作用，也就是指意识;“火”就是光。
这是说，例如白色是靠着眼睛和光看见的。
但光本身没有见物的作用，那么光和眼睛合在一起也不能看见，只能是意识在看见，而意识本身也是没有见物作用的。
所以白色是和视觉分离着的。
公孙龙在这里是在说明白色等共相是可以离开人类的感觉而独立存在的。
(公孙龙在这里犯了一些逻辑错误。因为由眼睛离开了光不能见物和光本身没有见物作用这样的前提，不能推出，眼睛和光合在一起也不能看见。)由这一些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公孙龙主张像“白色”这一类共相是客观存在的，因之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
五、诡辩论
公孙龙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诡辩论的著名代表。
诡辩论是一种利用似是而非的推理和论断否认客观真理的思维方式，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相对主义的表现之一。
更确切地说，诡辩论是一种论证方法，它的根本特点是一种歪曲的论证，诡辩在论证其道理时，总是要拿出一大堆得“根据”，所以，在表面上，它很能迷惑一部分人。
列宁说：“哲学唯心主义的变种可能有一千种色调，并且随时可以创造出一千零一种色调来。”可以这样说，每一种错误命题的提出，都是用了某一种诡辩手法的。
我们要真正制服诡辩论，必须从分析他们的诡辩特点入手。
诡辩论的主要特点是：一、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方法论是相对主义和片面论。
二、常见的表现是夸大事物的某一侧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强词夺理，断章取义;偷换概念，转换命题，虚构论据;机械比附，不分是非，等等。
三、突出表现于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和普遍联系观点的歪曲上。
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包含矛盾，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可是诡辩论却是把共性与个性、把事物的联系割裂开来，加以歪曲。
可以说诡辩论是反辩证法的。
黑格尔曾经指出：“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得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象真的一样。”他的这段话，也深刻揭露了诡辩论有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陈柱撰，《公孙龙子集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188―207.
[3]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M].新世纪出版社，.71―80.
[4]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M].人民出版社，.
篇6：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逻辑
【摘 要】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是在反对唯心主义思辨的旗帜下形成与发展的，主要经历了由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
文章通过对科学哲学中三大主要思想流派的思想内涵的挖掘，分析其内在线索和逻辑联系，论述科学哲学基本框架和逻辑进程，并从中寻求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启迪。
【关键词】科学哲学;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演变逻辑
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概述
西方科学哲学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由科学知识的逻辑模型到科学理论的历史模型的转变。
代表这种历史发展的三个主要流派是：以孔德为创始人的实证主义;以波普尔为创始人的证伪主义和以库恩为创始人的历史主义。
(一)实证主义的缘起与演进
实证主义是19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孔德首创的一种科学哲学派别，主张以经验论传统为认识基础，反对形而上学，并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代实证主义：孔德继承了17世纪以来欧洲哲学中一直存在的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贝克莱、休谟的主观经验论和牛顿的机械论哲学，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
认为：“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证实的基础上。”
第二代实证主义：19世纪末，物理学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马赫接受并改造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进一步反对形而上学。
把“科学的任务看作是对事实的概要性描述而非理解和解释，并把人的经验看成中立的感觉要素，一切研究都是探知这些要素的联结方式，强调除感觉经验之外的存在都是多余的，形而上学的东西。
第三代实证主义：20世纪初，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使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经验论传统与数理逻辑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一方面，继承了马赫的经验论原则，更为彻底的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认为：“只有数学和逻辑的命题、经验科学的命题才算有意义的，而形而上学的命题是一些无认识意义的伪命题。”另一方面，提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断通过归纳逻辑，得到被经验证实而具有较高概率的命题和理论。
这种累进式积累的机制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理论为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或者归化到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
(二)证伪主义的批判与继承
1.证伪主义对实证主义的超越。
证伪主义，又称“批判理性主义”，是在同逻辑实证主义争论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哲学流派。
它的创始人波普尔主张以“证伪”取代“证实”，以“试错法”取代“归纳法”。
证伪主义还把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从命题的意义标准转向科学知识的增长，把科学的方法论从逻辑的证明转向猜测和反驳。
同时，用证伪主义的科学动态发展模式(问题――猜测――反驳――新的问题)来代替证实主义的科学知识积累模式(经验――理论――经验的证实――理论的扩充)。
此外，批判理性主义反对实证主义拒斥本体论问题的态度，提出了“突现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为科学哲学开辟了新的视野，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过渡性哲学。
2.证伪主义对实证主义的继承。
虽然“证伪原则”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的，但是证伪主义仍然是以“经验”作为检验“科学真理”的标准的。
因此暴露了从实证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先天缺陷：(1)从纯逻辑、纯理性的科学“内部”方面去探讨科学的发展，企图为具体科学理论寻求一种普适的理想模式。
(2)认为经验和观察是稳定、客观、可靠的，是对科学理论做出评价的唯一基础。
由于这两点根本缺陷，当历史主义兴起的时候，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一起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三)历史主义的融合与创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
