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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商业信用需求的影响因素及融资约束实证研究论文
论商业信用需求的影响因素及融资约束实证研究论文
[摘 要]本文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需求角度系统考察了影响商业信用的因素，并从商业信用角度检验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融资约束。根据国有股比例是否达到50%为标准，把总样本分为两组：国有股比例≥50%组和国有股比例50%组。通过比较两个样本组在商业信用行为方面的差异，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融资约束，并且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要远小于国有非控股企业。
[关键词]商业信用；影响因素；融资约束
1 引 言
商业信用是企业在贸易过程中的一种赊销、赊购行为。下游企业从上游企业获得生产投入品（原材料）或服务，一定时间后延期支付款项；而上游企业由于和下游企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对其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了解的情况下，也愿意通过延期支付给予其资金融通。
欧洲在中世纪最早出现商业信用，中国则是在先秦时期开始商业信用的使用。在英国，超过80%的日常交易通过赊销完成，并且应收账款约占企业总资产35%（Summers et al。）；在美国，1991年的商业信用平均使用占到了企业总资产的17。8%（Rajan和 Zingales，1995）；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商业信用超过了企业总资产的1/4；在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为7。61%（周铁铸等，）。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商业信用已成为非金融性企业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对商业信用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视角通过理论或实证对商业信用的存在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究，但鲜有文章结合融资约束的背景对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展开研究。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安排，A股市场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一些重要领域的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国家都要求保持绝对控股，一般认为，融资约束对这样的企业影响比较小。国有股比重不同的上市公司与国有银行和政府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刘康兵等，）。首先，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证券市场的最新财务数据，从需求角度对中国上市企业商业信用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再分析，根据中国国情对模型和变量方面进行了设置。然后，我们以国有股比例作为分组依据，将样本数据分为国有股比例≥50%和国有股比例<50%的两组企业组别，假设前者不受融资约束，后者受融资约束，通过比较两个样本组在商业信用行为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来检验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假说。
2 数据、计量模型 1 数据筛选和剔除
我们对数据的筛选作了如下的规定：
选择2005―20在我国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剔除样本中含有ST、*ST、PT类公司；为避免发行境内外资股或发行境外股份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样本中不含有发行B股、H股、N股的公司和进行过重大重组而改变行业属性的公司。
依据上述原则，最终选择的样本为439家公司。本文国有股比例和公司成立时间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中国股票市场财务研究数据库，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北京色诺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本文分析工具为Stata10.0. 2 变量描述（见表1）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从表2我们发现存续时间与商业信用的使用显着负相关（β=―3。124），即公司在成立初始阶段对商业信用需求会随着公司的成熟慢慢降低。考虑到因变量和自变量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加入公司存续时间的平方变量，显示其与因变量显着正相关，从而分析结论更为准确：在成立初始阶段，公司对商业信用需求很大，随着公司的逐渐成熟，对商业信用的需求确实会慢慢降低，但随着公司成长到一定时间和规模，对商业信用的需求会渐渐增加。因为此时，凭着比年轻公司信用强的优势，融资面临的约束较小，公司可以向更大的公司借入商业信用，然后再借出给融资需求旺盛但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因为成立时间短、赢利能力较差等原因，大供应商担心收回商业信用的风险而不愿向后者借出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作为一种短期融资方式，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大的公司对它的需求旺盛，计量结果显示该变量确实和因变量显着正相关，显着系数达到1%。表示在同等条件下，需求旺盛的公司得到更多商业信用。
资产报酬率表示公司的赢利能力，资产负债率显示公司的.偿债能力，两个变量和商业信用需求均显着正相关。分析结论和公司存续时间相似，赢利能力、偿债能力强的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因此商业信用的偿还风险较小，这类公司更受供给者的青睐，能获得更多商业信用。
从第Ⅰ列我们发现销售增长率为负的公司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显着性很高。可能是在公司遇到短暂性的经营困难时，会继续对原材料有强烈的需求，以维持正常运转。第Ⅴ列计量结果与第Ⅰ列结论一致，对国有股比例<50%的公司样本，其规模、存续时间和公司对商业信用需求的相关性不明显。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仍然和因变量显着正相关。仍然是销售增长率为负的公司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更大。第Ⅲ列中公司规模和应付账款相关性不大。公司存续时间和应付账款显着负相关，显着性达到1%，并且与存续时间的平方项显着正相关，显着性也达到1%。这个结果和第Ⅰ列结论一致，并且系数是其相关项的近4倍。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资产负债率和因变量显着正相关。说明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大、资产负债率高的绝对控股公司商业信用的需求较大。
对比后我们发现，第Ⅲ列、第Ⅴ列在资产报酬率上差异很大。前者与之无关，后者与之则是显着相关。这印证了本文初始的假设：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和国有非绝对控股公司面临着不同的融资约束。国有绝对控股公司，由于其绝对控股地位与金融机构联系密切，使其有更多充足的资金来源，在融资时，资产报酬率和销售净利率是影响公司商业信用的获得和需求的重要指标，但计量结果显示无关，国有绝对控股公司融资不受限制，因而无须依赖这些指标，而国有股比例<50%的公司融资受限制，需要这些变量向金融机构或上游公司发出自身或优质或劣质的信号，才能获得商业信用。
为了检验以上的变量关系和显着性在不同行业中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我们在表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结果显示加入行业虚拟变量后，尽管自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前面的结果略有差异，但所反映的信息基本相同：各因变量保持了应有的显着性和预期符号，有些因变量的显着性在加入行业变量后甚至加强了。因此，本文的模型在不同行业间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4 结 论
本文采用最新数据，研究在当今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行为，并从商业信用角度检验了融资约束理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公司存续时间与商业信用的使用显着负相关，而与公司存续时间的平方显着正相关；在同等条件下，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大的公司得到更多商业信用；赢利能力、偿债能力强的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能获得更多商业信用；销售增长率为负的公司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显着性很高。
然后我们通过比较国有股比例不同的两组公司投资行为，发现两组样本公司在资产报酬率和销售净利率这两个关键指标上存在显着差异：国有绝对控股公司的商业信用的获得和需求与这两个变量无关；国有股比例<50%的公司商业信用与这两个变量显着相关。证明融资约束假设成立，国有股≥50%的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和国有股比例<50%的公司面临着不同的融资约束，并且前者面临的融资约束小于后者。
本文关于公司商业信用行为的部分结论和当前的主流观点一致，也有部分结论与常理相悖，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非常理”行为公司主体在特定经济环境和体制下作出的选择，这些结论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Petersen，M。，Rajan，R。Trade Credit：Theories and Evidence[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0）：661―691。
篇2：我国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论文
我国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论文
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1981年―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因素很多，比如税收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数、税收体制等等。经过比较分析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等变量对财政收入的不同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税收，其次是国内生产总值，同时发现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税收和GDP两个因素，并且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有绝对地位。最后本文根据此结论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关键词：财政收入；税收；国内生产总值
一、引言
财政收入是一国政府实现政府职能的基本保障，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及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凡的作用。首先，它是一个国家各项收入得以实现的物质保证。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通常是衡量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其次，财政收入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研究财政收入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各项税收收入，此外还有政府其他收入和基金收入等。同时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规模还受到经济规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就建立财政收入影响因素模型，实证分析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为如何合理有效地制定我国的财政收入计划提供一些政策性建议。
二、影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研究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经济变量。回归变量的选择是建立回归模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遗漏了某些重要变量，回归方程的效果肯定不会好；而考虑过多的变量，不仅计算量增大许多，而且得到的回归方程稳定性也很差，直接影响到回归方程的应用。通过经济理论对财政收入的解释以及对实践的.观察，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因素主要有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数等。
（1）税收：税收具有征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点，可以为政府履行其职能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2）国内生产总值：会促进国民收入，从而会提高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居民储蓄量，并与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一定的同向性。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通过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源，进而拉动财政税收收入整体增长。
（4）就业人数：就业人数的上升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间接影响财政收入的增加。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为源，使用了1981年―2009年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数的数据，数据真实可靠。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数据做取对数处理，利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排除以往模型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建立财政收入影响因素更精确模型，分析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2、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财政收入Y（亿元）为因变量，税收X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X2（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3（亿元）、以及就业人数X4（万人）4个经济指标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函数，即
InY=C+C1InX1+C2InX2+C3InX3+C4In
3、模型的分析
利用E―views对上述基本模型进行OLS参数估计得到如下结果：
其中：所有方程括号内均为t值，R2=0。991156 F=672。4216
首先，由于税收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一定的同向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刺激GDP增长，间接使财政税收收入整体增长；就业人数的上升明显使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财政收入一般和税收、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数呈正相关关系，即C1至C4应该均为正值。而且财政收入中税收应占很大一部分比重，即C1的数值应该比较高。上面模型得到的C1和C2都为正符合经济理论，但C3与C4却为负与经济理论相悖。其次，税收、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的t统计量值分别为4。596、4。353、2。153、―4。304。在显着性水平为0。05时，t（29―5） =2。064，可见它们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显着的。再次，模型的F值为672。4216，在显着水平为0。05的情况下， F（4，25）=2。76，所以拒绝方程不显着的假设则回归方程显着。由此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税收水平高低，国民生产总值规模的大小是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财政收入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可决系数R2=0。991156，模型的拟合程度很高，即我国的财政收入可以很好地被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来解释。
4、模型的修正
首先根据向后剔除法我们将回归模型剔除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数，结果如下：
财政收入不仅受税收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GDP又是影响这些因素的一个重要指标。模型中变量lnX1通过了t检验且C1值较大，说明税收是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因为毕竟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绝对地位。尽管C2的t值没有通过检验，可能由于经济变量之间固有的惯性、模型设定的偏误等原因所导致。因此lnX1与lnX2仍全部保留在方程中，即方程为InY=0。5377+0。8555InX1+0。0797InX2的值也很高，这样得到财政收入模型的形式变得更为简洁，拟合的效果又好。
5、模型得到的结论