历史主义反对逻辑主义只注重从“内部”来研究科学本身的倾向，主张要从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个“外部”来研究科学本身，强调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整体，必须研究这个系统的构成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了克服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库恩主张尊重历史，用历史的方法从动态角度来考察科学发展的机制和规律。
强调社会学和历史学对于研究发展问题的重要作用，主张深入到科学史之中，对科学发展的事例进行研究，以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为评判尺度来探讨科学发展的模式、科学进步的评价标准等问题，而不是对科学的发展过程进行简单的逻辑重建，为科学行为定下不变的不可违反的规则的规范方法论。
基于此，提出了一个既包含有常规科学的量的进化，又包含有科学革命的质的飞跃的科学发展模式和一个带有综合性和总体性的“范式”概念。
二、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演变逻辑
(一)从评价标准的“逻辑基础”到“历史整体性”的转变
自从库恩开始的历史主义，明确反对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寻求一个普遍适用的评价标准的企图，并且反对它们以经验与逻辑为唯一标准，静态地分析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或科学发展的模式，主张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随科学理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应从动态的科学史中去捕捉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都将科学发现及科学理论的基础归结为单一的逻辑，或者是归纳的，或者是演绎的。
认为从这最基础的逻辑原理出发，我们能够解决科学及其理论面临的一切问题。
而历史主义认为，“对于历史学家或者至少对这个历史学家来说，理论在某些本质方面是整体性的，就他所能讲的，理论总是存在的，因而总是覆盖着可设想的全部自然现象。”作为历史视域下的科学哲学，它的基础是受到它所处时代的各种条件所限定的，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基础不是唯一的。
逻辑主义者们的逻辑原理，不过是科学的发现方法，作为方法，也不是唯一的。
因此，历史主义主张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也是随科学理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强调应到动态的科学史中去捕捉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克服了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和科学实践相距甚远的缺陷，将西方科学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从科学发展模式的静态积累到动态飞跃的辩证考察
传统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科学发展的“积累进步模式”相比，认为科学进步是科学命题及理论的单纯积累过程，是单纯量的增加;波普尔的“证伪模式”是否定型的模式，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新理论对旧理论的不断否定而实现的，是一个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反对科学发展的知识积累过程。
到了历史主义这里，库恩综合了以上两种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成分。
他认为，科学发展模式既不是实证主义只注重持续性的积累，也不是证伪主义只注重理论的“质变”，他用“科学的常规阶段”、“科学的危机阶段”、“科学的革命阶段”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做是范式不断更迭的发展过程，在科学发展的“量”和“质”的把握上，库恩的观点更好的做到了二者的结合。
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充分展现了哲学特有的辨证思维：将整个科学的发展看为一个过程不同的`整体，保留了科学结构的完整性。
与马克思主义者们倡导的质量互变规律不谋而合，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科学初期阶段，与量的积累相同;到了危机阶段，表明己经做好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准备;到了科学革命阶段，表明出现了质的飞跃。
同时库恩也强调范式的新旧交替不会终结，总是旧的范式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巡回往复以致无穷。
(三)从科学视野“纯理论”的推演到注重 “非理性”的研究
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对“经验理性”的片面强调，到对“非理性”因素的逐渐承认与重视的这一过程。
在实证主义者们那里，建构科学理论的是逻辑中的归纳方法，而科学本身是对真理的无限逼近，真理是对客观经验的真实反映，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必然不包括非理性的方面。
所以，持逻辑模式思维的哲学家们，对非理性因素都不够重视，甚至是采取一种摒弃的态度，认为非理性因素应该排除在科学之外，非理性因素将会干扰科学理论的纯洁性。
尽管波普尔在其理论中提出了 “期望”这个概念，但是从对科学本质的解释中，波普尔本人还是坚持理性因素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期望”概念的提出只是为了解释他理论中“理论在先”的矛盾。
然而，库恩认为科学不仅是已经存在的知识体系，它还是人类在各种时间活动中探索规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是科学共同体、科学范式和特定客观对象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活动。
三、科学哲学演变的评价与反思
(一)对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演变的评价
1.科学哲学本性应当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对科学哲学理论本性的全面把握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科学哲学理论割裂了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或脱离历史片面强调逻辑分析;或脱离逻辑片面强调历史描述，两者都违背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要求。
逻辑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是对既定的科学研究成果作语义和 逻辑分析，“合理重建”科学理论，清除语义和逻辑疑难，测定理论的事实支持程度，提出接受科学主张的明显准则，并应用这些准则对科学理论作评价。
并且把据以接受或评价理论的标准和准则视为对一切时代的科学都是普遍有效的，从而把逻辑分析绝对化;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科学模型应该同实际科学及其历史符合。
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过程;科学的目的、方法、问题和内容的变化;科学理论、假说的发现与辩护等等，都是科学哲学所要研究的。
然而，他们却往往陷入科学史的具体事件中，只是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理论、方法的变化，却不去揭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标准，对一切方法论原则采取了相对主义的态度。
综上所述，逻辑主义强调对科学理论的“横向”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强调对科学发展的“纵向”历史分析，两者都从一个侧面丰富了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但又走向极端。
无论是逻辑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理论上的片面都阻碍了科学哲学理论的深化。
因此，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现代科学哲学理论发展必然提出的要求。