（1）该模型的经济意义很明显，即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税收和国内生产总值两个因素。lnX1的系数为财政收入的税收弹性，即税收增加1%，财政收入将增加0。8555%；lnX2的系数为财政收入的国内生产总值弹性，即GDP增加1%，财政收入将增加0。0797%。可见税收变化相当影响财政收入的变化。
（2）两个弹性系数之和为0。9352，与1非常接近，说明财政收入的增加基本上全部来源于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
（3）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高度相关，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增加财政收入不一定要采取提高税率、增加税种这样的税收手段，如果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财政收入的规模也会随之扩大。
三、相关对策分析与建议
（一）财政收入与税收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1、加强税收征管，提高财政和税收收入
目前，我国的税收已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税务部门要大力组织税收，确保国家税收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这就要求税务机关要依法治税、依法征税，通过加强各方面管理和服务工作，不断提高税收征收率，保持税收随着经济的发展平稳增长。
2、加强税费改革、推进税制改革调整各项税收政策
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具有内在稳定器的功能，对经济运行产生调节作用。进行税费改革并不意味着把所有的政府收费全部改为征税，而是要将两者之间的比例保持在合理的区域范围内。国家可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税收政策来调控经济总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二）财政收入与GDP的对策分析与建议
1、保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合理并促进共同增长
保持财政收入合理的规模，首先要使财政收入增长同步于GDP的增长；其次，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基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未来的几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宏观财政政策，才能确保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合理化。因此保持财政收入和GDP的共同增长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宏观财政政策做后盾。
2、扩大GDP总量，提高财政收入
GDP的增长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前提条件，财政收入的增长有赖于GDP的增长的同时也会受到GDP增长的约束。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牵引力依赖于投资、消费需求始终不足，但是投资、最终要转化为消费并受制于消费，因此应减少投资需求的膨胀，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来提高财政收入的增长。
参考文献：
[1]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4]马海涛。中国税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篇3：制造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论文
关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以深沪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分配率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分配率显著负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营业收入增长率、股东权益对数以及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对制造业现全股刺政策的影响不显著。
论文关键词：股利政策 制造业 现金股利
一 文献回顾
关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国外比较流行的理论主要有“一鸟在手”理论、MM无关论和税差理论、顾客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代理成本理论等。国内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类是研究单个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一是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陈洪涛、黄国良以—沪深两市的A股作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二次函数非线性回归两种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存在“U”型关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成反比，股本规模及股权相对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没有影响。唐国正()罚究得出股权二元结构下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产生再分配效应——流通股价值向非流通股转移，分配现金股利可能是大股东的掠夺行为。袁振兴、杨淑娥()以沪市至进行过现金股利分配的58家公司的1241个现金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高度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股权相对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权益性现金股利正相关，与收益性股利负相关。二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等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朱云()以1994年至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认为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能够增加现金股利支付率。姜秀珍(2004)以至沪深两市的公用事业、能源电力和路段隧道三类A股为研究样本，认为现金流不确定性时，理性的经理人会支付较低水平的股利。第二类是研究多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朱明秀(2005)认为现金股利政策受公司盈利能力、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企业规模的显著影响。唐国琼、邹虹(2005)以20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每股收益、货币资金、负债比例、企业流通股比例、企业规模、权益净利率对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孙亚云(2006)的研究表明盈利能力、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股本规模成长性等对现金股利政策有影响。第一类研究仅考虑单一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够全面，有失偏颇。第二类研究虽然同时考虑多个因素的影响，但较少关注特定行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制造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数量较多、上市时间相对较长、现金股利政策相对稳定、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以其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较多，大致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限制、大股东的分配偏好、税收因素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分析内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1)资本结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受资本结构的制约。若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率过高，会使资本成本上升、资本结构失衡，发放现金股利会加剧财务状况恶化。因此一般情况下，负债比率高的公司更倾向于增加内部融资和权益资本，一般不派或少派现金红利。本文用资产负债率表示公司的资本结构。
假设1：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资产负债率成负相关
(2)筹资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受其筹资能力的限制。公司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可以将利润留存，少发甚至不发现金股利，也可以一方面发放现金股利，另一方面借款或发行新股筹资。对于那些规模小、快速成长的企业而言，由于其在二级市场上筹资比较困难，后一种方案并不可行。因此这些公司往往减少现金股利支付、尽量多留存利润。本文用股东权益的对数表示公司的筹资能力。
假设2：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股东权益的对数成正相关
(3)盈利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能力。一般而言，企业的盈利越强，其股利支付率越高，因为盈利强的企业对保持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更有信心。如果盈利低，一方面对未来资金的来源无法预测，另一方面也表明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外部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企业只能留存利润以应付未来的资金需求。本文用每股收益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
假设3：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收益成正相关
(4)股权结构。股利政策会受到现有股东对股权控制要求的影响。一些大公司试图通过股利政策来稳定其在长期经营中已形成的控制模式。为了避免新股东加入打破目前的控制格局，尽量发放较低的股利，以便从内部留利中获得所需资金。就许多中小型公司来说，如果现有股东无力购入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将被稀释，现有股东会更倾向于采用债务融资或内部留利的筹资方式。我国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由于股权的集中，使得国有股股东在股权的平等性和股权利益的一致性方面均与其他股东存在较大差异。国有股的委托代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容易落在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手中，进而可能损害所有者的利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对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股权结构也是形成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之一，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嫌疑。股利分配的决策取决于控股大股东的利益取向及配股的需要。本义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公司的股权结构。
假设4：现金股利分派率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5)资产的变现能力。企业股利的支付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其资产变现能力的限制。股利通常以现金形式支付，然而大量留存利润并不等同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有的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本文用每殴经营现金流量表示公司的资产变现能力。
假设5：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成正相关
(6)投资需求。企业的股利政策应以其未来的投资需求为基础加以确认，如果公司有较多的投资机会，往往会采用低股利支付率，将较大比例的盈利留存以用于企业再投资。如果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高，其投资需求也较高，会扩大企业规模，那么将采取低股利政策。本文采用营业收人增长率表示公司的投资需求。
假设6：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二)样本选择在20深沪上市的912家制造业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有354家，剔除2家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最终获得35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EVIEWS3．1。
(三)变量定义因变量：现金股利分派率(PAY)。自变量：本文采用六个自变量，分别是资产负债率、股东权益对数、每股收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具体的变量说明见(表1)。
(四)模型建立根据假设，本文构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PAY=+DR+SIZE+EPS+LARGE+CPS+zz+，其中，为待估参数，为随机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深沪2005年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公司有354家，占比38．7％，派现公司的比率不高。从(表2)
可以看出，样本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平均值0．154，股利支付率较低；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0．449，最大值为0．856，最小值仅为0．047，说明样本公司资本结构较为合理，不存在很大的偿债风险；每股收益均值相对比较低，说明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待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仍然占很高的比重，接近全部股份的半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这是造成大股东利用权利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进而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前提。完善治理结构，这样才能使得上市公司在机制上保证投资者尤其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体现普通投资者的意愿；每股现金流最大值和最小值有很大差别，这与制造业的行业性质有关，不同规模企业的现金流差别很大，这也造成公司的各项投融资与股利政策的差别；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为0．230，在传统行业中此指标值偏高，最大和最小值差异很大。样本公司中每股收益为负数的有3家，每股现金流量为负数的公司有32家，分别占样本公司的0.85%和9.1%。这说明上市公司还是根据盈利能力来制定股利政策，基本上不会采取不理性行为，说明上市公司没有存在大股东恶意的现象存在。
(二)相关性分析(表3)
反映自变量之间pearson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最大为0．515，均小于0．8(共线性中相关系数的经验值为0．8)，初步判断，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 (三)回归分析用EVIEWS3．1软件进行回归，计算出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具体见(表4)。
通过多元回归，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看，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325，模型的回归效果较好，DW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F值为27．680，说明整体解释能力比较强。
(2)从资本结构来看，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负债率高的公司不易筹集资金，尤其是制造业，资产的规模与质量对公司的偿债能力有很大影响，所以公司倾向于内部融资，从而造成股利发放率低。这也证实了唐国琼与邹虹(2oo5)、孙亚云(2oo6)研究结论在我国制造业的适用性，假设1成立。(3)从筹资能力来看，股东权益的对数和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不大。这与我国国情基本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筹资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规模大的公司易于筹集资金，所以可以有较高的股利发放率。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壳资源稀缺现象表明上市公司本身即是一个很大的融资工具，公司的筹资门槛和筹资成本都较发达国家低，所以在考虑现金股利分配时并未考虑公司规模即筹资能力对其的影响。所以假设2不成立。(4)从盈利能力来看，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具有较高盈利能力时，倾向于高股利政策。优秀的业绩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润可供分配，因此会相应提高公司现金股利的可能胜。本文关注的制造业，风险相对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较小，盈利能力稳定但利润增长率相对较小，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我国制造业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很小的盈利波动即会引起公司现金股利的变动，这也证实了朱云等(2004)提出的仅仅政策引导对于构建健康的股利政策还不够，还需要盈利能力支撑，当前的关键是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假设3成立。