2.科学哲学发展应当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融合。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类认识不能割裂的两个要素，建立在人类认识之上的科学同样同时包含着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逻辑主义侧重于进行科学“内部”建构的研究，注重实践和理性因素在科学和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认为经验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除经验之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多余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则将研究视角从科学“内部”结构扩展到了社会历史范畴，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条件的外在研究。
这两种思想一个研究科学的认识本性，另一个研究科学的社会本性;它们互补的探讨了科学活动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二)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启迪
首先，当代科学与哲学日益紧密的联系，要求我们科学看待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科学哲学对某一种特定科学的概念、含义、论证，都是由于在这个科学及其领域产生突破，并对这个科学有了理论要求而言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一个通过事实得出的科学哲学理论，还是通过事实得出的科学哲学的假说，他们的目标和宗旨都在理解科学和促进科学的向上发展。
因此，无论是哪个思想流派盛行和高调的时期，它的思维模式总是来源于科学实际，又要返回到科学实际之中。
其次，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围的拓展和认识程度的纵深，要求科学哲学研究运用多元化理论与方法。
科学哲学从实证向历史主义的转变过程中，科学研究者们对科学方法的探寻经历了归纳、演绎、文化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
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科学方法在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而从当代的科学进步和发展前景来说，我们面临着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和研究方向，因而，更应当注重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
再次，科学哲学理论的演进是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也应当从辩护走向批判与审度。
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各个思想流派无论是在理论上的合理之处还是其不足之处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后相继的思想特点。
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
因此，我们也要始终秉承这种“批判――继承――创新”的科学态度，敢于批判，懂得继承，勤于创新，实现发展。
参考文献
[1] 洪谦.逻辑经验主义(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3]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舒炜光，邱仁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篇7：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历史逻辑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总体逻辑可以从公民社会的角度进行考察。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了反思，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了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化社会学。这一转变，表现在公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到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市民社会。这就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公民社会。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就转变为公共领域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等问题，之后形成的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政治哲学 公民社会 公共领域
前 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引入了大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并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公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出于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把握不免陷入到碎片化的境地之中，本文将从一个总体性的视域，以公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考察其历史逻辑。
一、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显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外则是资本输出与垄断，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在利益国际交换中获得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垄断资产阶级用从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这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弱化。二战后流行的福特主义产生了大量的遗产阶级，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矛盾对立淡化。福特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缓和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也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产生，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遏止了阶级斗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选择了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不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不再仅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而是更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
二、视角的转变与批判文化政治学的兴起
与这种社会变迁相一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卢卡奇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①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就是强调在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韦伯所开启的文化社会学。