(5)从股权结构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负相关，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动机不明显，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2005年不存在高管恶意现象。相反，由于近年证券市场法制的不断完善，包括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要求等各种配股条件都相应提高，所以各公司必须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才能达到各种配股条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被遏制，现金股利分派率降低。这与唐国正等(2005)提出的股权二元结构下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理论相违背，假设4不成立。(6)从变现能力来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部分公司在负现金流的情况下还分配现金股利。公司的现金股利通常是以现金形式支付，但大量留存利润并不意味着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因为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其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也有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我国制造业的具体情况是，现金股利分配率低下，且分配公司少，现金流均值不大，从历史数据来看，现金流波动不明显，这些都是我国的特殊情况，与市场风险是不符的。所以企业管理者在制定殷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姜秀珍(2004)的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假设5不成立。(7)从投资需求来看，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指标本身，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其他业务收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和可操控性，所以指标值是否能正确反映企业的成长能力有待考察；二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假设6不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2005年我国制造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发现资本结构与股利分派率呈负相关，而盈利能力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著正相关。股本结构、成长性、企业规模、现金流等对制造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显著。建议一是增强盈利能力。高派现、高回报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良好业绩，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不高制约了派现水平。为了提高现金股利分配能力，必须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二是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是股利分配行为理性回归的重要条件。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设立时间不长，与国外相比，我国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投资理念不成熟，看重股票资本利得收入，期望从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中获取收益，发放股票股利、配股在我国都曾一度被认为是利好消息，忽视现金股利。投资者这种不注重现金回报、不注重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投机性参与理念，助长了上市公司不合理的现金股利分配行为。为此，需要提高投资者素质，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让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得到市场的认可。三是进一步完善有关股利分配的法规和政策。参照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股利分配政策，结合我国实际，有关部门应当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原则，由上市公司制定具体的分配方案，在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减少股利分配的随意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法律角度约束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我国上市公司每年的股利政策均有显著不同，影响因素并不具有连贯性。随着环境和制度的变化，各种因素对股利政策的制约和影响将如何变换，还需进一步观察；本文是以制造业分配资料为研究基础，但不少上市公司进行了中期分配，中期分配是否和年度分配具有相同的含义和影响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篇4：长株潭农民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论文
关于长株潭农民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论文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 21 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宏观上看，城市化是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能推动快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避免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微观上看，城镇化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径。因此，许多研究基于政府层面指出了城镇化的重要性以及探讨了如何进行城镇化。那么从农民角度来说，他们是否都主观愿意进行城镇化，从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过渡到城市的消费和生活习惯呢？农民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迁移意愿将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对其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推进湖南省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相关文献回顾
1984 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镇落户务工经商。这一政策给农民进镇,推进农村城市化带来了良机。朱文忠、杨章明通过对当时应运而生自发城镇化的成功典范——上海市洪庙镇和浙江省龙港镇进行调查，探讨了农民城、小城镇发展的动因和意义。对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总结可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外力推动三种模式。以齐康、夏宗玕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城镇化动力机制主要为自上而下，包括国家大型企业重点项目的建设、原有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其潜力扩散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四种形式。以刘传江为代表的的学者总结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胶东模式、六里坪模式认为城镇化动力机制主要为自下而上。以顾朝林等代表的学者综合前人研究，分析了三种动力机制各自特点。农村地区人口的迁移是城镇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历史上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口流动的原因、规律，藉此探讨城镇的成长机制。
2.理论分析与基本假设
基于国内外已有相关理论成果及课题组实地调研数据，本文将影响农民迁移意愿的变量分为三类，即农户的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所处区域社会特征变量，并提出假设。
2.1 农户的个体特征变量
包括农户的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四个子变量。
（1）一般而言，年龄越大城镇化意愿越小，他们更愿意在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安享晚年，叶落归根观念强烈。而年轻人更向往大都市，追求现代化、新潮流，城镇化意愿更强烈。随着年龄的增长，城镇化意愿逐渐减少。
（2）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城镇化带来的好处越了解，眼光更长远，思考更周密，城镇化意愿越强。相反，教育程度低的人，思维禁锢在祖代相传的土地上，城镇化意愿低。
（3）已婚者在农村有着家庭的羁绊，有着赡养老人的责任。另外，已婚者上有老人下有小孩需要照顾，在城镇生活经济压力会比较大。因此相对未婚者，城镇化意愿较低。
（4）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城镇化意味着会暂时失业，生活失去经济支撑，其意愿较低。而以非农为主的农民，城镇化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拥有更多机遇，城镇化意愿高。
2.2 农户的家庭特征变量
包括家庭主业、人均收入、人均耕地和有无在读学生四个子变量。
（1） 家庭主业以农业为主的家庭，对农村的依赖性很强，城镇化意愿较低。而相比较而言，以非农业为主的家庭城镇化意愿较高。
（2） 人均耕地较多的家庭，非常担心城镇化之后会低价甚至无偿占用自己的土地，城镇化意愿低。相反人均耕地较低的家庭，更倾向于城镇化后流转自己的土地，城镇化意愿较高。
（3） 人均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更有能力承担城市的消费水平，因此城镇化意愿更高。
（4） 现在农村对教育非常重视，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有所成就。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其80%的家庭活动是围绕孩子，有在读学生的家庭出于想提供给孩子更好的学习机会，进行城镇化意愿更强烈。
3.样本情况与实证研究
3.1 调研实施及样本分析
本次调研以长株潭为中心，抽取了湘乡市山枣镇、湘乡市虞塘镇、韶山市如意镇、株洲市朱亭镇、株洲三门镇、株洲龙潭乡、宁乡县玉潭镇、望城县丁字镇、浏阳县古港镇 9 个镇，在抽取地朋友的帮助下，调研回收问卷 210 份，经整理有效问卷 168 份，问卷有效率 80%。调查对象是 15—64周岁有劳动能力的常住农村居民。
3.2长株潭农民城镇化意愿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 SPSS13. 0 对所调查的 168 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了 LOGIT 回归处理。从表 2 可以看出,有 64 户没有城镇化迁移意愿的农民被正确预测为没有意愿,而 4 户没有意愿的农民被预测为有迁移意愿,正确预测率为 94. 1%。同时, 2 户有城镇化迁移意愿的农民被预测为没有迁移意愿,而 98户有城镇化迁移意愿的农户被正确预测为有迁移意愿,正确预测率为 98.0% ,总的正确判断率为96.40%。这表明回归方程有效。
4.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长株潭 210 位农民的调查表明，61%的农民愿意进行城镇化，希望城镇化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条件、子女教育条件等等，而不愿进行城镇化的农民一部分担心城镇化生活消费增多，生活压力增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难融入新的城镇，没有归属感等。另一部分则认为农村空气好，食物纯天然，有益于身体健康。同时，农村人口稀少，不像城镇里那么拥挤，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对长株潭城市化发展进程提出以下 3 点建议：
1. 提高城镇化的生活质量，增加农民城镇化预期；
2. 优先发展就近城镇化；
3. 积极促进土地流转。
篇5：居民对于公共卫生的预防保健需求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
居民对于公共卫生的预防保健需求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
【摘 要】目的：探究居民对公共卫生预防保健需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方法：采取整群抽样方式进行样本采集，抽取本区.1～.4年间1120例成年居民作为本次观察对象，并使用调查问卷方式，对居民公共卫生预防保健需求，并对影响居民预防保健需求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方程进行计算，分析居民预防保健影响因素。结果：我区基层医改基线调查统计中居民需求较高为个体化慢性病管理以及体检，分别占总人数71.3%、70.0%。结论：应当完善相关卫生预防保健项目开展，并且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对于其社区居民需求以及健康知识提高起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居民；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以及居民寿命不断上升，导致其慢性疾病发病率正逐年上升，其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发病率风险在不断增加，因此，临床上实施有效预防保健意识越来越重要[1]。预防保健实施，能够有效减少居民医疗费用，同时减少疾病发生。而疾病预防措施是属于我国长期坚持卫生工作方针，近年来，对于居民预防保健服务越来越受到居民重视，而预防现于治疗意识逐渐成为共识[2]。因此，为了解居民对于疾病预防以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我国开展预防工作所带来临床意义进行探究，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取整群抽样方式进行样本采集，抽取本市2016.1～2017.4年间1120例成年居民作为本次观察对象，其中男754例，女366例，年龄21～74岁，平均（42.5±3.4）岁，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居民为654例，高中文化水平311例，大专及其以上文化水平155例。
1.2 方法 本次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方式来了解居民预防保健需求，本次调查问卷采取不记名形式进行，在居民充分了解问卷调查内容之后由参与者自行完成问卷调查，此次问卷主要包括8个预防保健项目，分别为老年人保健、计划生育、计划免疫、健康教育工作、妇幼保健、精神卫生、慢性疾病管理以及卫生预防和疫情监测，其中分为很有必要、必要、一般和不需要，并根据自身情况并相应画“√”进行选择。本次研究发放1120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为1120份，问卷回收率为100%。
1.3 观察指标 对调查居民其各个项目进行比较，包括慢性疾病管理、体检、计划外免疫、老年精神卫生、临终关怀、儿童智商监测、肥胖管理、康复治疗。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我市居民计划外保健项目需求统计 其中居民需求较高为个体化慢性病管理以及体检，分别占总人数71.3%、70.0%，详见表1。
3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且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加快，会导致其慢性疾病人数在不断增加，如何在疾病发生之前做好预防措施，是属于公共卫生预防保健重点难点问题[3]。近年来，随着新医改不断实施以及发展，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快速发展，对于其个体化卫生服务监测体系完善，并建立公共卫生保健措施是属于当前卫生服务工作中重中之重，对于人们健康方面起着重要临床意义，人们对于公共卫生保健意识逐渐增加，并满足于现代居民中日益增加预防保健需求所在，是属于全面实现全面卫生服务体系基础所在[4]。
本文研究表明，其居民保健项目需求中，个性化慢性病管理以及体检人数所占比例较大，占到总人数71.3%、70.0%。是属于居民预防保健需求主要影响因素，随着近年来慢性疾病发病率处于逐年上升阶段，慢性疾病现已经成为影响人体健康以及生活质量重要疾病之一，慢性疾病其治疗时间长，长期反复发作，不H为居民带来生活以及心理压力，同时会造成经济负担。因此，居民对慢性疾病管理需求在不断增加。根据上述原因，应当加强对居民健康教育以及知识宣传力度，以提高居民健康知识水平，并根据其具体情况，有针对性予以治疗以及护理指导措施，为推动保健工作有序开展起着重要意义[5]。
综上所述，应当完善相关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开展，并积极展开健康教育活动，能够有效提高居民以及健康知识，并为其制定合理收费计划，以提高医疗保健制度建立，能够使其卫生服务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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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亚利，荣丽，刘小平等.北京市城区社区预防保健人员人力资源现状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7，20（34）：4253-4258.
卢琼妹.学龄期儿童预防保健对儿童生长发育的作用分析[J].蚌埠医学院学报，2017，42（9）：1238-1242.
张代均，纪颖，蒋莹等.四城市企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及其对预防保健行为的影响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6，43（19）：3530-3533，3538.
沈国昌，方临猛，苏齐等.598名六灶社区咳喘病患者中医学预防保健知识现状调查[J].中华全科医学，2015，13（12）：-.