1、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拨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基于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观念，从公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语境转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么简单地看待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所带来的挑战及发展机遇，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正是因此而声名狼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动，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意识到伸张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理论重心发生了逻辑“偏移”。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政治本体论”。这一转变，表现在本文所研讨的市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此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逐渐淡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而知识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思想家）所领导的文化造反则凸现出来。
2、理论支撑背景：韦伯等文化社会学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理论活动的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已经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应运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理论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葛兰西对于社会学这种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称为实践哲学）和实证主义（他认为是“部分地反对”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解，使得他的政治社会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表现出向实证主义社会学靠近的趋向。葛兰西的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活动扭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社会的社会学、政治学阐释的传统。这便是本文所指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
三、公民社会文化政治内涵在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凸现
与葛兰西那种用“三分法”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性分析（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研究路径相关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考察的。这种二分法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特点，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辩证法中的中介思想。因此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在他们所提出的三分法中，市民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中介。这种三分法中的市民社会在列斐伏尔那里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不再是一个独立领域，也不再是社会的边缘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领域，也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地带”。
如果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全球化视域，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则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文化政治学视域。从理论表现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异质性的理论形态，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从更大的理论与历史视野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也存在相通之处，这就是对现代性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的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行径是帝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文化控制。正是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导引出不同的斗争形式：前者以政治革命进行斗争，后者则以文化革命进行反抗，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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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雨辰.作为马哲史研究对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何以可能[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2）：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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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雨辰.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J].学术研究，2010，（03）：55～60.
注 释：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6页.
① 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18页
篇8：西方现代精神的哲学沉思
西方现代精神的哲学沉思
西方现代精神的基本特征,一是物欲的'盛行,二是主体的膨胀,三是超越者的丢失,四是精神的放逐.人类要走出困境就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精神的回复,去重新发现能够给人类存在赋予意义的合理的精神基础.
作 者：张步仁 马杏苗 Zhang Buren Ma Xinmiao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刊 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PARTY INSTITUTE OF CPC NAN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年，卷(期)： ”“(2) 分类号：B0 关键词：生存困境 现代精神 主体 超越者 精神回归篇9：西方现代中的古典
西方现代中的古典
本文以哲学和艺术为基本对象，系统探讨了西方文化发展中，现代性与古典性的内在联系、相互促进、矛盾冲突，直至联系破裂的历史演变；强调古典性对于现代性发展的内在意义，古典性的`丧失，是现代文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作 者：肖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刊 名：浙江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4) 分类号：B5 关键词：西文文化 现代性 古典性篇10：意志的肯定和否定:叔本华法哲学的逻辑起点
意志的肯定和否定:叔本华法哲学的逻辑起点
叔本华的'法哲学思想是从意志和人的身体之间关系入手考察的。他认为，这一关系首先是“意志是人的本质”，其次是“意志是通过身体的运动把它自己透露出来……
作 者：郭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刊 名：江淮论坛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 HUAI TRIBUNE 年，卷(期)：2000 ”"(5) 分类号：B0 I106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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