篇6：网络团购两阶段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的研究管理论文
网络团购两阶段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的研究管理论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近几年,网络团购在国内和国外都经历了从萌芽到爆发式增长、再到行业调整的过程。2008 年,美国诞生了第一家团购网站——Groupon,之后网络团购开始风靡全球;在其成立之后,实现了创立 7 个月开始盈利和创业 1 年半内上市的神话;随后,数以百计的模仿者进入网络团购行业,但仅仅一年之后,大部分网站被破产清算。2010 年,中国也诞生了第一家团购网站——满座网;短短一年之后,新成立的团购网站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团购行业出现了“百团大战”的局面;到了 2012 年,团购行业开始“大洗牌”,一些资质不足、信誉度低、资金实力弱的团购网站退出竞争;现阶段,团购行业逐渐成熟,出现了美团、大众点评、拉手网、糯米网、窝窝团和聚划算等一大批资质足、信誉度高和资金雄厚的团购网站。
近几年,网络团购不断普及,逐步影响着人们的购物方式。由于之前计算机和网络购物的普及,网络团购引入中国后便得到迅猛发展,深受各个群体的喜爱。仅仅过了几年时间,网络团购模式就被广大消费者普遍接受,尤其得到了众多年轻人和中青年人的认可。我国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调查显示,截至 2015 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的使用率约为 49%,网民数量接近6.7 亿;同时,团购用户的数量接近1.8 亿,同比去年增加 2.2%。换而言之,将近1/4 的网络用户参与了网络团购,该比例在年轻人当中会更高。
团购网站迅猛的发展势头与其优势大有关系。一方面,对消费者而言,我国消费者喜欢组团消费,聚集不同的消费者形成价格联盟,以数量优势增加自己的议价能力并获得折扣优惠;另一方面,在库存和经营业绩的双重压力下,商业也愿意与团购平台合作。这些原因使得团购网站、商家和消费者都能从中获得经济收益,实现三方的共赢,推动网络团购的发展。
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为服务型和体验型的商业团购,即商家和顾客都通过第三方团购网站交易服务或体验型产品,例如通过美团网团购电影券。此类团购行为具有“线上购买”和“线下体验”的两阶段特征,在第一阶段顾客决定团购券的购买金额,在第二阶段顾客规划团购券的使用时间。此时,传统的单阶段团购行为模型不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团购行为“线上购买”和“线下体验”的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
.......................
第二节 研究动机
正是由于发现团购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拟对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行探讨,通过参考 Xueming 等(2014)在《Journal of Marketing》上的研究成果,结合简化的技术接受模型,提出了模型的初步框架。其研究目标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在两阶段行为的视角下,建立网络团购行为的修正模型。目前,现有的网络团购理论都将团购行为视为“单一阶段行为”,与普通的消费行为并无差异。但是在网络团购模式下,团购行为可分为购买团购券券行为和使用团购券行为,存在两阶段特性:在第一阶段,消费者决定购买团购券的金额和数量;在第二阶段,用户规划使用团购券的时间。本文结合 Xueming 等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网络团购行为的修正模型。
第二,检验影响因素在第一阶段行为(购买团购券)和第二阶段行为(使用团购券)的影响效果是否发生变化。
第三,探究感知因素中介效应的变化。本研究将团购行为分成购买团购券行为和使用团购券行为,探索这两阶段感知风险和感知有用性中介效应的变化。
第四,得出提升团购公司业绩的意见和建议。对比其他学者和本研究的异同,为管理者提供优化营销效果的'意见和建议。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过程可以用技术路线图来表示,具体见图 1-1。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网络团购
一、网络团购的定义
网络团购,也称在线团购或网络合购,是一种新颖的商业模式,指利用互联网来聚集购买同一产品的顾客,以数量优势增加买方的议价能力,使买方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该产品。从古至今,团购就是一种深受欢迎的交易模式,但是受到地域、信息扩散等方面的限制,它遇到了应用范围较小、响应成员有限的瓶颈。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团购模式仅仅应用在能源和大宗消费品等领域。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团购模式与互联网相结合,突破地域、信息扩散和辐射范围等方面的限制,形成网络团购模式并逐渐普及。
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为服务型和体验型的商业团购,即商家和顾客都通过第三方团购网站交易服务或体验型产品,与其他标准化产品的团购行为相比,此类行为具有“线上购买”和“线下体验”的两阶段特征。
国外,早在 2008 年就诞生了网络团购。Groupon 在美国迅速发展壮大,不断融入美国人民的生活,成为他们的一种购物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Groupon 实现了创立七个月开始盈利和创业一年半内上市的神话,但是更多的团购网站相继在2010 年左右破产。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与网站运营模式有关,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与西方国家的个人主义精神有关。
反观国内,网络团购也经历爆发式增长到稳定的发展过程。2010 年国内诞生最早的团购网站,2011 年团购行业出现了“百团大战”的局面,到 2012 年团购行业开始“洗牌”,一些资质信誉度低、整体实力弱的团购网站退出市场。目前,大约 1/4 的网民是网络团购用户,在青年人网民中这比例会更高。我国的网络团购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喜欢组团消费,便于形成暂时的价格联盟,以数量优势增加议价能力、获得低价优惠,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库存和销量的压力下,愿意与团购网站合作提高经营业绩。这些因素能促进消费者、商家和团购平台的三方共赢,推动网络团购在国内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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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消费行为的相关模型
传统的消费者行为学认为,消费者行为是一个黑匣子,包含了消费者刺激、消费者心理决策和消费者反映三个过程,其中消费者行为是消费者心理的外在形式。 消费者行为模式是对顾客购买行为程序的描述,包括消费行为和影响变量两方面。国外的学者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归纳出很多种消费行为的模型,主要有 5 种:S-O-R模式、尼科斯亚模式、BEK 模式、霍华德谢斯模式和科特乐模式。 一、S-0-R 模式
“刺激-心理-反应”模式,也称 S-O-R 模式,是瑞耐德(Reynolds)基于心理学基础理论而提出的消费者行为模式。该理论认为,人类行为模式一般是 S-0-R 模式,其中 S 代表消费行为的刺激因素,O 代表消费者行为主体,R 表示消费者对应的[:请记住我站域名/]行为反应。如图 2-1 所示。
二、Nicosia 模式
1996 年,尼克斯亚(Nicosia)在《消费者决策程序》书中提出,消费者的行为过程可以用决策程序的流程图表示,在消费者的决策过程可以用这一过程进行模拟,具体见图 2-2 所示。
......................
第三章 理论模型和假设 ........... 21
第一节 模型构建思路 .......... 21
第二节 模型假设 .............. 23
第四章 实证分析和结果 ............... 37
第一节 问卷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37
第二节 信度和效度分析 ............ 38
第五章 研究结论和建议 ............... 65
第一节 结果分析 .............. 65
第二节 管理启示与建议 ............. 71
第四章 实证分析和结果
第一节 问卷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回收 236 份有效问卷,具体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4-1 所示。
(1)性别方面,女性用户略多于男性用户,共 133 人,占样本的 56.4%。由于女性对网络消费的热衷程度,本文这一数据与网络消费类调查报告相符合。
(2) 年龄方面,以 19—24 岁和 25-29 岁的消费者居多,累计占比 88.6%。同时,未成年人和中老年样本数量很少。这些数字说明年轻人更加乐于接受网络新鲜事物,是网络社会的主人公,这一点也符合实际情况。
(3)学历方面,以大专、本科和硕士占比例最多,分别占比 19.1%、51.3%和 19.0%。现有的研究表民个,网络团购的主要客户群体是学生、公司白领,这两类用户的学历普遍集中在专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三个阶段,这也与现实相符合。
(4)可支配收入方面,15001—3000 元、3001—5000 元和 5001-7000 元分别占 30.9%、27.5%和 22.9%,也符合团购行业学生和白领两大主力群体的收入水平,因此这一点也符合实际情况。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和建议
首先,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两阶段团购行为,构建出团购行为的修正模型。其次,对团购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整理,从个体特征、产品信息、网络零售商特征和感知因素四个层面提出团购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在研究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两个阶段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对比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变量作用效果的变化情况。
第一节 结果分析
一、人口统计变量分析
(一)性别
本文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对价格存在显着的差异。女性对团购商品的价格更加敏感,而男性倾向对价格、折扣、属性、信息质量和其他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性别和价格的关系,促使团购网站加强对女性用户的营销工作。
(二)年龄
通过不同用户组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在价格、折扣优惠、网络经验、团购经验和感知风险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别。
第一,价格方面。“小于25岁”和其他用户组存在显着性差异。对于该结论的解释可能是:一方面,青年人长期生活在网络环境中,善于搜索和比较不同团购商品的价格,总能购买到价格低廉的团购商品;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原因,青年会对团购商品的价格更加在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用户对工作的关注度更高,对价格的敏感性也更低,所以该年龄组的用户在价格上存在显着的差异。
第二,折扣优惠方面。“25岁以下”和“25—29岁”、“25—29岁”和“超过30岁”有显着差别。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年龄和折扣优惠有显着的正相关(r=0.307,Sig=0.017),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生活和工作经历的积累,用户变得更加会过日子,对团购商品的折扣幅度更加敏感。
第三,网络经验方面。小于25岁和超过25岁的网络经验有显着差异,更高年龄组的组间无显着差别。对此可能的解释为:年轻人在出生、成长和工作阶段都接触网络,网络经验十分丰富,而其他更高年龄组的用户接触网络的时间比较晚、对网络不是十分熟悉,因此小于25岁用户组与其他更高年龄组有显着性差异。
第四,团购经验方面。小于25岁和超过25岁用户组有显着的差别,得分均值低于其他两组;而更高年龄组的组间并无显着的区别。该结果的原因可能与上文类似:一方面,小于25岁的年轻人经常网上冲浪和网络购物,对网络团购的接纳速度也更快;另一方面,受身边人的影响,小于25岁的年轻人在学校和工作中更可能进行团购消费。
第五,感知风险方面。小于25岁和超过25岁用户组有显着的差别,得分均值低于其他两组;而更高年龄组的组间并无显着的区别。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是:小于25岁的用户经常进行网上冲浪和网络购物,因此对网络团购的感知风险更低;而更高年龄组的用户对团购团购的了解较少,对网络团购也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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